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埃弗雷特·門德爾鬆論述“19世紀科學的來龍去脈”的一篇文章中（瓊斯1966），也有對第二次科學革命的陳述。在這部分陳述中，門德爾鬆強調了“19世紀科學的社會結構中”的變化，他把注意力集中在新的雜誌、新的科學協會和這樣兩種組織的發展上：一種是基礎廣泛的科學組織如不列顛協會，另一種是新興的致力於對科學特定的分支學科進行專門研究的組織。談到“在其中進行科學實踐的社會機構中的那些變化”時，他認為，也許可以把它們稱之為“第二次科學革命”。對他來講，這場革命可稱作是典型的科學工作者所具特征方麵的根本性改變。門德爾鬆指出，在17－18世紀，科學家們大都是業餘愛好者。也就是說，他們並非依靠科學實踐來謀生，他們或者是一些富有的無需為生計操勞的人，或者是在一些完全不同的行業（如醫療、商業貿易、船舶建造等等）中謀生的人。到了19世紀，科學家們逐漸開始從中層甚至中下層的社會中產生，因而，“在科學本身的實踐過程中，19世紀的科學家們不得不為他們所從事的科學活動尋求支持。”這種變化中的一個明顯的特征就是，科學共同體要“考慮其成員的職業需要”，結果，“在尋找對科學家的認可和支持上花費了大量的時間。”
曆史學家斯蒂芬·布拉什（1982）也對兩次科學革命提出了他自己的看法。他認為，第一次科學革命“發生在1500-1800年之間，它是哥白尼、伽利略、牛頓和拉瓦錫等人研究工作的產物；”第二次革命發生在1800-1950年之間，它是“由道爾頓、達爾文、愛因斯坦、玻爾、弗洛伊德以及其他許多人引起的。”他斷言，“我們的文明世界隻遇到過兩次全麵的具有如此重大意義的革命。”布拉什所說的第二次科學革命，是人們業已指出的有史以來所發生的各種革命中持續時間的長度居第二位的革命；它恰好是曆時最長的此類革命的一半，最長的革命，即魯帕特·霍爾首先指出的那場從1500年到1800年綿延了300年的事件。就像他能洞察到哥白尼讚同地壓體係和愛因斯坦讚同狹義相對論有著相似的理由一樣，布拉什把達爾文和達爾文主義與20世紀的“物理學革命”相比較也給人帶來了煩惱。不過，考慮這些問題以及布拉什對未來可能的第三次科學革命的總結性評論，也許會使我們離題太遠了。無論如何，在我看來，把1500到1800年間的事情不加區分地混在一起，說它們構成了具有重要意義的單一的科學革命，似乎太過分了。
恩裏克·貝龍寫過一部有關“第二次科學革命的研究”的書，該書的總標題為《論著中的世界》（意大利文版1976；英譯版1980）。很難用幾句話說清楚貝龍所構想的第二次科學革命到底是什麼。在他看來，這場革命起源於18世紀末到19世紀初的幾十年間的某一時期。“逐漸認識到徹底改變機械論式的世界觀的必要性，”是這場革命的一個組成部分。他發現，“要推翻科學上的這種世界觀，其前提”就是要對“各種自然現象”進行一係列的調查研究，這使得人們對“那種把宇宙理解為無始無終的宇宙鍾的信念”產生了懷疑。從“這場革命”中產生了一種“新的世界觀，依據這種世界觀來看，事物不再是按照循環的模式重複出現的，而且也不再受一成不變的規則支配了。”相比之下，這種新的世界是“受一種進化的過程製約的，這種進化過程對有機的和無機的物質形式都會產生影響。”為闡述這種新思想所揭示出的“機械論傳統中的”那些問題和矛盾，人們做出了“不懈的努力”，這些努力“以及它們引起的對科學解釋的思考”，就是“這第二次科學革命”的基礎。
這場革命始於“熱力學、輻射理論、電磁場理論以及統計力學等新的理論的出現。”貝龍發現，所有這些理論有一個共同之處，這就是，它們都“提出了物質結構和物理學定律的真正意義的問題，”並且通過這種方式改變了伽利略-牛頓傳統。盡管這基本上是一場物理學革命，包括“對力學基礎的全麵反思，”但19世紀的曆史表明，這種“物理學領域中的新的世界觀”已經“對其他科學，如生物學、化學和幾何學’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貝龍說，他的“意圖”就是“要證明19世紀經典物理學的革命性，”盡管他堅持認為，這“並非必然會貶低人們通常所說的相對論和量子力學所具有的創新性。”他甚至認為，“我們這個世紀的物理學”應當被看作是“始於18世紀末和19世紀最初十年的那場革命中最棘手的問題的產物。”貝龍得出結論說，“這場第二次科學革命今天仍然在進行著。”
在對貝龍此書的一篇富有洞察力的評論中，’和斯蒂芬·布拉什一開始就對“這場‘第二次科學革命”’的定義，提出了他自己的看法——第二次科學革命就是“把量子力學和相對論看作是物理學的基礎，並用它們取代牛頓物理學的那些曆史事件。”大部分科學家和科學史家認為，這些事件是從1887年開始到1927年為止這段時期內的一段時間中發生的（但未必都稱它們是一場“第二次科學革命”，甚至未必稱它們是一場連續的“科學革命”）——在1887年和1927年邁克爾遜-莫雷實驗的結果和海森伯的測不準原理先後發表了。布拉什在描述中把貝龍的解釋與更為常見的分析進行了對比。通常，人們著重考慮的是“機械論的或決定論的世界觀的失敗，以及令人驚訝的實驗結果的激增，這些結果迫使人們放棄古典的空間、時間、物質和能量概念。”然而，正如布拉什指出的那樣，貝龍論證說，“第二次科學革命實際上早在19世紀以前就開始了。”而且，這場革命“並非是機械論的衰落或某一組專門實驗導致的結果，而是作為科學問題和客觀知識本源的數學理論的出現所孕育的產物。”
庫恩和貝龍是依據數學與物理學的關係來認識第二次科學革命的（顯然他們所說的並非是同一場革命），他們絲毫未提具有革命性的機構變化。哈恩則強調指出，機構變化是第二次科學革命的一個重要特征。門德爾鬆也強調了第二次科學革命所具有的機構特征或社會學特征。卡尼主要關心的是物理學中的變化，但他注意到，在19世紀，不同的民族有著不同的科學傳統，而政府對科學的支持也是因國而異的。隻有伊恩·哈金在認識上實現了卓越而大膽的飛躍，他指出了觀念上的第二次科學革命與機構上的第二次科學革命之間的聯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