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德的三階段規律，就像一切創造性的思想一樣.在某種程度上是對他的前輩，尤其是孔多塞、卡巴尼斯和聖西門（孔德曾做過他的秘書）的概念或思想的改造。比較一下聖西門和孔德兩人的觀點，也許可以看出這一改造的程度，而且這因此也是衡量孔德的真正獨創性的方法。聖西門認為在最後一個發展階段，哲學變成了拒斥一切不可證實的東西意義上的“科學的”哲學。但是，在孔德看來，把最後一門科學——社會學——確立為一種“實證的”學說還不是最終階段；幾門科學彼此間的區別尚未克服，以致產生出一個完整的（總體的）實證主義體係，甚至這樣一種“關於世界和人的觀念”：它終將是值得稱之為“哲學”的一種綜合。在這個最後階段，一切知識都將是“實證的”和渾然一體的，都將結合在關於人和社會的科學，即新的社會學科學之中。因此，人們不僅將認識和理解人和社會的問題和需要，而且也會清楚地知道改造和改善人及其社會的現狀所應采取的步驟。這個思路必然使實證主義發展成為一種宗教，甚至發展到有教堂、有一大批教士或牧師，有一個“實證主義的”聖人目錄胞括摩西，荷馬，亞裏土多德，阿基米德，朱利葉斯·凱撒，聖保羅，查理曼，但丁，穀登堡，莎士比亞，笛卡爾，腓特烈大帝，比沙）的地步。
聖西門和孔德互相之間的影響是難以把握的，因為在他們之間存在著一個嚴重的衝突或分歧。孔德和聖西門都稱他們從孔多塞關於科學相繼成熟的學說中受益匪淺，但是，孔德謹慎地拒絕承認他從聖西門那裏獲得了什麼教益，而且隻是以輕蔑的語言提到他。人們經常推測，聖西門對孔德的影響必定要比孔德對聖西門的任何可能的影響更重要些。就我本人的斷定而言，這種觀點或看法（沒有任何現實的證據證明這一觀點）的唯一依據是，在他們學術上交往甚密的時期，孔德比聖西門年輕，而且此時孔德是聖西門的秘書。但是，考慮到孔德是他那個時代最卓越的、而且影響最大的思想家之一，而且年輕人一般要比年老一些的人擁有更豐富的創造性的思想，那麼，孔德對至西門的影響難道就不習能比聖西門對孔德的影響更為重要嗎？無論怎樣，他們許多思想（包括三階段規律，科學的相繼發展，“實證主義”或“實證的”科學的概念）之間存在相當大的一致性並不減低對孔德的創造性才華的評價。重要的不是孔德在某種程度上在改造著比他年長的朋友和同事的某些思想，而是他創造性地運用了這些思想。（關於這個論題的一個比較好的評論見於曼紐爾1962，251—260）最後，孔德確信，其他人（讓一巴蒂斯特·薩伊和查爾斯·德諾耶）在他的思想發展過程中，要比他所說的那個“愚蠢的老哲學家”和那個“墮落的騙子”占有更重要的地位。他的“精神祖先”（曼紐爾1962，257）是休謨、康德、孔多塞、德·邁斯特爾、加爾和比沙。
在論述科學的發展時，孔德經常采用科學中革命的概念，以及16和17世紀科學中的普遍革命的思想。例如，他在1820年的一篇題為例近代史的簡短評價》的論文中，就曾援引科學革命的思想（弗萊徹1974，99）。孔德在文中說：
直到近代，它們[自然科學]還在自身中混合著迷信和形而上學。隻是到了16世紀末和17世紀初，它們才完全擺脫了神學的信條和形而上學的假說。它們在其中開始成為真正實證的科學的時代，必定是從培根開始，然後到伽利略，並一直持續到笛卡爾。培根首先引發了這場偉大的革命，而他的同時代人伽利略則為這場偉大的革命提供了最早的範例，笛卡爾則決定性地把理智從關於科學的權威的羈絆中解放了出來。然後，出現了自然哲學，而且科學的性能獲得了它真正的特點，即貢獻出一個新的社會製度的精神要素。
而且從這個時代開始，各門科學在自然的延續順序中，也就是說，根據它們實際上與人之間的關係的密切程度，而都相繼變成了實證科學。因此，首先是天文學，然後是物理學，稍後是化學，最後——在我們自己所處的時代中——是生理學，被發展成為實證的科學。所以，就一切專門的知識而言，這場革命已經徹底完成了，而且對哲學、倫理學和政治學來說，這場革命顯然已達到了它的終點。
在1822年發表的一篇題為《簡論科學在社會改造中的必要作用》的論文中，孔德提出了“科學家在我們的時代應當把政治學提高到觀察（經驗）科學的地位”的原則（弗萊徹1974，135）。他的分析基於他的三階段規律。他聲稱“四門基本的科學——天文學，物理學，化學和生理學”——“以及附屬於它們的科學”都已成為實證科學，與此同時，他又不得不說，生理學的某些方麵仍然存在於所有三種狀態中。例如，“人們特別稱之為道德的（moral）現象”“被一些人看作是一種持續的超自然的作用的結果；而另外一些人則把它們與能夠予以證明的並且不可超越的有機體的狀況聯係在一起”。孔德在1825年11月《對科學和科學家的哲學思考》一文中，對這一思想又作了更詳盡的發揮（弗萊徹1974，182ff.）。孔德在該文中對“過去兩個世紀中人類精神的進步”進行評價時特別指出，“道德現象（moralphenomena）是所有從神學的領域中擺脫出來並進入物理學的領域的現象中最新的現象”。他實際上認為，“生理學家［或生物學家」在我們時代正是以與動物生態的其他現象同樣的精神研究道德現象的”。而且，盡管他不會站出來讚成“道德生理學”領域中彼此矛盾和衝突的這種或那種理論，但是，他確實坦率地斷言，“顯示出每一門年輕的科學中不可避免的一種不確定性的這個理論差異的存在，恰恰清楚地證明了，就我們知識的這個分支來說，正如對所有其他的學科一樣，偉大的哲學革命已經完成”。
因此，可以相信，孔德把科學的發展——它們轉變成為一種實證的狀態——看作是一種革命的連續。他認為近代科學的確立是一場“偉大的”革命。然而，我沒有看到孔德在什麼地方曾論述過科學由此而得到發展的革命過程本身，而目.我也不能斷定孔德是否曾有根據地對科學的或哲學的革命與社會的或政治的革命進行過比較或對照。不過，對於孔德來說，用很簡單的理由就可以說明為什麼“從一種社會製度向另一種社會製度的轉變，永遠不可能是連續的和直接的”，而且為什麼“總是有一個過渡的混亂狀態”（1975，24；英譯見倫茲爾1975，201）。首先，“無政府混亂狀態的罪惡的經曆”與考慮舊製度的缺點相比，能在更大的程度上激勵或激發新的製度。第二，在舊製度消滅以前，“關於必須要做的事情，不可能形成任何適當的概念”，因為我們的生命是短暫的，我們的理由是薄弱的，我們不可能使我們自己擺脫我們周圍的環境的影響。甚至最狂放的夢想家，也都在他們的夢幻中反映著當前社會的狀況；而設想出一種與我們生活於其中的政治製度根本不同的真正的政治製度是更不可能的。最崇高的精神在接近即將來臨的時期之前，是不可能辨識出這一時期的特征的。而且，在此之前，舊製度的外殼將被全部打碎和拋棄，而且民眾的精神將習慣於舊製度毀滅的景況。
孔德援引亞裏士多德為例。亞裏士多德“不可能設想出不建立在奴隸製之上的一種社會狀態，這個社會必然要廢除在他之後幾個世紀中所發生的一切。”關於他自己所處的時代，孔德說，“注定要進行的革新是如此廣泛又如此徹底”以致“其決定性的準備時期在以前也從未如此持久而又如此危險”。他說，“在世界曆史的進程中，革命的行動第一次依賴於一種有次序地否定一切有秩序的政權的完整學說。”對於科學中革命的曆史的研究者來說，孔德對革命的政治變革所作的三階段分析是非常有趣的，因為，早在一個世紀之前，J.S.巴伊就已把三階段中的兩個階段引入了對科學的論述和探討。孔德的三位一體包括舊的東西的毀滅，由此而產生的混亂的無政府狀態，以及新的東西的確立。巴伊設想了一個兩階段的過程，通過這兩個階段，每一次科學中的革命都將首先是破壞一種現存的知識體係，然後創造並采用一種新的知識體係。
庫爾諾
安托萬-奧古斯坦·庫爾諾是奧古斯特.孔德的同時代人，是一位數學家和行政官員。人們今天記得他，主要是由於他對概率論的貢獻，而且也是因為他對科學知識作了一般的或哲學的分析，而且對科學解釋的性質進行了研究。他與孔德的不同在於，他的認識論是以蓋然論為特點的，而孔德則堅決反對概率和統計學成為社會科學或科學的鑰匙和關鍵。
與孔德類似，庫爾諾也提出了一種對科學的分類，這種分類法是同曆史，同科學的發展實際經曆的階段聯係在一起。但是，庫爾諾反對孔德對“宗教的、哲學的和科學的學說相繼出現”的三階段的“所謂必然的次序”所作的公式化的描述（1973，4：27）。而且，孔德所看到的是一個單向度的或直線的進步或發展（級數），而庫爾諾則提出一個雙向度的模式（矩陣），他稱之為“複式簿記”表（見庫爾諾，1851，&237，289；格蘭傑1971，452－453）。這裏所提出的縱向類目有點類似於孔德的曆史學的分類：數學科學；物理和宇宙論科學（相當於孔德所說的天文學、物理學、化學以及地質學和工程學）；生物和自然科學（孔德的生理學）；精神論的和符號論的科學（這在孔德的分類表中是沒有的）；政治的和曆史的科學（包括孔德的社會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