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響
在對19世紀革命及革命概念發展的任何研究中，卡爾·馬克思的思想都占有一個首要的地位。甚至很早發生而沒有受到馬克思影響的那些革命，人們現今也通常從一種“馬克思的”觀點來解釋。在前麵的論述中，我已經提到過馬克思“不斷革命”的概念以及這樣一個事實：在創立公開宣布自己明確的革命目標的民族國家內部和國際性的有組織的團體方麵，馬克思是一個先鋒。在這的意圖與其說是探討馬克思關於革命的思想或馬克思的革命活動，不如說是考察卡爾·馬克思所表達的關於科學變革和科學中的革命的觀點的特定主題，並且把馬克思關於這些主題的看法與弗裏德裏希·恩格斯的有關思想作一番類比和對照。這一論題完全不同於對馬克思在20世紀對科學史解釋的影響的研究。
任何注意這個問題的人都立刻認識到，馬克思既沒有受過傳統自然科學的專門的良好教育，而且也並不十分關心這些學科，以及天文學、物理學、化學、地質學的技術內容。他的人文學的教育包括某些數學的知識，但是，他從來沒有接受過上麵所列學科的任何正規訓練—一比如說“高級文科中學”或大學水平的訓練。在他的成年。他對生命科學的某些方麵產生興趣，並閱讀了德國包括格奧爾格。畢希納、雅各布、莫勒斯霍特和卡爾·福格特在內的科學普及者們的相當數量的著作。雖然馬克思批判了這些人所主張的“粗俗的機械唯物主義”（見施密特1971，86），但他顯然受到莫勒斯霍特關於“自然是一個循環過程”這種自然觀的影響。馬克思發現，這種自然觀與彼得羅·維裏的思想有許多共同之處；而且，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引證維裏的話時，對維裏的思想是讚同的。
根據被賦予“科學的”這個形容詞的重要性（恩格斯及所有馬克思主義者，尤其是蘇聯正統的著作家用這個詞來描述所謂的“科學的’杜會主義或“科學的“共產主義），看一看馬克思本人使用這個形容詞時賦予它的含義並不是沒有意義的。《剩餘價值理論》（這是《資本論》未完成的第四卷的草稿）的第二部分提供了一個線索（1968；見馬克思，1963－1971）。馬克思比較了李嘉圖和馬爾薩斯的經濟學。他說，李嘉圖“把無產階級看成同機器、馱畜或商品一樣”，因為從李嘉圖的觀點看，“無產者隻有當作機器或馱畜，才促進‘生產’”，或者說，“因為無產者在資產階級生產中實際上隻是商品”。馬克思認為，這不是“一種卑鄙的行為”。“這是斯多葛精神，這是客觀的，這是科學的”。而且，“隻要有可能不對他的科學犯罪，李嘉圖總是一個博愛主義者，而且他在實際生活中也確是一個博愛主義者。”
“馬爾薩斯牧師”與李嘉圖就完全不同了。“他也為了生產而把工人貶低到馱畜的地位，甚至使工人陷於餓死和當光棍的境地”。而且，馬克思說，“在貴族的某種利益同資產階級的利益對立時，或者，在資產階級中保守和停滯的階層的某種利益同進步的資產階級的利益對立時，——在所有這些場合，馬爾薩斯‘牧師’都不是為了生產而犧牲特殊利益，而是竭盡全力企圖為了現有社會統治階級或統治階級集團的特殊利益而犧牲生產的要求”。馬克思認為，“為了這個目的”，馬爾薩斯“在科學領域內偽造自己的結論”。然後，馬克思斷言，“這就是他在科學上的卑鄙，他對科學的犯罪，更不用說他那無恥的熟練的剽竊手藝了”。馬克思接著又說，“馬爾薩斯在科學上的結論，是看著統治階級特別是統治階級的反動分子的‘眼色’捏造出來的；這就是說，馬爾薩斯為了這些階級的利益而偽造科學”。
因此，馬克思這裏所使用的“科學的”一詞的意義似乎是“無偏見的”和“真正的”，所以並不包含某種特別的研究方法或檢驗方法的任何直接內涵。而且，“科學的”一詞似乎也不是指論題或內容中的任何特別的限製。馬克思在下一個片斷（第二部分，第九章，第三節）中明確了這一點；在這裏，馬克思舉出了三個例子“表明李嘉圖科學上的公正。”
在馬克思的已經編輯和出版的著作中，我找不到任何對科學革命（theScientific
Revolution）或一般的科學中的革命，或任何科學中任何特定的革命的論述。（但是，在很多地方提到產業革命和革命性的機械或工業的發明。）我也沒有能夠找出馬克思對科學產生進步的途徑或方式的任何分析，甚或科學發現的順序中主要事件的清單。但是，馬克思就把達爾文的進化論運用於技術和工藝的曆史發展——這似乎是這一領域中對一種進化的曆史的最早建議——進行了一個有趣的討論。
許多年來，在曆史學的文獻中一直有這樣一個傳說，即卡爾·馬克思曾希望把《資本論》獻給達爾文，而且曾寫信給達爾文征詢達爾文本人的允諾，但是達爾文拒絕了他的敬意。現在可以明確的是，達爾文拒絕承受這一榮譽的一封信的草稿是寫給馬克思的女婿愛德華·艾威林而不是馬克思本人的。馬克思的確曾把《資本論》第一卷的一個平裝本送給達爾文。這一卷同達爾文圖書館的其他書仍然保存在一起。它告訴我們一個奇妙的故事。在該書扉頁的右上角題寫著：
查爾斯·達爾文先生
他的真誠的敬慕者
卡爾·馬克思
1873年7月16日於倫敦
莫德納維拉斯
梅特蘭公園
馬克思把一本有自己題辭的《資本論》送給達爾文的決定，顯然是在該書出版一段時間之後作出的，因為送給達爾文的書並不是1867年的第一版，而是1872年的第二版。達爾文沒有通讀馬克思的這整部著作。當我在達爾文的唐恩的家（肯特）中考察時，我發現這部書隻是被翻到第105頁（全書共822頁）。另外，我們沒有任何根據可以說明達爾文對馬克思著作的看法（他可能有某些看法）。
馬克思在《物種起源》麵世（1859）八年之後於1867年出版的《資本論》第一版中沒有提到達爾文。達爾文和進化論第一次出現是在第一二版的兩個腳注中（這也許可以解釋為什麼馬克思在第二版問世以後，把他的一本書寄給了達爾文）。馬克思隻是在《資本論》的這兩個腳注中直接地明確提到達爾文。在其中的一個腳注（第一卷，第十四章，第二節；參見中譯本《資本論》<人民出版社，1975＞第一卷第379頁）中，馬克思引證了達爾文在比較動植物的自然器官和勞動工具時說的一段話。在另一個腳注（第一卷第十五章，第一節。參見中譯本《資本論》第一卷，第409頁）中，他又一次提到動植物的器官和“自然的工藝”。但是，如我們所見，在後一個腳注中，馬克思提出，應當從一種進化的觀點寫工藝史。馬克思在其他著作中稱讚達爾文時是慷慨的、沒有保留的。在《物種起源》出版剛剛幾個月之後，在1860年12月19日寫給恩格斯的一封信中（帕多弗1978，359）提到他讀了“達爾文的《自然選擇》（即《根據自然選擇的物種起源》）一書”。他稱讚這本書“為我們的觀點「曆史唯物主義］提供了自然史的基礎。”在一年之後（麥克萊倫1977，525）的1861年（英文版為1862年，疑為印刷之誤——譯者）1月16日寫給拉薩爾的一封信中，他重申了同樣的觀點：“達爾文的著作（即《物種起源》——譯者）非常有意義，這本書我可以用來當作曆史上的階級鬥爭的自然科學根據。”在這封信中，馬克思強調達爾文“第一次給了自然科學中的‘目的論’以致命的打擊”的重要性。而且達爾文“也根據經驗闡明了它「目的論］的合理的意義”。在1867年12月7日寫給恩格斯的一封信中，馬克思談到與“達爾文從自然史的觀點證明的”相似的“社會中的轉化過程”。
幾年以前，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一封信（1862年6月18日；帕多弗1978，360）中說：“我重讀了達爾文的著作，使我感到好笑的是，達爾文說他把‘馬爾薩斯的’理論也應用於植物和動物，其實在馬爾薩斯先生那裏，全部奧妙恰好在於這種理論不是應用於植物和動物，而是隻應用於人類，說它是按幾何級數增加，而跟植物和動物對立起來”。馬克思在《剩餘價值理論》中（1963－1971，2：121）中進一步發揮了這一思想。他摘錄了《物種起源》（1860年倫敦版，第45頁）中的一段話：“下一章將考察全世界整個生物界中的生存鬥爭，那是依照幾何級數高度繁殖的不可避免的結果。這是馬爾薩斯學說對於整個動物界和整個植物界的應用”。馬克思對此評論說，達爾文顯然“沒有看到，他在動物界和植物界發現了‘幾何’級數，就是把馬爾薩斯的理論駁倒了”。因為“馬爾薩斯的理論正好建立在他用華萊士關於人類繁殖的幾何級數同幻想的動植物的‘算術’級數相對立上麵”。因此，“達爾文的著作”“也有在細節上（更不用說達爾文的基本原則了）從博物學方麵對馬爾薩斯的理論的反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