達爾文的革命
達爾文的革命是19世紀科學中的主要革命。它摧毀了以人為宇宙中心的宇宙觀，而且“在人的思想中引起了一場比自在文藝複興時期科學得以再生以來任何其他科學的進步更偉大的變化”（邁爾1972，987）。達爾文的革命是人們通常所列舉的科學中的偉大革命中所提到的唯一的生物學革命。人們通常列舉的科學中的偉大革命，一般都與自然科學家們的名字聯係在一起：哥白尼、笛卡爾、牛頓、拉瓦錫、麥克斯韋、愛因斯坦、玻爾和海森伯。正如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953，16：285）敏銳指出的，達爾文革命是給予人類自我陶醉的自我形象以沉重打擊的三次革命之——其他兩次革命是哥白尼的革命和弗洛伊德本人開始的革命。而且，達爾文革命與科學中所有其他革命不同，因為，就我所知，它是在對其理論的第一次充分表述包含著它將產生一場革命這樣一個正式宣言的唯一一次革命。
達爾文進化論的巨大的革命影響在某種程度上產生於超出科學之外的內容，產生於人們所說的並存的思想革命。甚至對於科學家們的反應來說，這也是事實，因為科學家同其他人一樣，其看法要受到他們的哲學淙教及其他先入之見的強烈影響。所以，達爾文的一位批評家堅持認為，《物種起源》對他的“道德趣旨”造成了“很大的衝擊”。他說，達爾文是從“原因是上帝的意誌”這個觀點出發的。這位批評家說，他能夠“證明”上帝“代表著他的創造物的利益”，而且他擔心，達爾文提出的另一種觀點最終將使人類“受到一種可能使它變得野蠻和殘忍的傷害”。他還擔心，達爾文將使“人類敗落到一個比以前它曾陷入的更嚴重的退化和墮落的境地，因為它的文字記載向我們表明了它的曆史”。這些擔心出現在劍橋大學伍德沃德地質學講座教授寫給達爾文（達爾文，1887，2：247－50）的一封信中。該信最後的署名是“您的忠實的老朋友”亞當·塞奇威克。這個頗具感情色彩的說法強調了赫胥黎對達爾文的告誡中的預言的事實。赫胥黎曾警告達爾文（同上，231）：“除非我犯了一個極大的錯誤，不然你就要受到相當多的侮辱”。
達爾文對革命的看法
在1848年革命席卷歐洲11年之後，達爾文在1859年出版了他的《物種起源》一書。他寫就《物種起源》最後一稿時，正是《共產黨宣言》發表10年之後。《共產黨宣言》不僅宣告了一場即將來臨的革命，而且也使為進行政治和社會革命而采取的行動製度化。達爾文在19世紀40年代和50年代期間閱讀的雜誌中有大量談論政治革命、革命活動，甚至科學中的革命的文章或文字。盡管在英國有一些工業不穩定的跡象，但是，英國人並未感覺到革命的威脅；他們唯一的革命經曆要上溯到1688年的那些日月，而且，與1789年或1848年的革命相比，光榮革命可以說是一個相當平靜的變革。所以，英國的科學家和哲學家可以以一種超然的安之若素的心態來認真思考革命，至少是科學中的革命。在《物種起源》出版前幾十年，達爾文可能早已熟悉革命變革的形象（詳見&19.1），而且他在自己的書中有好幾次明顯談到科學中的革命。
在此，達爾文稱讚賴爾的“自然史中的革命”。此外，討論“地質記錄的不完全”時，達爾文寫道，“在我們的古生物學思想中發生了一場革命”。在《物種起源》的最後一章（其中對他自己理論作了充分的和正式的聲明）中，達爾文直率地說：“我在本書中所闡述的見解，或者有關物種起源的類似見解，一旦普遍地被采納，那麼我們就可以隱約地預見到，在自然史中將發生一場重大的革命”。這個表述有一種特別的達爾文的韻味。它以一種人們所熟知的達爾文獨有的謙虛體現和包含在“我們可以隱約地預見到”這些詞中，但是，它接著又大膽地和有力地宣告“一場更大的革命”。
在一個正式的科學出版物中聲言革命這件事，在科學史中似乎是沒有先例的。許多科學家在通信或手稿中，在筆記或個人的研究日記中都寫道，他們自己的工作或者是革命性的，或者是引起或產生革命的。拉瓦錫在巴黎科學院宣讀了一篇後來發表的論文，該論文提到新的化學，以及必然要用革命（化學基礎中的革命，因而影響到教育）特有的字眼創造出一種新的化學命名法，但是，就像達爾文一樣，他在充分描述新的理論時，沒有使用“革命”這個術語。
我們沒有有關達爾文關於革命或關於科學中的革命的思想發展的直接證據。他肯定熟悉居維葉所使用的地質學意義上的革命概念。賴爾的著作繼續了這一傳統。賴爾的《古人類的地質證據》（1914）中有一章論述了過去時代的“許許多多巨大的地質學革命”。我們從達爾文的自傳中還得知，他把法國大革命與暴力聯係在一起。在描述他在劍橋同亨斯羅教授的交往中親眼目睹的一個可怕的事件時，達爾文寫道，它是一幕“幾乎同法國大革命時期人們可能經曆過的相似的可怖景象”（1958，65）。他說的是，有兩名盜屍的罪犯被逮住了；當他們被押送到監獄去時，“忽然來了一幫凶惡的流氓，把他們攔住，從警察手中奪去了他們，並且拖著他們的雙腿，在泥濘的石子路麵上行走”。這兩名罪犯（受害者），“從頭到腳全身都是汙泥，滿臉流血：這是被這幫人踢傷和被石塊擊破的”，所以，“他們簡直好像是死屍一般”。長久地埋在達爾文記憶中的這個暴力的經曆，使我們進一步確信，對於達爾文來說，科學中革命的概念並不是一個暗指變化的無用的隱喻，而是指侵犯科學知識的既成體係的基本信念的完全改變。
早在Iw年1月11日《物種起源》發表10年半之前，達爾文寫信給英國博物學家約瑟夫·胡克爵士（1887，2：23）說：“光明終於閃現出來”。“我幾乎確信（與我原來所持的觀點相反），物種不是（它就像是坦白一次謀殺）永遠不變的”。我們也許可以同意已故的沃爾特·費伊·坎農的說法（1961）：達爾文的確是在認真思考謀殺，思考“賴爾根據他的關於永恒的穩定性的均變論原則所擁護的對一切東西的殺害”。
在此後十五年時間裏，達爾文從把科學中的反叛的暴力看作是“謀殺”（破壞）既成的思想這個1848年以前的觀念發展到在1859年驕傲地宣告“一場重大的革命”。在提出謀殺（破壞）和革命這兩種看法之間的這12年時間裏，包括1848年的革命活動及其結果。這些事件在達爾文在那些年中閱讀的雜誌中是很突出的（見&19.1）。
我們有直接的證據表明，到1859年，正當達爾文要完成《物種起源》一書的寫作的時候，科學中革命的思想還是虛無縹緲的。林奈學會（倫敦）主席托馬斯·貝爾在他1859年5月的就職演說中探討了科學中的革命，這是對學會過去一年活動的評論的一部分。他說（蓋奇1938，56），“隻有在相隔很長一段時間之後，我們才能夠合理地預期任何突然的和輝煌的創新，這些創新將在任何學科的知識的特點上打上一個明顯的和永久的印記”。他繼續說，像“培根、牛頓、奧斯忒、惠斯通、戴維和達蓋爾”這樣的人的出現，“是一種偶然現象”，“他們的生活和經曆是上帝保佑的，目的是在人的周圍環境和追求中引起某個重大的變化”。關於科學革命和革命者（上述六人中有四人是活著的同時代人）的這些評論，是對他的主要觀點的一種注解：“已經過去的那一年，的確不是以任何那些驚人的發現——一它們同時使與之有關的科學部分革命化——為特色的”。這些評論或注解是格外重要的，因為在那一年中，在林奈學會中宣讀了達爾文關於進化論的初步報告和阿爾弗雷德·拉塞爾·華萊士的論文“論變種無限背離其原型的傾向”。
當宣讀這些論文的時候，貝爾一直在主持會議。研究林奈學會的曆史學家注意到，“貝爾顯然不怎麼知道或根本不知道在他正在主持的會議上關於整個生命尤其是人類生命的思想中的一場革命的開始”（蓋奇1938，56）。此言甚是！但是，在目前更為重要的是，貝爾意識到在科學中發生了革命，而且生命科學正在為革命作準備。達爾文在《物種起源》中關於自然史中一場即將來臨的革命的論述，可以看作是對貝爾以主席身份所作總結的一個直接回答。
達爾文革命的早期階段
達爾文的進化論清楚地展示了從早期思想基礎的革命到論著中的革命的發展階段。達爾文在隨海軍考察船比格爾號作環球旅行（1831—1836）期間的經曆是極為重要的，尤其是他對化石的研究以及對“現存的動物在形式上與已滅絕的物種有緊密聯係這一自然法則的確認”；但是，如恩斯特·邁爾（1982，395）堅持認為的，“在1831年參加比格爾號環球旅行的達爾文已經是一位經驗豐富的博物學家了”。我們有可靠的證據表明（同上書，408－409；薩洛韋，1983），達爾文在剛開始環球旅行時並沒有成為一個進化論者。他的這個轉變發生在1837年，那時，他公開了他的第一個關於“物種的演變”的筆記。
達爾文是慢慢得出關於他的思想的結論的。1844年，他寫出了一篇長達230頁手寫稿的論文（達爾文，1958），它包含著後來寫就的《物種起源》的基本內容。因此，考慮到第二年9月的自然選擇理論，而且在大約20年的時間末以任何形式公開他的思想，我們很難說達爾文在1837年變成了一個進化論者。簡言之，思想革命是在1836－1837年完成的；投入革命的第二階段，也就是說，非公開的革命，是1844年形成的。但是，論著中的革命的公開階段是另一個15年之後的事情，那時（1858），達爾文收到了華萊士寄給他的論文，文中提出了自然選擇的獨立見解。
從不公開的革命到公開的理論革命這個轉變應當引起注意的一個方麵是，達爾文投入到這個轉變之中正是他寫作1844年論文的時候。1844年7月5日，他寫給妻子一封信，信中說，他“剛剛完成”了他的“物種理論”的“草稿”。他請求，萬一他“突然死去”，她“花四百英鎊讓它出版”，同時專門指出，賴爾將是把這部著作付之出版的最好的編輯（“如果他樂於承擔的話”），而且，如果賴爾不能如願的話，那麼福布斯、亨斯羅、胡克和斯特裏克蘭都可以完成這一囑托。達爾文甚至告訴他的妻子，如果他們這些人“誰都不願”接受這個囑托的話，她要設法找到一個編輯，並且告訴她“如果找一個編輯有什麼困難的話”，如何處置這部書稿。
正如人們都十分熟悉的，達爾文進化論最初是以達爾文和華萊士聯合論文的形式發表出來的。在華萊士寄給達爾文一篇請求轉交地質學家查爾斯·賴爾的論文之後，達爾文發現它是“異常美妙和有趣的”。實際上，這篇使達爾文感到震驚的論文包含著加文·德·比爾爵士所說（1965，148）的“對達爾文本人關於物種靠自然選擇而進化的理論的簡潔的但卻完美的表述”。達爾文的第一個可敬的本能就是隱瞞他自己的著作，發表華萊士的短文。但是，最後經過賴爾和植物學家約瑟夫瑚克——他們都是達爾文的朋友，甚至更為重要的是，他們是科學和真理的朋友——的勸說，他同意把華萊士寫的論文，與達爾文未發表的1844年論文的摘要，連同達爾文1857年寫給哈佛大學愛沙·葛雷的信的摘錄，同時一起發表出來。其中包含著達爾文一直在寫作的那部著作的“簡短的大綱”。這些書信，連同華萊土的論文都在1858年7月1日倫敦的林奈學會的會議上被宣讀，而且在同年8月20日的《林奈學會會報》上發表，發表時的標題為：“論物種形成變種的傾向，論變種和物種由於自然選擇而永存。”
說到人們對這些新思想的承認，達爾文後來寫道：“我們這次發表的聯合論文，卻很少引起人們的重視；我記得當時隻有都柏林的霍頓教授，提出了唯一公開的意見；他斷定說，這篇聯合論文中的一切新觀點都是虛假的，而一切正確的觀點都是陳舊的“（1887，1；85）。（達爾文本人沒有出席林奈學會這次著名的會議。）胡克後來告訴弗朗西斯·達爾文（在1886年），他和賴爾“都曾經強調（就博物學家而言）應當充分注意這些論文以及它們對博物學家、曆史學家等等的未來的影響”（1887，2：125-126）。他說，“論文引起了人們極大的興趣”，但是“沒有任何相應的討論”。那次會議之後，人們“平心靜氣地”談論這個新的學說：“賴爾讚成，而且也許我也有幾分讚同……而[林奈學會的]會員們則為此而懾服，他們在其他情況下可能會反對這一學說”。但是，後來成為林奈學會主席的喬治·邊沁在讀了達爾文一華萊士的論文後感到如此“不安”，以致他撤銷了後來準備列入那次會議日程的發言。在那篇發言中，他利用他對英國植物群的研究支持關於物種穩定性的思想”（達爾文，1887，2：2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