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我來說，同時代人的證明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在後人的判斷中，對革命事業的考慮，比對革命的長期影響或對革命以後科學史的考慮要少，與此不同，同時代見證人所提供的，則是對正在進行之中的事業的直接洞察。舉例來說，這個事實就很有現實意義：達爾文不僅相信他的新思想將會導致一場革命，而且在1859年出版的《物種起源》的結論中也確確實實是這麼說的。他對“自然史中的重大革命”作了預見，像他這樣在已經出版的著作中如此大膽地發表這麼一個聲明（在這個例子中，就是在主要的出版物中宣布這項發現）的科學家實屬罕見。達爾文的判斷得到了大批與他意見相同的人的附和。拉瓦錫和達爾文對各自思想中所蘊藏的革命的闡述，不僅分別得到了與他們同時代人的確定性判斷的支持，而且還得到了後來的曆史學家和科學家們所作的評價的支持。不過，自我評價也許是不可靠的。沒有幾位科學家和曆史學家知道羅伯特·西默爾，而知道他的那些人也很難同意他的這種觀點：他對電學的貢獻是“富有革命性的。”我們甚至會得出更為令人信服的判斷：讓-保羅·馬拉，不管他自己怎麼評價，從未在科學中引起過一場革命。
把自己的工作描述成革命的科學家似乎為數不多。我對這個問題進行了大約15年的研究，在此期間得到了許多學生和朋友們的鼎力相助，有些研究助手們的研究成果也使我獲益匪淺，而這些年的研究表明，那種科學家直言不諱地稱自己的貢獻富有革命性（或者認為自己的貢獻將會導致一場革命、自己的貢獻是革命的一個組成部分）的事例，充其量不過十幾個，按年代順序，這些科學家分別是：羅伯特·西默，J．－P．馬拉，A．－L．拉瓦錫，賈斯特斯·馮·李比希，威廉·羅恩·漢密爾頓，查爾斯·達爾文，魯道夫·菲爾紹，喬治·康托爾，阿爾貝特·愛因斯坦，赫爾曼·閩科夫斯基，馬克斯·馮·勞厄，艾爾弗雷德·魏格納，阿瑟·H．康普頓，歐內斯特·埃弗雷特·賈斯特，詹姆斯D．沃森，以及伯努瓦·曼德布羅特。
當然還有一些人，他們也曾引人注目地說過，他們已經創立了一門新的科學（塔爾塔利亞，伽利略）或一門新的天文學（開普勒），或者，發明了一種“新的哲學化的方法”（吉伯）。我們並不指望能發現很多17世紀末以前的有關科學革命的參考材料。在18世紀聲稱正在引起一場革命的那三位科學家中，唯有拉瓦錫一個人的工作成功地得到了他同時代的人以及後來的曆史學家和科學家們同樣的評價。
來自同時代的觀察者或參與者的有關科學革命的證據，顯然在一定程度上並不是十分可靠的。較早時期遺留下來的證據可能是偶然的；即使它以某種有形的形式（出版了的記錄、日記、注釋、通信以及諸如此類的東西）而存在，它也許仍然不為今天的曆史學家所知。缺乏這種明確指出一場革命已經發生（或即將發生）的文獻，並非總能用來作為沒有發生革命的一種確證。換句話說，這種同時代人的證據，是我們作出一場革命已經發生這一判斷的一個充分條件，但並非總是必要條件。
從某一正在進行的討論中獲得的信息也許是非常有價值的。1858年倫敦林奈學會會長的年度報告，就是一個很恰當的例子，這一年，達爾文和華萊士發表了他們兩人對物種通過自然選擇而進化這一問題首次相互的交流。然而那位會長卻說，過去的一年，並非是以改變某門科學麵貌的一場革命而著稱的一年。我們是否應當設想，他對進化論的革命含義的反應是極為遲鈍的呢？不必如此。因為我們將會看到，他的報告表明，他是相信科學中會發生革命的，而且他猜想，生命科學中一場重要革命出現的時機已經成熟了。由此看來，他的陳述所要表明的是，並非僅僅宣布有關進化和自然選擇等大膽思想就會引起偉大的達爾文革命。對於一場即將發生的革命而言，還需要有細致而全麵的文獻證明材料，以及非常完備的理論，就像一年以後達爾文在他的著作中所提供的那樣。僅僅闡述了激進的思想並不能導致達爾文革命，達爾文革命是由數量巨大的事實資料與高層次的理論推理之間的相互作用引發的。無可否認，這四項標準終歸還是些主觀的標準。顯然，它們並非對每一件可能發生的偶然事件都適用。不過，它們至少提供了一些條件，這些條件足以使我們判定革命是否業已發生，而這樣的判斷也許會得到進一步的研究和批判性反思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