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世紀20年代，又一本受歡迎的書是J.H.小蘭德爾所著的《當代精神的產生》（1926年初版，1940年重印，1976年再版），當時，年輕的哲學家小蘭德爾隻有20歲。小蘭德爾認為：從中世紀到近代世界促成的偉大革命運動既不是文藝複興，也不是宗教改革，而是受到了“科學不斷發展的影響”（p.164）。“無論幾個世紀以來取得過怎樣的勝利，注定要在人們信仰中發動一場最偉大革命的，既不是人文主義，也不是基督教改革，發動這場最偉大革命的是科學”（p.203）。接著，小蘭德爾討論了哥白尼的著作，他認為，哥白尼的思想中，沒有什麼真正是革命的，除了對他介紹的“舊作家們已發現的謬誤”和“甚至觀察和常識是難免有錯”（p.230）這一思想的“否定意向”。小蘭德爾對“哥白尼革命是由伽利略完成的”（p.235）這種見解十分敏感，他讚成這樣一種極端的觀點，比哥白尼和伽利略革命“更有意義的是創造了新物理學的笛卡爾革命”（p.244）。在科學中，他不僅對照“哥白尼和笛卡爾革命”，發現了“從中世紀到近代的天文學的一場革命”（p.242）。而且，把斯賓諾莎發動的革命和笛卡爾發動的革命聯係起來，看作是“人們信仰上的兩次重大的革命”（p.247）。小蘭德爾提到了後來的革命，他引用狄德羅的話來表述，我們“正處於一場偉大科學革命的關節點上”（p.265）。他也注意到了：當代革命已顯示出了修正“牛頓體係的美好前景”（p.254）。牛頓和洛克“在思想的信仰和習慣中對革命產生了影響”，這正適合塑造一個“啟蒙和理性的時代”。《當代精神的產生》論述了許多這樣的科學革命。
曆史學家P.史密斯把近代科學革命這個詞組作為《現代文化史》中一章的標題，顯然，他是特別強調近代科學革命的。史密斯像巴特費爾德一樣，是一位通史學家，而不是一位科學家，甚至不是一位科學史學家，他的學術成就是撰寫了關於伊拉斯謨的學術論文。史密斯最早認識到科學及其曆史將成為“當代文化”的一個核心部分。他對科學的傑出貢獻可以通過他著作的第一卷的副標題表明出來，即：“偉大複興1543－1687”。那個時期，哥白尼的《天文學革命》和牛頓的《原理》相繼問世。然而，在強調科學的革命時，史密斯卻舉出另一位普通史學家J.H.羅伯森的例子，羅伯森的《精神發展論》（1921）有一章題為“近代科學革命”。史密斯認為近代科學革命是“曆史上最偉大的革命”。（並以類似於奧恩斯坦和巴特費爾德的誇大的華麗詞藻）堅持認為它是“超過有史以來前人所作過的一切的科學成就”（p.144）。
1939年，科學家J.D.貝爾納出版了一本具有挑戰性的著作《科學的社會功能》，一位馬克思主義者批評它是在科學和社會之間隨意建立秩序。考慮到作者的政治態度，對他很少涉及科學革命，我們並不驚訝。在他涉及的革命中包括：伴隨“農業的發明”出現的“人類社會的第一個偉大革命”（p14），17世紀的“精神革命”（p.27），‘“革命的……機械學新思想”（p.167），“是隨著炮彈的飛行而產生的”。20世紀初期“通訊和運輸方法的改進”（p.170）是“同時使數百萬計的人同時而直接行動的可能性革命化了”，“偉大的化學革命”（p.335）是“拉瓦錫創立的”，以及“20世紀偉大的量子革命”（p.368）。還有18世紀和19世紀的工業革命和“第二次工業革命”（p.392），在第二次工業革命中，“科學比在第一次工業革命中起了更大。更有意義的作用”（p.343），而且成為礦山技術中未來革命的基礎，但是，貝爾納並沒有認真地發展（過去，現在和未來）科學革命的主題，雖然，他詳細描述了近代科學革命的性質和影響。但是，他並沒有更多地涉及17世紀一般的革命概念。這一主題隻是出現在單獨一書中，這一節開頭有個副標題：“近代科學革命：資本主義的任務”。而當貝爾納在20世紀SO年代巴特費爾德後擴充、修改和完全重寫這部書時，他廣泛使用了革命的概念，以至於讀者能十分容易地得到這樣的印象：科學革命已成為他的曆史思想基本框架的一部分（貝爾納1954；1969）。貝爾納四卷一套的《科學史》第二卷的標題是“科學革命和工業革命”。由此帶來了這樣一種情形：在此後30年左右，科學史的創作文獻中已到處是近代科學革命和科學中的革命了。因此，貝爾納著作的兩個階段反映了時代的特征。這兩個時期就是：1950年前，是開始認識革命包括近代科學革命這些概念，而1950年後，則是這些概念作為我們對科學變化的理解的本質而得到廣泛的應用。
亞裏山大·柯伊雷的開拓性作用
我將用對亞裏山大·柯伊雷的討論來總結前巴特費爾德研究。柯伊雷是本世紀50-60年代中在科學史著述中最有影響的人。至少在巴特費爾德前十年，柯伊雷就把科學革命的觀點作為一個中心的組織原則而加以有意義的應用。他1939年出版的《伽利略研究》普遍被認為是一部奠基性的著作，是“科學研究中的一場史學革命”（庫恩，1962，3）。作為這場革命的結果，科學史家已不再去尋找“古老科學對我們現在的永久奉獻”。而是“試圖去展示自己那個時代科學的曆史完整性”。因此，像庫恩所作的那樣，例如：新的科學史家“不是去探尋伽利略的觀點與現代科學的關係，而寧可去尋求他的觀點與他那個團體人們的觀點（例如：他的老師，同代人以及科學界最近的傑出人物）之間的關係”（同上）。此外，“他們堅持研究科學共同體的觀點和其他觀點上類似（通常又遠遠不同於現代科學的觀點）的人們的觀點，並給予這些觀點最大的內在一致性，使它們最大可能地適合於自然界”。
這種新的探討（也許最好的例證在A.柯伊雷的著作中）集中於一種新的概念分析，不僅關心個別科學家的思想，而且也關心同時代科學的，哲學的，甚至宗教的預想；包括根據盛行的或“已接受”的哲學或論題而獲得的科學的可接受性或崇高性原則（霍爾頓，1977）。柯伊雷的分析對17世紀的研究帶來了某種顯著的變化，例如：像亞裏士多德宇宙的解體，空間的數學化等，這些變化在特征上是如此重要，就像發動了一場知識革命。
柯伊雷著名的《伽利略研究》是以這樣一個宣言開頭的，我的目的就是進行一項“科學思想的進化（和革命）的研究”。他把“17世紀的科學革命”看作是人類思想中的一次“真正的突變”，在特殊意義上，“突變”這個術語已被G.巴克萊所采用。柯伊雷認為，自古希臘對宇宙的最早研究以來，“突變”一直是最重要的。科學革命是“已被表述和產生成果的近代物理學（或更精確地說是經典物理學）的一種意義深遠的知識變革”。這種突變基於一種重要的“空間幾何學化”，實質上就是由歐幾裏德的“抽象空間”取代了亞裏士多德和托勒密的“有形的宇宙”（1939；1978）。柯伊雷確信：17世紀科學的革命性變化隻是“人類思考其自然環境方式的變化”。正如R.霍爾（1970，212）所說，柯伊雷“一再堅持，促成古典科學發展的變化既不是社會經濟性的，也不是技術性的，更不是有關科學的方法論的”。R.霍爾概括說：“在文藝複興晚期，對知識變革總特征作這種表述，不能不使曆史學家把科學革命作為一部偉大的曆史戲劇去對待”，把“它的次要的情節都作為偉大的劇情。到了17世紀中、後期，這出戲的高潮逐漸出現了”。（p.213）
巴特費爾德深受柯伊雷著作的影響，這不僅表現在像伽利略的柏拉圖主義，數學的作用，亞裏士多德宇宙的解體以及在科學革命中所謂的實驗的次要作用這些獨特的題目中，而且，他還接受並且實際地運用了柯伊雷的觀點，即人類思考自然現象的方式中發生了本質變化。
巴特費爾德的近代科學革命概念
巴特費爾德的近代科學革命概念相當明顯地不同於通常的科學革命，甚至不同於涉及18和19世紀的近代科學革命，不同於20世紀頭幾十年所表達的科學革命。據他看來，沒有法國和俄國革命模式的革命。相反，他把近代科學等同於從哥白尼那個時代，或伽利略和開普勒那個時代以來的現代科學的全部發展。雖然，巴特費爾德謙虛地說他並沒有引進新的概念，而且，謹慎地談論“所謂的科學的革命”，或“被叫做科學革命的東西”，他指出：近代科學革命在伽利略，或伽利略和牛頓的時代，不僅僅是單一係列的曆史事件，正如奧恩斯坦，玻特和柯伊雷已經描述的情況。巴特費爾德認為：革命將成為一種延續曆史或創造曆史的力量，這種力量正將曆史推到我們麵前。因此，在他的著作中，近代科學革命出現了類似於馬克思的“永久革命”的特征。他在談話中經常討論這一點，而不是在書中寫下來。
因此，巴特費爾德第10章用了這樣一個標題：“近代科學革命在西方文明中的地位”。很明顯，使近代科學革命以這種意義出現，這就意味著不僅是把一個新因素與當時其他因素一樣引入曆史中，而且，“它證明了科學具有如此增長的能力，在它的應用中具有如此寬廣的領域，以至很早以來就明顯起了直接的作用，也就是說，開始去控製其他的因素”（p.179）。總之，近代科學革命不僅標誌著許多偉大的變化，而且成為當代科學的根基。巴特費爾德興奮地說：“我們現在說西方文明附帶著日本這個東方國家，而不再是希臘-羅馬哲學家的意識，這不是指日本的基督教徒，我指的是科學，是17世紀後半葉以來，就開始改變西方麵貌的思維模式和所有的文明設施。
此外，巴特費爾德確信：“今天，我是這樣一種位置上去了解它的複雜性”，這比起我們之前這個領域裏活躍了2O年甚或50年的前輩來說，當然更加清楚了。他使我們清楚了：我們（在1949年）沒有戴“有色眼鏡”，我們也沒有“借古喻今”，在20世紀40-50年代中，“已被揭示的事物，隻是更生動地產生了深遠的、重要的轉變，世界在科學革命中已經度過了300多年”。革命在哥白尼、伽利略和牛頓的時代就已經開始。因此，對巴特費爾德來說，近代科學革命的曆史意義隨著科學在後來，甚至是近來的發展而增長和澄清。這有助於去解釋“為什麼我們的前輩很少意識到17世紀的意義和近代科學革命的至上的重要性。為什麼他們要關注文藝複興或18世紀的啟蒙運動”。西方文明在17世紀已獲得了它的現代特征，尤其是通過近代科學革命，或在與近代科學革命的關係中表現出來：“這就是為什麼自基督教產生以來，在曆史上一直沒有出現可與之相比的裏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