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對這一課題透徹的討論中，T．S．庫恩（1977，220）使我們注意到了“許多物理科學部門研究工作特點的一個重要的變化”，這一變化出現在1800年到1850年之間的某個時期，“特別是在一些被當作物理學的那些領域的一係列研究中。”庫恩說，“培根式物理科學的數學化”這一變化，是“第二次科學革命的一個方麵。”庫恩著重指出了這一事實，即“數學化”隻是第二次科學革命的“一個方麵”：“19世紀上半葉也證明了科學事業在規模上的巨大增長、科學組織形式上的重要變化以及科學教育的全麵建設。”庫恩非常正確地強調了“這些變化幾乎以同一方式影響了所有的科學”這一事實。因此，要“解釋19世紀新近數學化的科學有別於同一時期其他科學的特點”，還要考慮一些別的因素。
伊恩·哈金（1983，493）用一種引人注目的方式把庫恩暗示的思想革命和機構變化等想法做了推廣。哈金認為，這場科學革命和庫恩所謂的第二次科學革命都是“大革命”，他提出了一種“初級的以經驗為據的規則”，即每一場大革命必定都伴隨有“一種集中體現新趨向的新的機構。”按照這種分析來看，第二次科學革命不僅包括庫恩所說的培根科學的數學化，而且還包括作為新的生物學的達爾文自然史學說的出現。達爾文生物學在體係和思想方麵獨辟蹊徑。它大量地吸收了那些非科學工作者為非科學目的所收集的信息，亦即動植物的飼養者和培植者的記錄和經驗，而且，它實質上創立了一門非牛頓式的科學。這是現代第一個重要的科學理論，它的產生雖事出有因，但並無前兆。盡管生物學者和博物學家渴望有他們自己的牛頓，但是事實卻是，當他們的“牛頓”查爾斯·羅伯特·達爾文出現時，他的理論並沒有《原理》所說的科學的基本特征。達爾文指出，並非所有科學進步的方式一定都具有牛頓模式的數學特點，科學中的偉大進步也有可能是以非數學的培根方式進行的。此外，1859年《物種起源》出版後的討論形式，是社會大規模地參與科學的一個方麵，這種情況，是英國科學促進會秩序井然的機構的一個特征。
第三、第四次科學革命是否也伴隨有科學思想方麵的變化呢？這類變化是否也是這兩次革命的特征呢？這是一個很難回答的問題。第三次科學革命的涉及麵很廣，包括三次偉大的物理學革命（麥克斯韋革命，偉大的相對論革命和量子力學革命〕，數次化學革命，以及生命科學中的革命等，生命科學中最有意義的革命大概就是遺傳科學的創立了。如果我必須選出一種唯一的特征，它適用於表征麥克斯韋（雖然並非恰好適用於他具有革命性的場論）、愛因斯坦（但不適用於相對論革命）以及量子力學和遺傳學等的貢獻，那麼，這種特征就是概率的引入。從這個意義上講，正像第一次科學革命完全是受簡單的牛頓式—一對應的物理事件的因果關係支配的那樣，第三次科學革命處於這樣一個時期：許多科學領域（包括社會科學領域）都引入了一組組理論和解釋，這些理論是以概率論而不是以簡單的因果關係為基礎的。
對於第四次科學革命而言，很難想象得出也有這麼一個唯一的可以成為其思想標誌的特征。不過，有一個事實具有重要意義，那就是，生物學中有相當一部分（盡管不是全部）可以被看作簡直就是應用物理學和化學的一個分支。同時，在物理學領域中，最具有革命性的總的思想特征，大概就是拋棄了這樣一種幻想：有一個純基本粒子的世界，在這些粒子之間隻存在電的相互作用。
過分強調科學中四次機構革命和四次觀念革命的同時性是很危險的，盡管如此，希望有朝一日能辨明思想內容的變化與科學作風的變化之間以及科學研究機構的變化與從事科學事業的方式的變化之間的某種因果關係，這種想法依然是很有吸引力的。
曆史學家對其他偉大的科學革命的看法
“第二次科學革命”這個術語，是由T．S．庫恩引入科學史文獻中的。1961年，庫恩在《愛希斯》雜誌上發表了一篇論述測量在物理學中的作用的論文，在文中他使用了這個術語。庫恩的這篇文章（1977，178ff）原是遞交給美國學會聯合會測量問題學術報告會的一篇論文。其他作者也許已經在庫恩之前在不同的意義上提到過第二次科學革命；但我可以斷定，正是經過庫恩的討論，這個術語才正式地進入了有關科學史、科學哲學和科學社會學的論述之中。
羅傑·哈恩關於第二次革命的思想提出得較早，但它與庫恩的思想截然不同。哈恩的觀點見於他那部著名的研究巴黎科學院的著作（1971，275ff．），在他看來，第二次科學革命，是“一場關鍵性的社會變革，它使科學進入了更為成熟的階段，而且，像17世紀的第一次革命一樣，它超出了國界。”在描述中，哈恩並沒有討論第二次科學革命期間科學的實際發展，他把注意力集中在作為這種革命特征的機構的變化上即：“一般性的學術社團的衰亡和更為專業化的機構的興起”以及“各不相關的科學學科的專業標準的同時建立。”伴隨著第二次科學革命的是各種大學和研究機構的出現，尤其是“高等學府中”“專業科學”研究的出現。這個時代就是這樣，“專業化的實驗室”逐漸取代了“問世紀以來在這一舞台上占統治地位的各種學會。”
哈恩特別讓我們注意這一點，即科學共同體規模極大地擴充，這一規模因素本身，“迫使機構發生了分化。”他發現，專業化的生產和發展，是各門科學中“學術問題日益專門化”的必然結果，同時，也是”每一科目特有的實驗要求的產物。”最後，哈恩還要把專門化的興起與“科學和科學的直接應用之間差距的不斷縮小”連在一起，這種縮小因素，使得“（相對於專門科學而言的）一般性科學的作用，在要求專門技術的情況下，趨於減小。”哈恩看到教育方麵出現了一個嚴重的問題；為了有效地發揮其作用，一個“受過全麵教育的工程師或醫生”就需要盡可能使知識的專業化達到最高程度，這樣一來，“也就不可能同時期望對老的綜合性科學亦即自然哲學有深刻的了解。”
另一位對其他的科學革命進行過探索的是史學家休·卡尼（1964，151-155）。他暗示說，古代中國和由希臘的“科學活動”“也許可以不無公正地被看作是場革命”，而且，自牛頓時代以來，“還發生過別的科學革命。”他發現，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曾經發生過一次與哥白尼革命、伽利略革命以及牛頓革命等相類似的偉大革命：“這場科學革命的伽利略，是蘇格蘭人克拉克·麥克斯韋，它的帕多瓦（Padua）“是劍橋大學的卡文迪什實驗室，它的開普勒則是愛因斯坦。提到這場革命，人們還會聯想到另外一些人，如瑞利勳爵，）盧瑟福，玻爾，薛定諤以及海森伯等、”在這段論述中，卡尼的以下陳述非常有意思：“無論你對第一次科學革命中大學的重要性持什麼觀點，第二次革命中大學的傑出作用看起來是毋庸置疑的。”他還指出，“政府對科學的讚助與第二次科學革命的關係也值得我們注意。”最後，在書的“跋”中他提出了這樣一種見解，“在19世紀中還發生過第三次科學革命，其特點與法拉第和克拉克·麥克斯韋的領域中所發生的革命毫無共同之處。”對此他作了如下的解釋：“19世紀還經曆了一場同樣徹底的時間探討方麵的革命……首先是地球的年齡，其次是人類的年齡，再次是宇宙的年齡，這些最終都被看作是曆史探討的新的範疇。在對宇宙探討方麵的這場方式獨特的革命，像17世紀的數學革命一樣，有著深遠的意義。”但是，與卡尼的第二次革命不同，這第三次科學革命並不包括專業機構的革新。而且，在他的介紹中也不包含偉大的達爾文革命，他的介紹隻限於物理學領域。不過，他確實提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論題，亦即，到了“2O世紀中葉”，史學家不再認為，“哥白尼、伽利略和牛頓等人的成果”“能構成一場獨特的人類曆史上前所未有的科學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