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科學消除了人們對未來的憂慮：在一個可預見的時間內，全部技術的發展最終將不得不停止，因為煤炭和石油將全部耗盡。在太陽係行將消亡時，人類也許仍然要傷心地等待著必然毀滅的來臨，但我們目前眼界的改變類似於瀕臨死亡的老人於剛剛走上生活道路的青年人對生命渴望之間的差別。
拉比諾維奇稱現代物理學的二象性和“對嚴格因果觀的拋棄”是“人類世界觀的一次重要革命”（p.18），相對論是另一次“思想上的革命”（1963.10.11）。
拉比諾維奇在一次演講中，運用了“成功的永久性科學革命”的概念並預言它必然會“影葉…各個領域人們的思想”。他把戰爭的“非理性化”和外交失去了“它的最重要的工具——花言巧語的戰爭威脅”（1963.11.9.）（1963.12.14.）看作是科學革命的後果，這種後果在“原子彈和洲際導彈麵世後”達到了極點。在考察了他所謂的“本世紀科學革命”的一個主要後果之後，他以一個微妙的按語作結“國際科學家共同體是世界共同體的雛形”（1963.10.11.）。
諾貝爾獎金獲得者伊·普裏高津在他的著作《從存在到演化》一書（1980，xii）的序言中，談到他的寫作目的是：“向讀者轉達我們正處在科學革命時代的證據”。在這場革命中，有一個對科學方法的“真正地位和意義”的重新估價的問題。普裏高津把這一時期同科學史上另兩個戲劇性的時期做了比較，這兩個時期是“古希臘科學方法的誕生”和伽利略時代“科學方法的複興”。普裏高津希望讀者懂得“當我談到科學革命的時候，並不僅僅意味著科學中的某些重大發現，如誇克，脈衝星和分子生物學等”。在普裏高津看來，科學革命的意義在於拋棄長期以來堅持“相信微觀粒子——分子，原子，基本粒子的簡單性”這樣使他引出三個主要論點：1）“不可逆過程和可逆過程一樣真實”，2）不可逆過程在“物質世界中起著根本性的建設性作用”，3）“不可逆性深深植根於動力學之中”。這樣的一場革命明顯與通常的“科學進化”不同（p.xvi）。像許多科學家一樣，普裏高津運用了革命的概念，但沒有將其重要性進一步展開。由於這個術語運用得很少，因此它在書中顯得非常醒目。論述“古典動力學”的開頭，它出現在一個顯著的位置上，普裏高津把古典動力學看成是“20世紀科學革命諸如相對論和量子論的起點”（p.19）。
A.費歇1979年發表了一篇物理學評論，他談到了M.吉爾一曼對物理學“統一”問題的見解。吉爾-曼期待著“以越來越深刻的方式弄懂我們生活於其中的宇宙的本質”，他說他企盼在物理學中“發生一場革命”，這場革命同“過去發生的日心說，進化論，狹義相對論，量子力學革命一樣偉大”（費歇1979，12）。S.溫伯格（1977，17f）把“狹義相對論和量子力學的發展”看成是“偉大的革命”。但他告誡我們不應把革命的概念不恰當地運用於20世紀物理學的每個方麵，例如他感到“量子場論自1930年以來的發展過程中，基本要素已經具備，沒有必要再來一場革命”。
亞·摩拉1958年在物理學家沃·泡利逝世前不久同他進行了一次談話。這次談話的內容使我們能深入了解科學革命的潮流以及年輕的物理學家發動科學革命的動機。這種革命的概念決不會帶來破壞性的汙點，相反表達了人們的一種共同感受：革命是科學發展的創建性力量。泡利對摩拉說：“在我年輕時，我想我是當時最好的形式主義者。我認為我是革命的，如果有重大問題出現，我就能成為解決這些問題的人。而重大問題的提出和解決由其他人完成了，我自然就成了古典主義者而不是革命者”，而後他說：“我年輕時太蠢”，這句話顯然是一種反省（摩拉和裏欽伯1982，xxiv）。
物理學之外關於革命的見解
讚成和反對科學革命的見解在生物科學中同樣也有反映。分子生物學和聯合基因工程技術在新聞媒介中，繼電子計算機之後第二個獲得了“革命”的稱謂。1918年3月4日，《波士頓環球報》上一篇文章的標題就是“生物科學革命的到來”。文章著重介紹了“新加利福尼亞實驗室”，它報道說：“該實驗室依靠蛋白質可以精確地加以分析”和“基因可以從最基本點製造出來”的手段“正在使生物科學發生革命”。“科學時代”（《紐約時報》，1983.4.12.）上有一篇文章標題是“DNA密碼：革命的3O年”。1953年4月25日，J.D.沃森和F.H.C.克裏克在《自然》上發表文章，宣布了他們關於“生物遺傳主導化學結構”的發現，許多科學家都認為這“顯然是本世紀醫學科學中最重要的發現”。《科學時代》上的這篇文章就是為紀念這一重大發現30周年而作的，目前很少有人不同意上述見解，或P.梅達沃的見解（《紐約書評》1977.10.27.）：“毫無疑問，20世紀最偉大的科學發現……是確認脫氧核糖核酸（DNA）的化學結構——具體地說是DNA中四個不同的核苷酸在分子肽鏈上的排列次序——蘊含著基因密碼並且是有關指令的物質載體，通過這些指令，一代有機體製約下一代的發展”，這就是“分子遺傳學的偉大革命”（p.19）。甚至在做出這一發現之前，這兩位合作者之中至少有一位顯然已看到了這項進展的革命性質。沃森在那一時期的工作總結中談了他的看法：“雙螺旋結構——將使生物學發生革命”（1980，116）。
我們已經看到，在20世紀前期就發生了心理學革命。曾建立起第一個心理學實驗室的W.馮特在他的很有影響的著作《生理心理學基礎》（1837年第1版）的第5，6版（1902；1908）中討論過革命。他指出：“作為一門實驗科學，生理心理學致力於心理學研究的改革，這場改革的重要意義並不亞於引入實驗導致自然科學思想的革命”，他甚至認為心理學研究的這種變革也許比自然科學革命更為重要，“在自然科學領域，即使沒有實驗，在適當的條件下，精確的觀察也是可能的，而在心理學領域，沒有實驗則是無能為力的”。
我們也許還可以從《不列顛百科全書》的不同版本中兩位人類學家的爭論中看到20世紀思想革命的突出地位，他們爭論的問題是，人類文化是在全球各地域獨立地演化發展的，還是產生於埃及或其附近，然後再逐漸傳播到全世界的。在該書第11版（1910－1911）的一篇關於人類學的文章裏，文化演化的辯護者E.B.泰勒寫到：“人類學”致力於“係統積累從前人如佩爾泰斯，拉泰特，科裏斯蒂及其後繼者們所作出發現以來的所有知識”，“這一繁重的任務”。他寫到：“目前已沒有什麼發現能同考察骨洞和漂礫層所獲得的奇異發現相媲美”，“這些奇異的發現導致了一場現有關於人類起源理論的迫切的革命”。
《不列顛百科全書》1922年第12版除包含第11版的29卷外，還增加了3卷補充了1910－1921年間的新內容。第12版共有兩篇人類學的文章。一篇就是泰勒寫的，新收入的一篇是G.E.史密斯寫的，史密斯是文化“擴散”論的擁護者，他的觀點同泰勒的“人類學發現……已經達到了極限”的“明確斷言”相反。在他看來，從那時幾乎每一年，人類學領域都有“豐富的資料發現”。“對這些資料重要性的認識也更為清楚”。他強調指出：這些年“人類學的每一個分支都發生了深刻的革命”，在許多令人驚奇的新發現中，史密斯提到了新近的有關皮爾丹人的新發現。史密斯列舉這一例子讓人難以理解（如維克多·希爾茲所說），因為已有人向史密斯本人指出，有理由懷疑上述發現可能是惡作劇者搞的騙局。盡管兩位人類學家的觀點相互對立，一個認為文化的演化是獨立的，另一個認為文化的演化是傳播的，但他們都明確地認為是科學革命推動了人類學的發展。
在1981年召開的世紀之交的美國形態學討論會上，科學革命是中心議題之一。會上，G.愛倫（1978）提出了一個未經認可的觀點：1890到1910年間，美國的生物學研究經曆了一個從形態學到實驗生物學的飛躍。由此導致一個更基本的問題，科學的發展是“周期性的飛躍”還是“一個層次到另一個層次上的革命”（1981，172-174）？J.麥斯凱恩在論文中指出“接受科學的發展是迅速的，不連續的觀點的生物曆史學家在逐漸增多”，雖然她認為哲學曆史學家並不一定讚同“庫恩關於科學革命的觀點”，也許他們隻是覺得“從事科學工作的個人或團體拋棄陳舊的觀念會使科學的發展加快”（p.89），而他自己與上述曆史學家的觀點相反：“我堅持認為承認科學發展的這種革命的觀點會使努力真實地描述科學未來圖景的企圖發生混亂”。她相信“連續觀”，她總結說用革命或進化這類用語討論美國的生物學會導致混亂，“把科學的發展變化一般地看作是進化的還是革命的，連續的還是不連續的”這樣的問題是“吹毛求疵”。R.萊戈在他的論文中，很少泛泛地提到革命問題，他主張要“堅持古生物學中的形態學傳統”，因此，“運用連續觀而不是革命觀，才能最好地了解那個時代生物科學的發展曆史”（1981，129－130）。
在對批評的回答中，G.愛倫擺脫光前研究的狹窄領域，以便把與進化相對立的革命的概念引入科學中去。他堅信“從1890年到1910年間，生物學領域中發生了出其不意的或革命性的變化（在庫恩的意義上）”。他提出了“一種進化的模式……在這個模式中，進化和革命兩個因素始終都在起作用”。他強調說，根本上說來，“任何革命性變化都有賴於先前的進化，反之，所有進化性的變化都將導致…革命性的變化”（p.173）。這意味著“量的”或“小的，逐漸的”，“進化的”變化會導致“質的”，或“大的，完全不同的”，“革命的”變化。他認為當量變到質變的轉化緩慢發生時，就是進化，當這種轉化迅速完成時，就是革命。他把科學的發展看作物種的演化中的“間斷的平衡”模式相似，這個模式是S.J.古爾德和N.愛爾德雷季在古生物學研究中提出來的。他們認為在生物進化的長河中，有“迅速變化的時期，新物種的產生和舊物種的消亡都是很快的，接著便是緩慢變化的穩定時期，使物種與環境完全相適應”。在進化生物學中引入一種帶根本性的但尚未被接受的觀點所產生的新問題比它解決的更多，正如F.丘吉爾在他的文章的結論中指出的那樣，他認為“所謂人類也具有類似的組織和個體的發展趨勢是值得懷疑的”（1981，181）。
上述爭論給近年來出現的一個非常主要的反對派的事實提供了佐證。那些人反對革命是科學發展的一個特征。我的一位科學同仁聽說我正在寫作一本關於科學革命的著作後，不隻一次地寫信給我，要求就這個課題跟我展開爭論。使我感到吃驚的是，他的每一封來信都流露出對科學中的“革命”這一概念和詞彙本身的敵意，甚至當他壓根兒還不知道我打算怎麼寫我的這本書時就是如此。很長時間裏我都感到迷惑不解，革命的概念中到底有什麼東西那麼容易引起敵意？我對此曾進行了一番思索，我認為這種情形某種程度上是出自對庫恩著作的反感。很明顯，並木是所有的科學家都同意P.梅達沃（1979，91）的見解：“人們接受了庫恩的觀點，這是一個肯定的信號，表明科學家們發現這些觀點很有啟發性，因為他們自己沒有時間進行純哲學上的思考”。但是，盡管“庫恩的觀點有助於說明科學家的心理”，而且是“對科學史饒有興味的評論”（p.92），然而庫恩的觀點有一個特點很容易激怒許多科學的實際工作者。因為庫恩的觀點很露骨，他認為大部分科學研究都是一種“掃尾工作”，不斷前進中的科學的這一特點顯然不被那些“不是一門成熟科學的實際工作者”所欣賞（1970，24）。實際上，“大多數科學家在他的全部科學生涯中所從事的正是這樣的“掃尾性”工作。盡管庫恩說這類工作“幹起來……也是令人著迷的”，但許多科學家定會覺得這種獨特的表達方式是在貶低他們的形象。因為科學家應當是勇敢的探索者，新道路的開拓者，輝煌成就的獲得者和真理事業的推進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