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段插曲說明了人們經常討論的一個問題，也就是說，就對達爾文進化論所作出的貢獻而言，我們應當把多少功勞和榮譽記在阿爾弗雷德·拉塞爾·華萊士的名下？把“達爾文革命”僅僅歸功於達爾文一人是公平的嗎？華萊士的論文，作為激勵達爾文為了發表而迅速完成《物種起源》的一個可讀版本的直接原因，肯定是頭等重要的。而且，我同時認為，單就這一點來說，也是對進化論學說的一個重大貢獻！但是，從對林奈學會發表的1858年論文的謹慎反應看，單單達爾文和華萊士提出的物種依自然選擇而進化的思想的發表，顯然並沒引起那場革命。正如達爾文《物種起源》一書中所說的，這場革命還有待爭論，有待大量的事實來證明。因為這裏所展示的是生物學中的一種新的思維方式和一門全新的科學（見斯克裏溫，1959）。發表的時間是1859年11月24日，而且整本書也即將出版。人們所盼望的第二個版本在大約一個半月後的1860年1月7日同讀者見麵。緊接著，第三版也問世了。在兩年之內，一共售出了25000本。
有一位科學家在一份科學通報中的確使用了在林奈學會上宣讀的論文。這位科學家就是坎農·亨利·貝克·特裏斯特拉姆。他是一位英國聖公會牧師和鳥類學家，一直從事撒哈拉大沙漠的雲雀和鳴禽的研究。他特別為在這些雲雀和鳴禽的色彩中以及它們的大小和形狀中所看到的“逐漸的”變異或演變打動。1858年，他向他的一位朋友——阿爾弗雷德·牛頓展示了他的研究成果。阿爾弗雷德·牛頓後來成為劍橋大學的第一位動物學教授，那時他剛剛結束對冰島的鳥類考察歸來。當A.牛頓回到家時，他發現有一期八月份的《林奈學會會報》，其中登載著達爾文和華萊士聯合發表的論文。看到這些論文後，他立刻改變了自己的觀點，並且馬上認識到，關於通過自然選擇而進化的新的學說可以證明特裏斯特拉姆的結論以及他所遇見的某些其他的變種。他把這個消息轉達給了特裏斯特拉姆。特裏斯特拉姆在1859年10月的《鶚》雜誌上發表的研究報告談到了達爾文和華萊士給林親學會的通報，並且解釋了自然選擇如何說明了鳥類有一種與它們所處環境的沙地和土壤相配的顏色，從而保護自己免受捕食它們的動物的侵害，並且使它們在自然選擇的過程中處在有利地位；而且，就鳥嘴的不同大小和形狀而言，也是如此，它們因此可以使鳥類在它們要在其中采食蠕蟲的不同種類的土壤中采集食物時更為有利。
特裏斯特拉姆在後來的曆史著作中對於1861年在牛津召開的“英國科學進步協會”的會議上著名的赫肯黎-威爾伯福斯論戰作了非常有趣的評論。在這場論戰中，人們一般認為畢曉普·塞繆爾·威爾伯福斯（“油嘴滑舌的薩姆’”）被赫胥黎羞辱和戰敗，而且被迫退出了他在思想上出醜的地方。然而，事實是，威爾伯福斯給當時在場的許多科學家留下了一個深刻的印象。這些科學家中包括特裏斯特拉姆，他第一個在出版物中公開改變自己原來的立場，轉向以自然選擇為基礎的新的進化論。威爾伯福斯的論點使他確信，他當時變成了一個反達爾文主義者，而且在他的餘生中也一直如此，盡管他的朋友A.牛頓曾多次試圖使他重新轉向這一理論。此外，我們也許還可以補充說，威爾伯福斯不僅完全沒有為他的行為而感到羞愧，而且發表了經過擴充和訂正的他在《每季評論》上的談話。這篇論文後來又被驕傲地重印在兩卷本的威爾伯福斯論文集中。（關於特裏斯特拉姆和威爾伯福斯的情況，請參見科恩1984）。
最近我有機會重新閱讀了威爾伯福斯的文章，之後我發現，雖然威爾伯福斯激烈地抨擊了達爾文，但他也稱讚達爾文在《物種起源》一書中對科學作出的重要貢獻。威爾伯福斯認為，應當歸功於達爾文的在生物學思想中的主要創新是——一無論人們相信與否——自然選擇的思想。當然，威爾伯福斯並不相信進化，而且因此他把自然選擇解釋為上帝擇除不健全者的過程。在我看來，這似乎是格外值得注意的，因為托馬斯·亨利·赫胥黎——達爾文進化論的主要捍衛者之一——有時被稱為“達爾文的鬥犬”，他從未完全接受其理論的這個特別的部分。
我們有充足的證據表明，達爾文本人所處時代的科學家和其他思想家認為他的進化論和自然選擇理論是革命性的。在《物種起源》發表前夕的11月21日，英國植物學家休伊特·C.沃森寫信給達爾文說，自然選擇“具有所有偉大的自然真理的特點，它澄清了晦澀不明之處，簡化了錯綜複雜的環節，並且極大豐富了以前的知識”。而且，盡管他提醒達爾文“在某種程度上，需要限製或修改你目前對自然選擇原則的運用，而且如果可能的話，也需要在某種程度上擴展這一原則的應用範圍”。最後他告訴達爾文，“你是本世紀（即使不是所有世紀的）自然史中最偉大的革命者”。20世紀的科學家、哲學家和曆史學家（如恩斯特·邁爾，邁克爾·魯斯，D.R.奧爾德羅伊德和格特魯德.希梅爾法伯）現在也一直認為，科學中的達爾文革命確曾發生，而且達爾文的理論自1859年以來對生物學和古生物學的曆史產生了深遠的長期的影響。自達爾文以來生物學的曆史，尤其是在過去2O年中生物學的發展，表明達爾文的進化論對這一學科產生了多麼深刻的影響。因而，我們這裏所說的達爾文的革命是非常容易地通過對這樣一些革命的所有檢驗的一場偉大的革命。
達爾文革命的性質
然而，達爾文的學說究竟有哪些革命特點呢？誰都知道，達爾文並非信奉進化的第一個人。實際上，曆史學家似乎並不太情願找出信奉一種一般進化論的達爾文的先驅，甚或那些早就考慮過自然選擇思想的人。但是，我們必須指出的是，1859年以前對這些思想的表述並沒有像達爾文在《物種起源》中所做的那樣，根本改變科學的性質。造成這個差別的一個主要原因，在我看來似乎在於這樣一個事實，達爾文不隻是提交了另一篇論文，或者說，他並不隻是提出了對一個假說的另一個陳述（不管它表麵看來有沒有道理），而是經過認真推理和依據大量經觀察或考察所取得的證據表明，物種經自然選擇而進化的學說，是合乎邏輯的可靠的學說。其中，他把極其豐富的動植物繁殖者的經驗彙集在一起；正如他所說的，這些人實行的是一種人工選擇——從這裏人們可以認識到，自然產生了一種“自然選擇”。他還從動植物的地理分布中，從地質學史以及有關自然史的其他領域中引證了大量的證據。此外，達爾文以一種引人注目和令人信服的方式陳述了在任何單一物種的個體中自然的幾乎無限變異的事實。這個事實是與種群自然增長法則、與可利用的食物的相應增長的缺乏聯係在一起的。無論對於他來說，還是對於我們來說，似乎無法回避的結論是：生存鬥爭，它導致了一個“自然選擇”的過程。後來，他也把這個過程稱作“適者生存”。他在這裏采用了——在A.R.華萊士的建議下——起始於赫伯特·斯賓塞的一個效果不好的使人遺憾的提法。
換句話說，達爾文並不隻是重新闡述了關於進化發展的某些舊的一般思想，而是為更進一步的討論和科學的發展提出了新的和富有挑戰性的具體論點。我們在他在相繼的地質時代的化石記錄中所發現的不同物種的沿革問題中找到例證。人們提出了大量的解釋來證明這一現象。居維葉提出了一係列“革命”，和毀滅生命的災變，認為此後是新的生命的誕生。查爾斯·賴爾則提出了一個似乎明顯和合乎邏輯的解釋，即在物種之中存在生存競爭，在這個鬥爭或競爭中，一些物種消失了，我們隻能通過化石或地質記錄認識它們。賴爾提出了恩斯特·邁爾（1972，984）所說的“一種微觀災變論”，一個“關於物種平穩地滅絕並且被新產生出的物種所取代的概念”。賴爾和居維葉之間就這個主題的看法上的主要差別在於，賴爾把“災變分散成為與單個物種而不是整個動物群相關的事件”。達爾文將賴爾這個物種之間進行競爭的概念轉變成為個體之間展開競爭的概念。
根據已被人們廣泛接受的確定的變異的事實，一個物種的個體成員的特點是各不相同的。但是，一些變種相應於環境的性質更適合生存。在隨後的生存鬥爭中，一些變種比其他變種更有利；例如，與背景調合的一種顏色也許有助保護某個物種不被某個捕食者在擇食時發現，而且因此有利於生存，而一種與背景大不相同的顏色則很容易使它被發現和吃掉。達爾文在這些現象中看到，一個個體生存的機會依賴於個體所擁有的特殊的變種（變異）。他把這個特定的有差別的生存過程叫做自然選擇：它是這樣一個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再生產中最終的成功出現在那些其變種（變體）最適合環境，因而最有可能再生產出它們自己的種屬的個體中間。這裏對單一的個體的專注，以及“對有機界一切東西的特點的強調”，在恩斯特.邁爾（1982，46）看來，是認識和思考自然界的革命的新的方法的關鍵：“種群思考”。種群思想家“強調指出，在性方麵進行著再生產的物種中的每一個個體與所有其他的個體都是根本不同的”。在研究生物學或自然史的這種新的方式中，不存在任何“理想的類型”，也沒有基本同一的個體的任何“等級”。達爾文的自然選擇進化論，正是以“對每一個體的獨一無二的特點的認識”為基礎的；恩斯特·邁爾認為，這個認識對於達爾文思想的發展來說是“革命性的”。
從賴爾的種間競爭概念到達爾文種內競爭概念的演變是對我曾經稱作思想轉變的創造性過程的一個基本說明。產生這個重大的革命越升的原因是達爾文偶然閱讀了馬爾薩斯的著作。我們非常感激桑德拉·赫伯特（1971；而且尤其參見吉塞林，1909）指出了馬爾薩斯在使達爾文注意“對一個物種的個體的……可怕的修剪”——它“促使達爾文把他所知的物種層次上的鬥爭的知識運用到個體層次上的鬥爭中去”——一方麵所起的特定作用。然後，達爾文認識到，“物種平麵上的生存是進化的記錄，而個體平麵上的生存則是它的推進”。簡而言之，賴爾“專注於物種層次上的競爭”顯然使達爾文沒有認識到“個體平麵上的‘生存鬥爭’的進化的潛力”。因此。赫伯特斷言，對於達爾文在1838年9月28日之後對自然界中的鬥爭的思想進行解釋的可能性所取得的“新的理解”來說，應當把馬爾薩斯“看作是貢獻者而不是促動者”。因為達爾文的自然選擇是以三個要素為基礎的——“個體的變異性，人口過剩趨向，在自然中起作用的選擇基因”（同上，214）——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個轉變作為達爾文創造性思想的一個階段是多麼關鍵。而且，我們現在可以更加明確馬爾薩斯真正起到的作用，即它並不在於給達爾文所提出的假說增加另一個因素，也不在於給達爾文提供了一個人口增長的數學法則，而在於通過使達爾文“把注意力集中在對自然的競爭刺激——一弱肉強食，饑荒，自然災害——正如它們在同一群體的成員的個體差異上所表現的那樣”，從而引導達爾文把賴爾的概念轉變成一個個體內部的鬥爭。這是向對單一種群的個體中間“生存鬥爭（邁爾堅持這一點，1977，324）的認識的“概念轉變”的決定性因素，是向今天人們所熟知的“種群思考”的決定性轉變。
當然，對於充分理解達爾文的思想對馬爾薩斯的感受性以及對導致種群思考（在其中有亞當·斯密經濟思想中的個人主義和競爭的原則，施韋貝爾在1977年，格魯伯在1974年都對此作了揭示）的競爭的重要性的認識來說，還有其他一些必須考慮到的因素。關於這一點，我們也必須充分注意達爾文本人的陳述：自然選擇的概念產生自我的可以稱之為人工選擇——那些為再生產而可能選擇表現出理想特征的個體的動植物繁殖者的長期實踐——的一個轉化。而且，有一種空幻的看法認為，一個上天注定的過程以一種有點像“選擇”的方式清除了不容易適應環境者。
對達爾文學說的反應
有人抨擊達爾文沒有遵循據說是公認為有效的研究科學的方式的簡單的規定的模式；從這些抨擊中，可似清楚地看出達爾文思想的革命性質。為了弄清楚達爾文的自然選擇進化論在多大程度上背離了傳統的科學思想規範，譬如說人們在牛頓的自然哲學中所看到的規範，人們隻要考慮這樣一個事實就行了：達爾文的進化論不是論斷性的，但仍然是因果律的。也就是說，雖然通過自然選擇和各種其他相近的原則，達爾文進化論把一個原因歸於目前的物種由自然選擇產生的過程，但是，即使具備環境條件的話，這門科學也不能比較精確地預言進化的未來過程。換句話說，達爾文指出，甚至當“不可能對未來作出預言”時，一門科學也可以“對過去作令人滿意的解釋”（斯克裏溫1959，4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