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奇怪的是，弗洛伊德似乎從來沒有從革命方麵談他本人激動人心地推翻了經典的心理學和傳統的精神療法。但是（在1916-1917）他確曾采用“對我們的科學的普遍反叛”這樣一種說法。他說，這一反叛的特點是“蔑視一切學究式虛假禮儀的考慮，而且使反對者擺脫公正邏輯的一切束縛和限製”（1953，16：285）。這一說法對於革命史學家來說是特別有意義的，因為‘revolt’（反叛）意味著反對既成的權威的起義和暴動，而弗洛伊德正是一直抱怨他本人的激進的和新的思想的確立和被接受遭到了抵製。
弗洛伊德充分意識到哥白尼並不是斷言地球運動性的第一人。在其《精神分析引論》中，他特別指出，“[與哥白尼的體係]相似的某種東西早已由亞曆山大的科學表示過了”（1953，16：285），而且亞曆山大還清楚地表明，遠在哥白尼之前，“畢達哥拉斯的信徒就已對地球的特權地位產生懷疑，而且在公元前3世紀，薩姆斯島的阿裏斯塔爾丘斯就曾斷言，地球要比太陽小得多，而且圍繞著那個天體運動。”因此，“甚至哥白尼的偉大發現……也已在他之前由人作出了。”所以，對“人類的自我憐愛和自尊”的宇宙論的打擊，不是在作出“那個發現”時發生的，而是當它“獲得普遍承認”時發生的。達爾文關於人類並不是“不同於動物或優於動物”，而“他本身……是從動物演化來的…與某些物種有比較密切的聯係，而與其他物種的聯係則比較遠”的理論也是與此相似的（1953，17：141）。這些結論並不隻是達爾文自己作出的，而是從“查爾斯·達爾文、他的合作者和先驅者的研究”推演和總結出來的。
在如此列舉和說明哥白尼和達爾文的先驅者時，弗洛伊德無論如何都不是貶低和誹謗這兩個人的創造性。相反，他正是為了表達一種一般的創造力理論。弗洛伊德認為，我們的許多（如果不是全部的話）最具有“創造性的”思想可以追溯到某個比較早的思想家，而通常在我們自覺的思想中我們也許忘記了某個人。弗洛伊德舉出的一個顯著的例子是路德維希·博爾恩。博爾恩1823年“三天內成為一個創造性作家的藝術”一文對自由聯想的方法作了引人注目的描述，因此在精神分析中是非常重要的。當弗洛伊德認識到哈夫洛克·埃利斯宣布斯韋登博格教神秘主義者、詩人和醫生加思·威爾金森是自由聯想的“真正的”創製者後，這篇文章引起了他的注意（弗洛伊德，1955，18：ZM）。雖然弗洛伊德完全忘記了博爾恩的論文，但他後來回憶到，“在他十四歲的時候，就有人贈送給他博爾恩的著作集，而在過去五十年後，他仍然保存著這本書，而且這是他少年時代保存下來的唯一的一本書。”此外，博爾恩“是他深入鑽研的第一位作者。”使弗洛伊德尤為驚奇的是他發現，博爾恩在論文中論述了“輿論對我們的理智產物所表現出的潛意識的抑製力”，並且認為這種潛意識的抑製力是比“政府的審查製度”更為壓抑和暴虐的。“政府審查製度”這個概念的提出在某種意義上使弗洛伊德回想起了“在精神分析中作為夢-潛意識的抑製力重新出現的‘審查製度’。”弗洛伊德斷言，“因此，這個暗示也許揭示了在如此許多情況下被猜測隱藏在表麵的創造性之後的潛在記憶的片斷似乎並不是不可能的。”
在另一部著作中，弗洛伊德在談到“二元（重）論[1937]”時援引了‘cryptimnesia’（潛在記憶）這個概念。“根據這種二元（重）論，一種死亡的本性，或毀滅的本性，或攻擊的本能，正像具有展現在裏比多中的愛欲的合作者一樣是真確的”（1953，23：244）——他特別指出，這種理論並未被普遍接受。他說，當他在亞克拉戈斯的恩培多克勒的著作中偶然發現他的這一理論時，他是多麼的高興。弗洛伊德說（pp.245—247）：“我已作好充分準備為這樣一個確認而放棄獨創性的榮譽”。他還說（p.245），“由我早年閱讀書籍的廣度看，當我永遠也不能斷定我認為是一個新發現的東西是否有可能不是潛在記憶的一個結果時”，這尤其如此。
弗洛伊德在1923年曾說，“我在解釋夢以及進行精神分析的過程中”所使用的許多新思想的獨創之處，已證明是其他人曾經思考並明白地提出過的。他說，“我忽視了這些思想中唯—一個思想的來源”，“我把這個概念稱作‘夢-潛意識的抑製力”’（1953，19：261－263）。他現在也許會說，“正是我關於夢的理論的這個基本的部分是……「約瑟夫]波普爾-杜克斯獨自發現的”（1953，19：262；此外還請參見4：94－95，102－1O3，308－309注解，14：13－20）。不過，弗絡伊德並沒有接著從這個獨立發現的陳述推想一個共同的來源，他也沒有探究（或思索）一種科學思想的相繼出現中間的不同之處而非相似之處，從而使它成為一個根本上獨創性的創造。（關於這個一般性的主題，請參見科恩著作，1980。）
1956年，奈傑爾·沃克在《聽眾》雜誌上發表了一篇文章。該文是在英國廣播公司（BBC）電台一次談話的基礎上寫成的，題為“弗洛伊德和哥白尼”。在1957年和1977年重新發表這篇文章時，他把標題改為“一個新的哥白尼嗎？”這篇文章過分強調約翰·弗裏德裏希·赫爾巴特等人心理學思想對弗洛伊德的影響，並同時指出，弗絡伊德把自己與哥白尼和達爾文相比是沒有根據的，因為被弗洛伊德視為“我們關於心靈概念中的一場科學革命”的東西其實是“一個技術上的進步”，這一進步以一種引人注意的方式使19世紀德國思想家們已經提出的一個概念“通俗化”。因此，在沃克看來，弗洛伊德在曆史上的作用似乎像是“環球航行者”的作用，因為他們“所做的是讓人們相信地球是圓形的，而不是所有‘地理學家’的論點。”所以，沃克把弗洛伊德與18世紀英國的航海者和探險者C.庫克而不是哥白尼或達爾文相比。他在1957年把這個比較由C.庫克提高到麥哲倫並已說：“在把弗洛伊德與麥哲倫而不是哥白尼相比時，我並不是在貶低他的成就的價值。”為辯護他的觀點，他斷言，像瓦特和馬可尼這樣的技師“對於他們下一代人的生活人式可能會產生比牛頓或道爾頓更偉大的影響”。
沃克一再發表的這篇文章有許多曆史錯誤（例如，約翰·道爾頓推翻了“聲名狼藉的燃素說”）。這樣一個錯誤也許會使拔們注意對弗洛伊德關於哥白尼和達爾文的論述的一種普遍誤解：弗洛伊德自比這兩位偉大的科學家。事實與此相反，在弗洛伊德討論哥白尼和達爾文的三種場合的任何一個場合中，弗洛伊德都非常謹慎地避免作一種涉及個人的比較，而是強調哥白尼、達爾文和精神分析理論及其影響的相同之處。他的傳記作家恩斯特·瓊斯說（1953，2：45）：“我非常懷疑是否弗洛伊德曾把自己看作是一名偉人，或者他曾把自己與他認為偉大的人——歌德、康德、伏爾泰、達爾文、叔本華、尼采——相比”。當瑪麗·波拿巴曾評論說弗洛伊德是“兼有巴斯德和康德特點的一個人物”時，弗洛伊德回答說：“這是非常善於辭令的，但是我不能同意你的看法。這並不是因為我謙虛和客氣，而是因為事實上毫無根據。我對於我已經發現的東西有比較高的評價，但是，那並不是我自己的發現或功勞。偉大的發現者不一定就是偉人。有誰比哥倫布更多地改變了這個世界？他是誰？他是一個探險家。的確，他與眾不同，但是，他並非一個偉人。所以你看到，一個人可以發現沒有其意義的偉大東西，但他是真正偉大的”。
瓊斯（1953，3：304）大膽和直率地“賦予弗洛伊德與達爾文相同的思想人師的地位。”瓊斯實際上早在1913年就賦予了達爾文這個“非常恰當的稱號”（見薩洛韋1979，4），而且在1930年對這一主題作了進一步的論述。他指出，“弗洛伊德的工作即精神分析的創生，是其重要性隻能與達爾文的工作相比的對生物學的貢獻。”薩洛韋對此譏諷地評論說（p.5）：瓊斯“後來同其他弗洛伊德的信徒一道，在確立弗洛伊德隨後作為一個‘純粹心理學家’的身份和地位方麵，發揮了關鍵作用。”
弗洛伊德1917年在《意象》（lmago）雜誌上發表《精神分析學道路上的一個難題》一文。在該文中，他論述了對人的自我形象的三個打擊（1953，17：139-143），並且大膽地提出，‘怕我在它自己的屋裏也不能自為主宰。”此後不久，他的朋友和同事卡爾·亞伯拉罕“溫和地作了評論”。他說，這篇論文“看上去是一個個人的文獻”（瓊斯1953，2：226）。弗洛伊德在1917年3月25日的一封信中答複說，亞伯拉罕說他給人留下了“理應獲得與哥白尼和達爾文同樣的地位的印象”時，他是“正確的”。但是他評論說，他並不想“因此而放棄這個有趣的思路”，而且因此他“至少把叔本華放在最顯著的地位。”弗洛伊德在此涉及了這樣一個事實，即他並沒有直接提到他本人，但在最後一段文字中他倒介紹了他的先驅者。在陳述了“認識無意識的精神過程對於科學和生活革命[弗洛伊德用了‘momentous’]意義”之後，他接著說，“首先邁出這一步的並不是精神分析學說”（1953，17：143）。應當“視為先驅者的”還有“哲學家中的”那些人——“首先包括偉大的思想家叔本華”。弗洛伊德堅持認為，叔本華的“無意識的‘意誌’相當於精神分析學的精神（心理）本能”。而且，也是叔本華“告誡人類現在仍然被它如此極力貶低或低估的它的性的渴望的重要性是不可忽視的”。弗洛伊德斷言，精神分析隻是“在一個抽象的[即科學的而非哲學的]基礎上”“證明了”“性的重要性和精神生活的無意識”，而且“從涉及到每一個個人的重要問題上對它們作了說明。”
人們也許會認為，弗洛伊德，以及——在弗洛伊德之後——他的傳記作家恩斯特·瓊斯在否認弗洛伊德自比哥白尼和達爾文這個問題上過於敏感。沙科和拉帕波特（1964）發現，這種“敏感是難以理解的，因為弗洛伊德曾反複把精神分析與其他兩個曆史發展相提並論，如果不是把它們完全視為等同的話。”他們推測，“這兩位作者和傳記作家的謹慎和謙虛也許妨礙了他們對這個比較作出客觀的辨明。”而且，對弗洛伊德實際所寫的東西的認真分析表明，就對人類的“自我陶醉的自我形象”的（宇宙論的，生物學的和心理學的）打擊而言，他並不關心自己作為一個創造者或革命者的形象。弗洛伊德關注的是這些對於地球中心說、人類中心說和自我中心論的打擊的革命含義，而且，也許隻能通過間接的含義——如果有的話——才能表明，他本人在科學史中的位置可能是與人們給予哥白尼和達爾文的地位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