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其《論我們知識的基礎》（1851）一書中，庫爾諾並沒有明確說這個縱的排列代表一種曆史的序列，盡管這個排列包含著邏輯上的從屬和依賴關係，它要求某些科學在時間L是在其他科學之先的。庫爾諾的這部論著運用了大量曆史上的例證，但在論述科學變革的過程時並沒有舉出什麼實例。諸如在計算數學中所發生的那些偉大變革，僅僅被歸之為“偉大的革新”，“創造”和“重大發現”（&200，201；246－249）。在庫爾諾看來，顯然具有革命意義的一個事件是伽利略否定了“從畢達哥拉斯到開普勒這些哲人”終生所作的徒勞無益的探索。這些哲人希圖在“和諧的思想”中找到“對大量宇宙現象的解釋”。他們把“和諧的思想”與“他們自己考慮的而且同用於測量連續的量值無關的數字的某些屬性神秘地聯係起來”（p.246）：
真正的物理學是在伽利略否定了這些長期的徒勞無益的思辨，並且不僅考慮到通過實驗來考察自然——培根也提出了這一思想——而且想到通過把測量自然現象中一切能夠被測量的東西作為實驗的直接對象從而準確地說明賦予實驗的一般形式時才確立起來的。
因此，庫爾諾把伽利略的大膽創新比作拉瓦錫在化學中的革新。他稱此為“一場相似的革命”。庫爾諾認為，“這場革命是一個半世紀以後在化學中發生的。那時，拉瓦錫敢於進行比較，也就是說，敢於進行測量或定量分析，而對於拉瓦錫所比較和分析的這些材料，在他之前的化學家隻是把他們所說的定性分析運用其中”。因此，庫爾諾認為，伽利略和拉瓦錫都是科學中的一次革命的引發者。但是，在《論我們知識的基礎》中論述“連續性和不連續性”時，關於這一點，庫爾諾對於“數和量”要比對科學中的革命更感興趣。
庫爾諾的一本書有這樣一個特別吸引人的標題——《論科學和曆史中的基本觀念的順序》（1861）。這部著作雖然引用了許多曆史的實例，但是，與其說它是一種曆史的探索，不如說是對科學和曆史的邏輯或哲學的研究。庫爾諾認為，這裏所說的“基本觀念的順序”是一種邏輯的而非編年學的順序。盡管這部著作在某些地方論述了政治的和社會的革命（尤其是英國和法國的革命），但是，在談到像哥白尼、笛卡爾、伽利略、萊布尼茨和牛頓這樣一些著名的科學人物時，並沒有采用革命的概念。不過，在開始一段中，庫爾諾順便提到過一些革命。在這一段中，庫爾諾將物理數學與化學和物理學作了對比。他說，“化學和物理學取得了進步，並且經曆了革命，而在幾何學和力學中則沒有什麼進步或相應的革命”（1861，120）。但是，在隨後的論述中，庫爾諾既沒有具體說明這些革命是什麼，也沒有說這些革命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科學進步的特征。
庫爾諾最注重曆史性研究的著作是他的《對近代思想和事件的發展的考察》。該書初版於1872年。它的一個主要論題是革命在科學和技術、社會科學以及人類社會的發展過程中的作用。其中有三章的標題表明了革命概念的重要性：第三卷第一章中的“數學中的革命”（關於17世紀），第4卷第1章中的“化學中的革命”（論述18世紀），第5卷第6章中的“經濟的革命”（有關19世紀）。該書最後整個第六卷專門論述法國大革命及其影響。
在對中世紀作了一般性的介紹和論述（第1卷）之後，第2卷一開始就對曆世紀“科學的進步”進行了分析的敘述。對數學的初步的說明和解釋是從哥白尼革命開始的（1872，99）：“在曆世紀的科學史中，一切都在哥白尼的名字以及他在天文學中引起的革命的重要性麵前相形見細，蒼白無力”。的確，“哥白尼在天文學中引起的革命，將永遠是理性戰勝感覺，戰勝想像，戰勝一切成見的偉大勝利的最完美的例證，是有可能取得這樣一個勝利的確證，是人們可以把所有對同一體裁的批判性論述與之相比的最好例證”（P.101）。“這個典型是由所有科學中在時間上最古老的也是最完善的科學提供的”，這是“絕對適當的”[biendansl’ordre]。
第3卷討論17世紀的情況。它一開始就提到“未來輿論的革命，信仰的革命，製度的革命，語言的革命，以及趣旨的革命”（p.172）。作者認為，17世紀科學的進步和革命賦予那個時代以獨一無二的偉大特點，無論宗教。政治或哲學，還是文學和藝術，都不可能賦予那個時代以同樣顯著的特點”。這個世紀以“一係列偉大的科學發現”以及一次“數學中的革命”為標誌（同上）。庫爾諾對他關於這個世紀以及這一世紀在科學中發生的革命的看法作了如下概括（pp,173-174）：
17世紀科學發展的曆史確切劃分了一個時代，在這個時代，為了自身，為了某些人在它們中所發現的魔力，或者通過對其未來作用的神秘的模糊的預感而長期發展的理論科學，突然搞開了宇宙秩序中那些最基本、最簡單、最偉大因而最令人難忘的東西的奧秘。一般運動規律，引力的作用，以及最後，關於天體的形狀和運動的理論，或者……“世界的體係”——這些都是由抽象的思辨和批判的觀察的奇妙結合所確定和解釋（就人類掌握它用以解釋任何東西的範圍而言）的結果。從那時起，在理論科學的領域中，正如在觀察和實驗的領域中一樣，新的發現一個接著一個；在幾何學中，如同在天文學和物理學中一樣，新的發現變成了革命。而且，至少對幾何學和天文學來說，這些革命在其各個領域中都是空前絕後的。所以，這些革命所喚起的偉大科學家的聲譽也是無與匹敵的，而且，近來似乎也沒有什麼榮耀會減低與他們有幸發現並揭示出來的最重要的真理和比較高的規律在神聖計劃的秩序中占據的地位相同的地位。這個地位將一直保留在人類的記憶之中。
庫爾諾並沒有像豐特奈爾那樣，把萊布尼茨和牛頓的發現歸之為一場“革命”，盡管他認識到了微積分的極端重要性（bk.3，ch1，p.177），而且他還引證了豐特奈爾關於17世紀數學中某些創新的思想（p.180）。庫爾諾也沒有把在“門世紀的物理科學和自然科學’衝的發現列為革命（bk.3，ch.2），雖然他確實提到那時出現的並且集中在理論數學和物理力學領域的一次“革命性的危機”（p.192）。但是，他稱讚伽利略使科學走上了新的道路：庫爾諾認為，伽利略向人們揭示了如何從諸如一塊石頭的墜落或一盞吊燈的搖動這樣一些“最尋常的現象”中引出重要的科學的結論（pp.186—187）。他指出了“迫使造物主公開她的秘密，使簡單的基本的數學定律現出其本來麵目”的方法和途徑。伽利略是“實驗物理學和數學物理學的創立者”，而且尤其是“物理力學的創立者”。但是，顯然他沒有引起一場“革命”。而且，牛頓也是如此（pp.189－190）。
庫爾諾用“革命”這個術語加以描繪的整個17世紀的物理和自然科學中的唯一發現是哈維的血液循環。他說，在哈維的發現之後，“依照某些根據可以預期在近代化學後來在工業中所帶來的那種醫學中將發生一場革命”。但是，這個發現不久就“對醫學理論和實踐的變遷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因此，庫爾諾斷言，一個科學發現的實際意義，與實際所發現的東西的內在重要性並無多大關係，而是更多地與它成為其一部分，而且它能夠具有其產生某個包含著科學改革或革命的萌芽的新思想這一特點的科學的成熟階段聯係在一起（pp.194－195）。
在描述18世紀的數學和科學時，庫爾諾指出，拉瓦錫的著作是“化學的革命”（p.271）。拉瓦錫的研究使“化學真正改變了它的麵貌”；這門科學“經曆了一場革命”（p.278）。然後，他問：“為什麼化學——自拉瓦錫以來，已經取得了如此大的進步，而且在其中，理論產生了如此經常的變化——沒有發生更多的革命呢？”
在19世紀（也就是說，到1870年），庫爾諾沒有發現任何值得用“革命”這個術語來加以描述的科學的進步。在賦予這個對事實的簡單陳述過多的重要性時，人們必須小心謹慎。庫爾諾很可能沒有對他曾經討論過以弄清它是否構成一場革命的每一個發現或創新進行認真的評價。但是，實際上他的著作對英國革命（P.90，94，242-251，543，549），法國大革命（p.461-550），英國革命和法的革命之間的相似之處（pp.540-550），政冶革命（p.91,93,111），19世紀的經濟革命（pp.418-427），以及數學和科學中的許多革命，這些革命的一般特點，作了相當多的論述。因此，在這種情況下，就庫爾諾在描述科學事件的“革命”特點而言，任何失敗或不足，必定是值得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