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我們也不應因其在評價達爾文進化論的價值和重要意義方麵的特有的洞察力而過分誇讚和相信馬克思。在《資本論》出版前的一年即1866年8月7日致恩格斯的一封信中，馬克思稱讚另一本“非常重要的著作”（帕多弗1978，360－361）。他說，這本新書“比起達爾文來還是一個非常重大的進步”。那時，他正準備把這本書寄給恩格斯，所以他也可能清楚地知道它的主要內容。他說，這部書“在運用到曆史和政治方麵，比達爾文更有意義和更有內容。”這本受到馬克思高度稱讚的書就是比·特雷莫的《人類和其他生物的起源和變異》（巴黎，1865）。曆史的評判與馬克思的讚美並不一致。例如，在最近完成的十六卷本的《科學家傳記辭典》中，特雷莫並沒有被作為一個條目列入。而且，在權威的生物學史和進化論史著作（如博登海默，卡特，艾斯利，福瑟吉爾，邁爾，諾登舍爾德，拉德爾，辛格等人的著作）中，甚至都沒提到他的名字。此外，在由喬治·薩頓、我以及我們之後的編輯們從1913年到1975年彙集並出版的國際性的《批評的科學史文獻》中，也沒有任何記載記錄著專門探討特雷莫生活或對科學的貢獻的單獨的學術論文或專著。正如律師們所說，“resipsaloquitur”（事情不言自明）。為什麼馬克思對特雷莫是如此感興趣，以致他認為特雷莫的著作勝過達爾文的著作？其中一個原因是，特雷莫像赫伯特·斯賓塞那樣，顯然相信進步，而這與達爾文是不同的。馬克思對恩格斯解釋說（同上）：“在達爾文那裏，進步純粹是偶然的，而在這裏卻是必然的，是以地球發展的各個時期為基礎的”。
但是，恩格斯1883年3月廠日在倫敦的海格特公墓馬克思墓前發表的演說中，把馬克思同達爾文，而且僅僅同達爾文相比。他說：“正像達爾文發現有機界的發展規律一樣，馬克思發現了人類曆史的發展規律”。恩格斯在《家庭、私有製和國家的起源》一書的第四版序言（1891）中重複了這一比較。他稱讚劉易斯·亨利·摩爾根的《古代社會》（1877），指出“本書[即恩格斯的《家庭、私有製和國家的起源》」即以這部著作為基礎。”恩格斯特別提醒人們注意摩爾根關於“原始的母權製氏族是一切文明民族的父權製氏族以前的階段”這個重要發現，認為它“對於原始曆史所具有的意義，正如達爾文的進化理論對於生物學和馬克思的剩餘價值理論對於政治經濟學的意義一樣”（《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人民出版社，1972，第四卷第13－14頁）。在為《資本論》第一卷所寫的一篇書評（1867年12月刀日，引自施密特1971，45）中，恩格斯強調，馬克思“力圖在社會關係「據英文應澤為‘社會領域’——譯者］方麵作為規律確立的，隻是達爾文在自然史方麵所確立的同一個逐漸變革的過程。’思格斯還說，“科學對於馬克思是一種曆史上能動的。革命的力量。”但是，在馬克思《資本論》第二卷序言中，恩格斯把馬克思與拉瓦錫而不是達爾文相比。
馬克思與達爾文的這同一個比較還見於馬克思的女婿愛德華·艾威林的一本書。艾威林出版過兩本書，它們是姊妹篇：《學者們的馬克思》（1892）和《人民的達爾文》（1881）。在《學者們的馬克思》一書的導言中，艾威林寫道：“馬克思對經濟學的貢獻正像達爾文對生物學的貢獻一樣”（p.viii）。這兩個偉人都進行了“一種他們各自獻身的學科中從未有過的概括”（p.iX）。而且，這每一個概括“都不僅使那一學科產生了革命，而且實際上也在引起整個人類思想和整個人類生活的革命”。由於這本書是在1892年寫的，所以，艾威林不得不注意到，達爾文的概括“比馬克思的概括被更為普遍地接受”。他認為，原因是達爾文的著作“影響到我們的思想生活而不是我們的經濟生活”，因此可以“同樣被資本主義製度的信徒及其敵人接受”。
弗裏德裏希·恩格斯
關於人們通常所了解和熟悉的科學（即物理科學和生物科學），馬克思沒有寫過多少文章或著作，而恩格斯對這些科學，這些科學的發展和革命，則有相當大的發言權。人們最熟悉的他的一本著作就是《反杜林論》（它的另一個標題是《歐根·杜林先生在科學中實行的變革》）。作者稱（1959，9），這本1878年用德文發表的著作（第二版出版於1885年，第三版出版於1894年）決不是探討各種科學的“什麼‘內心激動’的成果”，而是相反；它是作者對“經濟學、世界模式論等等的規律”感到憤怒的結果。杜林聲稱發現了這些規律，而恩格斯則發現，它們同杜林“所提出的物理和化學的定律”一樣，是以其“謬誤或陳腐”為特點的（1959，12）。在分析恩格斯關於科學中的革命的論述之前，我們必須認識到這樣一個事實：該書德文的標題並沒有用‘Revolution’這個詞，而是用了‘Umwalzung’：HerrnEugenDuhringsUmwalzungderWissenschaft。無論‘Umwalzung’是否‘Revolution’的同義詞——這個問題將在下麵探討——恩格斯都是在諷刺的意義上使用這個詞的。他肯定並不認為杜林真的在科學中引起了一場革命。實際上，整個標題很顯然是為嘲弄杜林而諷刺地模仿了杜林在其中抨擊美國經濟學家亨利·C.凱裏思想的論戰性著作：《凱裏在政治經濟學和社會科學中實行的變革》（1865），盡管這並不是恩格斯主要駁斥的三本書之一。恩格斯嘲笑杜林在《哲學教程》（1875）中提出的主張，並且寫道：“我們現在還不了解這一哲學許諾要向我們揭示的‘在自己強有力地進行變革的運動中，揭示外部自然和內部自然的一切地和天’”（1980，134；1959，198）。
我們早就看到，在18世紀末和19世紀初，德國有一種用德語的同義詞‘Umwalzung’取代拉丁語的‘Revolution”一詞的傾向。恩格斯差不多都用這兩個詞，似乎它們是可以互換的。從他的著作看不出，同‘Revolution’一詞相比，他真的偏愛‘Umwalzung’一詞。考察一下他的《自然辯證法》，就可以弄清他對這兩個詞的用法。《自然辯證法》一書中的大部分文章或片斷顯然是在1872年至1882年這十年間寫的，而且被認為包含著他關於科學的最成熟的思想。這部著作一直沒有完成，而且直到1927年才得以出版（恩格斯1940，xiv）。開始的幾段描述了15和16世紀發生的偉大變革，這是“人類從來沒有經曆過的最偉大的、進步的變革[diegrossteprogressiveUmwalZung;”（恩格斯：《自然辯證法》，人民出版社，1971，第7頁）。當時，“自然科學也在普遍的革命中發展著，而且它本身就是徹底革命的。”所以，這部著作不僅一開始就說到革命，而且在隨後的段落中，顯然在可以互換的意義上使用了新的德語中的詞‘Umwalzung’和比較古老的法語詞‘Revolution’。接著，恩格斯（同上8，9）比較了“革命的科學「revolutionareNaturwissenschaft]”與“保守的自然”之間的顯著差別。盡管恩格斯是這樣開始的，但是，恩格斯概述科學史（“導言”）的其他部分卻沒提到作為革命的偉大創新。因此，康德“在這個僵化的自然觀上打開第一個缺口”（同上，12），賴爾“第一次把理性帶進地質學中”（同上，13），“物理學有了巨大的進步……「在」1842年，是自然科學這一部門中的劃時代的一年”（同上，14），而在化學中則取得了“驚人迅速的發展”（同上），等等。這一常例的唯一可能的例外是居維葉，他“關於地球經曆多次革命的理論在詞句上是革命的，而在實質上是反動的”（同上，13）。但是，恩格斯這裏很可能是指居維葉在談到“地球經曆多次的地質學革命’對使用了‘revolution’這個實際的詞，而不是說居維葉使用了無論就其內涵還是就其外延說革命的詞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