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學家的觀點
科學史家喬治·薩頓在1937年就認為：在正常情況下，科學的進步是一種增長的活動或積累的活動，而不是一種革命的延續。許多科學家和科學評論家接受了這一觀點，其中有化學家J.B.科特南和物理學家E.盧瑟福；而且至今仍有少數人仍在堅持這一觀點。但是，到了2O世紀扣年代，科學史家們開始接受科學革命的概念，從根本上來說，是受到了三部重要著作的影響。這三部著作是：H.巴特費爾德的《近代科學的起源：1300－1800》（1949年初版，1957年再版）；A.R.霍爾的《科學革命：1500－1800》（1954年初版，1983年再版）和T.S.庫恩的《科學革命的結構》（1962年初版，1970年再版）。巴特費爾德和霍爾隻是肯定了科學革命在曆史上的地位，因為巴特費爾德僅向人們介紹了另一種革命——近代科學革命。但是，庫恩的著作一出版，科學革命作為有規律發生的現象，就被人們普遍地接受了。
根據通常的說法，是巴特費爾德把“近代科學革命”這一術語引進曆史的話題中的。而當我有一次向他問及這個問題時，巴特費爾德（他一直對史學史研究很感興趣）答道，他完全意識到他在傳播“近代科學革命”這一觀念時所起的作用。但是，他認為，這一觀念並不是他的創新。事實上，我們仔細閱讀一下《近代科學的起源》，可以發現：這本書是在1984年的一係列講演稿的基礎上寫成的，由此表明他並非認為他是這一觀念的創始人。
然而，巴特費爾德在使“近代科學革命”這一觀念深入人心上起了重要作用。他以強有力的和雄辯的事實宣稱：近代科學革命的最終結果“不僅使繁瑣哲學黯然失色，而且使亞裏士多德物理學解體。”“它不僅推翻了中世紀科學的權威，而且推翻了古代科學的權威。”此外，這場革命“遠遠勝於自基督教產生以來的任何事物，它使文藝複興以及宗教改革黯然失色。”巴特費爾德是一位普通史學家，而不是一位科學家或科學史家，因此，他的戲劇性的結論特別對其他有名望的史學家和哲學家產生影響（甚至對科學史學家和科學哲學家也是如此）。這些史學家和哲學家都能把從伽利略到牛頓時期現代科學的突變事件，恰當地看作曆史上的主要革命。懷特海認為，按照“天才世紀”的簡單規則，那個時代的偉大的科學事件是與伽利略，牛頓以及他們同時代人的名字聯係在一起的。巴特費爾德為了強調那個時期科學思想的革命性質，用了這樣兩個詞組：“英勇的冒險”和“人類實踐的偉大樂章”。首先，巴特費爾德強調了他叫作帶著“各個不同類別頭銜”的革命的影響，並且，他避免了用宗教改革的或社會和經濟因素的影響來輕易地解釋革命。
在《近代科學的起源》一書中，巴特費爾德不僅給近代科學革命以突出的地位，盡可能地把它看作西方文明中的最著名事件，而且，他提到了“化學領域裏的一場滯後的科學革命。”如此表明，他意識到了一場滯後的牛頓革命，這可能側重的是“化學領域裏遲到的科學革命”與長期流行的術語“化學革命”相比並不隻是一種簡單的變種。化學革命最早是由革命的大師拉瓦錫提出來的，自M.貝特洛的《拉瓦錫化學革命》（1890）一書出版之後，“化學革命”廣為使用。我必須承認我從沒有確信：這就意味著科學革命是“滯後的”，隻是因為“滯後的”這一術語，更有助於理解自然事件，例如像後來關於雨的解釋。巴特費爾德沒有讓讀者清楚他所指的“化學上的科學革命”與“拉瓦錫化學革命”之間的概念有什麼真正的不同。他盡最大可能地表明近代科學革命對最初的數學，天文學和物理學的影響，而不是對化學革命和直到法國革命出現的類似的化學革命的影響。即：在近代科學革命改變各門學科的進程中，化學革命的到來要比天文學和物理學晚一個世紀左右。
巴特費爾德的影響是隨這一事實的出現而不斷擴大的，即，他的著作正作為對科學曆史的專業領域的積極探索而出現，並使之推廣到許多知識領域：普通曆史學，哲學，政治科學，經濟學，社會學。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出現的許多科學的應用，國際核武器的控製問題，對未來的希望與恐懼共存，這使科學和技術引起了許多科學家和非科學家真正的關注。這種關注使人們對科學史，科學革命以及對科學革命創立的現代科學的應用產生了日益濃厚的興趣。巴特費爾德第一個對科學革命（近代科學創立的革命）的令人震驚的論述，恰恰是在此時出現的，因而產生了極大的影響。他的著作幾乎立刻被作為初級學生和高級學生的公共教科書。這種定論作為權威性的論斷影響了整整一代學者和科學家。
早期著作家論革命
然而，巴特費爾德並不是20世紀以來第一個詳細論述科學革命的曆史學家。許多被巴特費爾德引證過的重要著作家在早期都討論過科學革命和科學中的革命這樣的論題。M.奧恩斯坦醫生是這些作家中最早的一個，她在哥倫比亞大學時的醫學論文《17世紀科學協會的法則》於1913年出版。它至今仍然是經典著作；該書分別於1928年和1975年兩次重印。奧恩斯坦除了把近代科學革命作為單個的統一的運動來分析外，她還把科學革命的概念用於規模較大的革命中的特殊事件。例如，她提到望遠鏡時說“它使天文科學徹底革命化了。”她提到了“林奈的革命著作”，“光學的革命性變化”，“大學中的革命”（1928，8，13，249，262）。奧恩斯坦特別提到了發生在17世紀前半期的一次變化，它“比起先前時期逐漸進化以來，似乎更像‘變異”’（p.21）。她這樣概括她的發現：“在17世紀後半期”，科學協會是文化的產物，“更像科學革命的大學”。值得注意的是，她斷定：“與許多載入史冊的、似乎並沒有什麼意義的革命相比，在思考和探索的基本習慣中存在著一場革命”。這最後引證的誇大成份，是因為巴特費爾德在後來的解釋中用了標準的術語。對我們來說，可能最為突出的是：在她的討論中沒有指出但我們能夠找到的一條線索：近代科學革命的概念就像科學革命的概念，可被用於任何其他的事務，而不僅僅是曆史學上解釋和分析的一個標準模式。
20世紀20年代，一位名叫A.A.玻特的學者，他對巴特費爾德和許多科學史家，科學哲學家產生了很深遠的影響，他的曆史學及其評論文集《現代物理學的形而上學基礎》（1925），在近代科學革命時期，作為對科學哲學基礎的經典研究，受到了高度的重視。玻特是一位訓練有素的哲學家，後來，他放棄了對早期思想及其意義的研究，轉而專事宗教哲學。
玻特的書有一多半是論述哥白尼，開普勒，伽利略，笛卡爾，吉伯和玻意耳的，其餘的論述“牛頓的形而上學”。在玻特引用的一篇參考文獻中介紹牛頓時說，是牛頓引發了突出的事變——“嶄新的知識革命”（p.203）。然而，玻特在閱讀了牛頓的著作後認為，這個推論具有“悲觀”色彩。因為，牛頓“以他權威的見解，應當在他豐富多彩的工作中對所用方法做清楚的陳述”。玻特仔細查閱了牛頓的各種論文，試圖為“這種陳述找到任何特殊而詳細的說明”，但這一切都是徒勞無功的。
在這個有著很大影響的曆史研究中，玻特還提到了“R.玻意耳的化學革命”，他使用了這樣一個題目“特殊的假說和實驗的方法，而不是幾何學的歸納法”（p.200）。對玻特來說，在開普勒和伽利略時期，“科學中精確數學的運用按照其秩序”，帶來了“一場著名的形而上學革命”（p.156）。玻特還提到“天文學革命”。伽利略的“因果關係的實證概念”和相伴隨的科學被認為是一場“完整的革命”（p.89）。玻特認為，這是描述“伽利略革命的偉大性”（p.93）的一個恰當的詞組，而且它包含了“循環式革命”的舊式解釋，即從某點出發，又回到該點的一種封閉運動。在描述伽利略時，玻特提到了一場“思維革命”（p.84）。A.柯伊雷和巴特費爾德後來更充分地發展了這個思想。在玻特的論文中，人們還能看到“哥白尼革命”（p.50），它被說成是“最根本的革命”，人們認為玻特確信：道路是由“像庫薩的尼古拉這樣的思想家的自由宣哲”（p.28）鋪成的。玻特討論了哥白尼革命的遠景，認為他的體係的“簡潔性”能“正確地…減少他的革命觀念確實會引起的某些偏見”。而且，在對這一事件的一般性介紹中，玻特列舉了出現在當代科學的前兩個關鍵世紀中的所有基本的發明，他認為“在1500-1700年間，這種革命確已發生”（p.16）。
玻特的著作開辟了一種科學思想的新領域——從哥白尼到牛頓的物理學的形而上學基礎和宗教含義。就展示的程度來看，值得注意的是：這種新科學是“與曆世紀和問世紀的哲學和宗教思潮不可分割的”（格拉克1977，63）。但就現在的背景來看，這種經常重印的著作，對於近代科學革命和“基本”的哥白尼革命的討論，是有意義的。
在涉及17世紀的科學中使用革命概念的另一位著作家，是哲學家懷特海。他認為，望遠鏡“可能會作為玩具而保留”（1923，165），而在伽利略的手中“它（望遠鏡）卻引起了一場革命”。然後，懷特海盡力去“解釋伽利略帶給他那個時代的主要的革命思想”。懷特海在《科學與現代世界》（1925）一書（該書是根據他1925年在波士頓的洛韋爾講座的講稿整理成的）中一再提到他稱之為16世紀的“曆史的反叛”，他認為，這種反叛包含著科學，在科學領域中，“這意味著要求實驗和推理歸納法”（p.57）。雖然，在涉及到伽利略時，他並沒有專門使用“革命”這個詞，但毫無疑問，存在著對伽利略革命影響的評論。“對人類有史以來的觀念產生了最根本的變革”（p.3）。然後，他繼續說了一句值得記住和經常被引用的話“自從基督降生在馬槽中，不知是否有過如此小的漣俯竟能掀起如此軒然大波”。這對伽利略革命來說，似乎是一個奇怪的隱喻，因為伽利略自己的風格是好鬥的，他力求建立新哲學、新科學和新天文學。他力求去消滅反動勢力，他確信這種反動勢力在奴役中控製著他的上帝，在科學中導致謬誤。但是，懷特海試圖用曆史學中立的觀點去觀察那時的事件，也許，對特倫特俱樂部P.薩皮的曆史來說，它隻適合作男人們的消遣讀物。今天，值得注意的是，懷特海在他的思想體係中，對他寫到過的伽利略的審判作了很大的改動，他以前把17世紀伽利略受到的審訊、悔過和宣判稱為“溫和的譴責”和“光榮的禁閉”（p.2）。我承認懷特海的介紹是試圖去表達這樣一種感覺，伽利略科學的革命性含義，沒有清楚地向他的同代人表示出來，也沒有真正地對他們的思想產生直接的和強烈的影響，因此，著作家們僅僅是使用“溫和的譴責”這種提法，幾乎和人們懲罰一個瘦弱頑皮的孩子一樣輕描淡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