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史家們對革命的應用
前麵的例子表明，科學中的革命和近代科學革命的概念突出地出現在20世紀50年代前許多重要著作家的著作中。此外，這類革命在柯伊雷或巴特費爾德前的最通用的教科書——W.C.丹皮爾經常再版的《科學史》——中得到了廣泛的討論。例如，他在1929年該書初版時討論了“由哥白尼理論引起的”一場天文學革命；牛頓時代人類理性觀的一場革命；19世紀出現在生物學領域的一場“人類思維方式”的革命，還有革命性的物理學發現以及“生物學領域的一次革命性成果，當時生理學和心理學發現了意識和物質的聯係，同時達爾文創立了進化論”。丹皮爾也提及了“心理學中的革命”，以及由20世紀數學和物理學產生出的“一場名副其實的思維革命”。在這部書中，他雖然頻繁使用“革命”這個字眼，但他沒有明白展示關於科學革命的發展理論，也沒有把科學革命的概念作為重要的主導思想。另外，近代科學革命也並非他著作的主題。
盡管革命這一主題時常出現，但是我們還不能得出結論在20世紀上半葉的曆史學家，科學史家和科學家們像我們今天這樣承認近代科學革命的存在，並把這個思想作為主導原則，或是普遍意識到科學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20世紀30年代，有關科學史的一些重要的研究既沒有提及科學革命的概念，也沒有提及近代科學革命的概念。例如，近代科學革命這個思想在R.K.默頓1938年出版的《17世紀英國的科學，技術和社會》的經典著作中，明顯地沒有作為一個技術術語和一種思想出現；而且默頓也沒有提及科學革命。其次，這樣的術語也沒有在蘇聯學者B.赫森1931年寫的著名文章（1931，1971）中出現過，這篇文章被看作是對“牛頓原理的社會及經濟根源”運用開創性的馬克思主義分析。同時，在G.N.克拉克1937年出版的一本針對赫森理論的書《牛頓時代的科學和社會福利》中也沒有出現過“近代科學革命”這樣的名詞；最後，在H.格拉克1952年出版的《西方文明的科學》的開創性總結中，“近代科學革命”既非主題也非副題，書中涉及科學時唯—一次用到“革命”這個詞，是在提及拉瓦錫化學革命時。
在近代科學的編史工作中，1954年A.P.霍爾的《1500－1800年的近代科學革命》一書出版堪稱一件大事。這本書的副標題是“當代科學態度的形成”，盡管霍爾（vii，375）承認H.巴特費爾德著作的重大意義，他的這本書仍是第一部主要論述近代科學革命的著作。霍爾強調了在16世紀開始出現的“互補”類型的科學發展——“理論概念和事實發展的兩條明確的路線”，在“科學中持續明顯地同步發展”（P.37）。他認為“16世紀的科學精神很自然地從中世紀的成果和進步中發展起來”。通過吸收大量的學術思想和盡量采用A.柯伊雷的研究思想，霍爾把讀者引向伽利略思想的根源——那種導致他的兩項偉大貢獻的思想的發展。霍爾發現伽利略的《關於兩門新科學的對話》（1638）並沒有像伽利略原來設想的那樣在動力學中引發一場真正的革命，就如《對話》前幾部分現在隻是被看作是“兩種宇宙論各自優劣進行比較的論述”（p.77）。他在書中這部分結束時提出了意義重大的預見：下個世紀“科學的主題是借助伽利略對運動的描述分析，用笛卡爾力學原理廣泛地解釋自然”（p.101）。霍爾在每一章都采用了一整套新的概念分析。科學史傳統著作中特有的一係列英雄形象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思想和事實，理論和實驗或觀察滲透到宗教和哲學思想的大背景中的這段曆史。如果說，H.巴特費爾德像個有無資而又有激情的業餘愛好者突然涉獵科學革命史，那麼，R.霍爾卻絕對是個有才識的內行。
霍爾以前出版過一本專著，《17世紀的彈道學》（1952），這本書預示了他以後卷入了對技術史的深入研究。所以我們並不奇怪他的具有創新意識的一章討論“近代科學革命的技術因素”，在這一章中，他闡明了對手工機械傳統以及科學與技術之間的相互作用的真知灼見。回顧一下，他書中最精彩的部分是關於科學器械的討論（pp.237—243）——在A.沃爾夫的《16、17世紀科學、技術與哲學史》以及他的論述18世紀的類似著作中，進一步介紹和闡明了這一論題。霍爾一直在寫作近代科學革命時代的科學，並準備完全重寫開創性的著作《科學史》（1983年修訂出版）。值得注意的是，他預言從1500-1800年這個300年內的近代革命時期是曆史上最長的革命時期。
近代科學革命史的不確定性
稍作考察即可知道，則世紀有些科學史家和哲學家一直使用著近代科學革命的概念。然而，在1950年以前，盡管關於近代科學革命和科學上某一次革命的確定的個人觀點時常出現，這些觀點卻從未有意識地用於組織一場曆史學討論。人們對是否存在近代科學革命以及革命的性質，組織結構等都不甚感興趣。我發現在1950年前後史學家和哲學家們的著作中很少關注這些話題，這和科學家們的著作，尤其是那些大聲疾呼反對科學革命的科學家們的著作形成鮮明對比。早期科學史家們通過對諸如“近代科學革命”這些詞的運用的忽視態度，來表明革命尤其是近代科學革命在科學上所起的作用之微弱。當今關於科學史的論著中包括以下學者一些各種各樣的觀點：“A.孔德是首先意識到近代科學革命並為其命名的”；“近代科學革命”這個惹眼的術語來源於並不久遠的1943年，當時A.柯伊雷首次使用了這個詞，“近代科學革命這個詞概括了一個時代，並且歸納概括了現代科學發展的特點，我認為這個詞最初是由H.巴特菲爾德在1948年首次使用的”。追溯科學革命概念的起源唯一嚴肅的努力得出的結論是：“1755年，D.狄德羅引進了科學革命的概念”。這些例證說明學術傳統中並沒有包含貫穿20世紀的科學革命和近代科學革命的主題。
20世紀50年代，近代科學革命理論的廣泛傳播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巴特費爾德和柯伊雷的努力，柯伊雷的《伽利略的研究》於1939年在法國出版，此書成為大戰的犧牲品，直到20世紀40年代末才出現在學術界。但巴特費爾德和柯伊雷都未更多地推進較小的科學革命和運用這類概念，這一主題在他們的著作中並不特別突出。所以這個問題留待T.S.庫恩解決，他使曆史學家，哲學家和科學社會學家完全認識到科學發展的這一特點，並把學術界的注意力引向這樣一個主題：革命並非僅僅出現在科學中，而且是整個科學事業的常規。在前幾章，我提到這種成就最終與大眾對庫恩的特殊理論“科學革命的結構”的認同是無關的。同時我還提到他的影響的重要特色是把學者的注意力從學術紛爭的觀念中轉移到個別科學家或派係之間的紛爭中。庫恩的影響可以看成是把學術界日益增長的對一個大規模的近代科學革命的關注轉向個別的小規模科學革命。即使我們認為還有第二，第三或是第四次近代科學革命，與大量科學中的革命相比，這也僅僅是一小部分。此外，庫恩從整體上觀察了在科學領域的革命並從整體的觀點出發對本書中的幾場革命（哥白尼，達爾文和愛因斯坦革命）進行了討論。
關於近代科學革命的研究
很自然地，對近代科學革命的存在的認同刺激了許多新的關於那場革命的性質的研究。其中一項研究導致了推翻A.柯伊雷最熱衷的主題，也就是得到H.巴特費爾德認同和響應的主題——在近代科學革命中實驗的地位和作用被過分誇大了。尤其是柯伊雷堅持認為據傳由伽利略和帕斯卡等人進行的實驗記述實際上是哲學的傳奇故事，它們是編造出來為他們的研究尋找的冠冕的經驗性依據。例如，他認為伽利略並未進行過在《兩種新科學》中描述的那次著名的斜塔實驗。但柯伊雷通過伽利略的敘述得出對1／10脈衝的不同實驗得出的觀察結果存在一致性，但當T.B.塞托製造出和伽利略描述的那個實驗中相似的儀器並重作這個實驗時，他發現很容易達到這種精確度。最近，S.德拉克發現新的手稿證據說明伽利略早期關於運動學的發現是以實驗為基礎的。當然，柯伊雷強調用新思維看待伽利略的運動的作法是對的，但新思維需要實驗來幫助發現，需要把實驗當做發現規律的檢驗標準。
現在正探討的近代科學革命的另一個方麵是煉丹術、煉金術等這類被強調理性科學的學者們忽視的思想背景。這一領域的先鋒，並發揮了重大影響的是已故的F.耶茨。我們對這些學科在科學發展上產生的影響，甚至這類研究對牛頓這類人物產生的真實影響進行估價還為時過早。但我們至少可以確切得知牛頓對煉金術和預言學的研究深入持續了多年。若有可能發現他參與到我們稱之為非科學領域或非理性思想中的理性活動影響他的科學研究到了何種程度時，這將是富有挑戰性的一件事。
對於科學活動的社會結構的研究一直在進行著，一些論著有相當價值，很多學者從社會因素的影響角度發表對近代科學革命的理解。但迄今為止，還存在含糊的被忽視的關於科學革命的心理研究。這是一個無人涉足的領域，這片大有希望的領域可能為科學革命研究開出一個全新的天地，因而在科學及科學活動的學術分析中開創新紀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