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億個神經細胞順利地進化到具有1000萬億個神經鍵的結構需要一種場，這種場能夠引導神經元集合體越過單個神經元的隨機變化而走向功能相同的最終結果。如果這一過程要在允許的時間區間內完成，那麼這種引導場就不可能在這一過程中自我產生（盡管新形成的神經元結構可能構成它們自身顯現出的局域場）：在那裏必定自始至終存在著完整的信息基礎。恒定的以真空為基礎的相互聯係滿足這些要求。真空的薛定諤全息圖獨立地使單個有機體持久存在，它通過相互作用指引有機體的形成並攜帶全套相關的信息。
四、亞量子全息場在個體和種係發育中的作用
考慮到對單個有機體的形態發生過程（即個體發育）可能有某種ψ效應，首先應當詳細說明哪些過程是我們預期與這種效應有關的。這種假說告訴我們，應當在有機體處於混沌狀態時去尋找ψ效應。
除了心髒和大腦外，許多身體器官都處於混沌狀態，盡管有時僅是部分地或暫時地。就個體發育而言，胚胎在子宮中的起源發生在一個混沌的（即一個複雜的但在許多方麵是內在非決定性的）係統中，這一點具有重要意義。正如雅各布所指出的，高度錯綜複雜的過程與細胞分裂和變異有關，它要求細微的和精確的調節，這種調節不可能完全由脫氧核糖核酸來編碼，不過，它可能被脫氧核糖核酸編碼的細胞和某個更廣大的環境之間的相互作用所支配。
細胞和環境相互作用的論點已完全被接受，但由此而引起這樣一個問題：我們如何去理解“環境”？按照瓦丁頓的觀點，子宮的生物化學環境通常是指產生“穩向”或產生通向完整胚胎起源的動力學途徑的環境。不過還有另外一種可能性，胚胎的成長和變異可能受到發生這種過程的場的影響。
我們已經知道，構成正在發育的胚胎的細胞是原子和分子的一種動態構型，這種動態構型的傅裏葉轉化被記錄在亞量子場中。在遞向傅裏葉轉化中，當這種波形被重新轉換成構成胚胎的分裂細胞的網狀結構時，其效應是一種微妙的“提示”，這種提示在細胞變異的有效途徑中動態地引導非決定論的選擇。正如霍伊爾的盲人玩魔方的比喻所描述的那樣，這樣的提示是極其有效的。在胚胎發育過程中，來自ψ場的微妙信號可以支配和引導無數不同變異之間的相互影響，從而使胚胎與其物種的形態一致地發育。
ψ效應補充了為什麼物種準確無誤地繁殖的遺傳解釋：從雞蛋裏孵化出來的是小雞而不是雉，從母親的子宮中生出來的是人而不是黑猩猩。這是因為，雞和人的特殊的立體動態型式“內構成”各自的受精卵，並引導其各自特定的形態發生。物種的特定型式由場中的波形重新轉化而來，並規定細胞在空間和時間中集合成相應的構型的方向。
胚胎發育並非是唯一被與亞量子全息場（即ψ場）的相互作用所影響的有機過程，許多形態再生的例子也屬於這個範疇。所有的有機體在這個場中留下它們的波形印記，而與這些印記“相一致”的活的有機體經常地受到這種印記的影響，當這些有機體處於一種非確定的、混沌的動態狀態時，這種影響的結果就變得十分明顯。當海綿細胞被分割開來且它們相互聯係保持動態非確定性時，海綿的物種特定型式就變得十分明顯；當蠑螈的眼睛被摘除晶狀體而局部地產生非確定性條件時，蠑螈的特定型式就變得特別有效棗如此等等都與器官再生過程有關。
有機體與場相互作用的假說還表明，有機體與其物種形態一致地被“內構成”。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內構成”同樣必須包括有機體從屬於其中的集合體的動態時空型式。
亞量子全息場中貯存的波形圖像不僅僅包括單個有機體的時空（即立體動態）組態的傅裏葉轉化，這一點理所當然地表明：這種波形圖像可以是多維的，並且可以把大量不同波陣前的幹涉編成密碼。單個波陣前可能對應於不同層次組織（例如原子、分子、細胞、有機體和生態係統等）的物質棗能量的立體動態構型。實際上，對應於單個有機體的波形圖的要素必須包括有機體中細胞的型式、細胞中分子的構型以及分子中原子的構型，沒有理由說有機體的整體波形圖像並不同樣地包括表現在高層次上的構型：群體、種群和生態的立體動態構型。
很明顯，有機體不可能等效地接受這種複雜波形圖像的所有要素。就整體圖像表現在高層次上的要素而言，單個有機體僅僅表現出次要的部分，即這些要素不能完全影響單個有機體。然而，單個有機體可能對這些圖像的某些部分相當敏感，這些圖像把這些有機體的種群和生態係統的立體動態構型編成密碼，因為單個有機體畢竟是種群和生態係統的關鍵組成部分。有一些形態的要素和個體的行為與這些更大係統的狀態和命運有著直接和根本的關係。這種範式當然是突變，即物種在進化中的變異。
在生物世界中，突變使單個有機體和整個物種之間有一種直接的聯係。發生突變的是一個物種的基因型，但產生突變體的卻是物種的單個成員。在產生突變體和把突變體置於自然選擇的考驗時，一個物種的成員引起“物種形成”機製棗在物種層次上調整基因型的過程。
現在我們的假設是，突變過程（即個體基因組的可變性）不是完全隨機的，它受個體環境中正在發生的事件的影響。環境和基因型的可變性之間的聯係本身是完全確定的棗實驗已經證明，突變的速度和屬性既受到有機體和各種輻射的影響，也受有機體內在的某些生物化學物的催化更替的影響。盡管經典達爾文主義對此一無所知，但環境和基因組之間卻存在著某種明顯的因果關係。然而，這種關係會超出有機體的直接環境而深入到有機體和環境都置身於其中的那個場，這一點尚未被人們普遍認識。但是，通過這種關係起作用的全息動力學反饋能夠在基因組的可變性中產生一種細微的偏差，而基因組需要獲得某種高於隨機性的幾率，以便使個體產生適應環境的突變體。
在考慮這種更廣泛的關係的性質時，我們應當注意，來自有機體自身的物種特定型式的反饋會不再滿足需要。突變是遺傳密碼從親代到子代的複製過程中的“打印錯誤”，而物種特定型式的反饋能減少這種錯誤發生的可能性。在這種情況下反饋也必須包括生命領域的更高的梯級，即包括與內含有機體的種群和生態係統相對應的波形圖像。這些包容有機體的係統的圖像的反饋能在特定的種群中引起突變體隨機分布所必需的偏向。
這種偏向確實是必要的。許多生物學家現在承認，完全隨機地產生突變體不能解釋觀察到的進化進程。達爾文的理論能取代那種用神和生命力來解釋有機物種的多樣性的說法，但這種理論關於對隨機突變起作用的自然選擇概念並不能充分解釋進化的全過程。達爾文主義隻能解釋相對微小的進化變革：正常和黑色的蠹魚中正常的和黑色的各占多少的變化；瘧疾蔓延區域內鐮型細胞貧血症的持久性；以及其他一些生物對殺蟲劑的抗藥性。但是真正重大的進化事件，如新物種的出現，隻能通過與微小變化的類比來解釋，那假定宏觀進化不過是一係列微觀進化變革的總和。然而，這不是一個可以接受的假設。一方麵，化石資料表明，進化不是一帆風順的和連續的，因此微小變化的積累不能導致出現重要的新物種。另一方麵，新物種也不能由原有物種微小的逐漸改變引起：進化中的大多數中間步驟隻會產生被自然選擇所淘汰的不能充分適應的有機體。為了使生物進化起作用，我們必須假設，自然選擇並不是達爾文主義者甚至新達爾文主義者所慣於假定的那種萬能的原則。
一個物種基因庫中的隨機變異通過自然選擇起作用，這一點不能解釋如下事實：基因組中的探索餘地過於巨大；物種之間的跳躍性過於顯著。物種產生導致全新物種出現的突變體，這個過程是通過大量變革而不是一次走一步來實現的，假定突變體實際上被產生出來，自然選擇才能作用於大量變革的突變體。同時，突變體被產生的這個事實也不能用基因庫中的隨機變異來解釋。
關於物種和亞量子全息場之相互作用的假說對隨機變異的要求大大減少，在比較穩定的環境中，來自亞量子全息場的反饋使基因組的可變性傾向於與環境（物種存在於其中）的動力學圖景相一致。然而不僅僅如此，反饋的效應也解決了物種如何適應其尚未占據的小生境這個謎。用前麵回顧過的適應性前景模式來說，物種從一個正在消失的適應性斜坡“爬下來”，穿過一個低穀而進入一個上升的或比較穩定的斜坡，這是因為，物種相互作用的圖像描繪出了整個前景及其若幹高峰和低穀。這種圖像中的複雜性畢竟不是一個問題，因為場的波型可能是多維的。在這個巨大的信息場中，每個物種都選擇與其自身條件相適應的要素。
因此，增加產生適合於當前小生境的突變體的可能性的提示，同增加突變體適合於這種前景中任何其他小生境的可能性的提示是相同的。越過適應性低穀到遠處的適應性斜坡並不說明有先適應性或藍圖，它隻說明承認環境引導棲息於其中的有機體。
初看起來，環境可能影響棲息於其中的有機體的觀念似乎是荒謬的棗它要求有一種科學家稱之為“反向”或“向下”的因果關係。一般說來，因果關係的影響是從部分出發“向上”達到由部分構成的整體。很明顯，大分子作用於它們所構成的細胞，而細胞作用於由它們聯合構成的多細胞有機體，甚至有機體也作用於它們通過捕食、交配以及生存競爭參與其中的種群和生態係統。然而，唯一明顯的從整體到部分的因果關係是聯結一個有機體及其構成細胞和器官的那種關係。這裏，因果鏈包括有機體的生理學，即整體化和自我調節的生物化學過程。所有其他形式的“向下”因果關係表現為某種目的性，在其中不是“未來”作用於“現在”，而是整體作用於部分。
但是，我們正在建立的統一理論在這裏是說“向下”的因果關係，不僅指從生態係統到有機體，也指從作為一個整體的宇宙到其微小的量子。傳遞因果效應的機製是亞量子全息場，更確切地說，是亞量子全息場的變形結構。亞量子全息場動力學假說更新了生物學以及整個經驗科學中“向下傳遞”的觀念。
亞量子全息場動力學假說表明，即使有機體不像量子那樣彼此密切聯係，它們也不是分立的實體。生命聯係將有機體從表層關聯的個體轉變到一個巨大的超越空間和時間局限的關係網中的內在關聯的要素。
用更精確的術語說，單個有機體被限製在物質說明有機體與場之間連續的相互作用，就能選擇東方哲學廣泛使用的一個形象棗有機體是一個振動的物體。在這個形象中，來自有機體的振動與周圍場的振動相互作用，有機體從而經常被場的振動“調諧”，所以場和有機體也和諧地振動。用謝爾德雷克的術語來說，“形態共振”加強了生命機體及其自身物種原初類型的一致性。
然而這一形象也是一個類比，不應該從字麵上來理解，比起振動中的共振這種說法來，全息傳遞過程的說法要詳細和精確得多。全息傳遞過程也能產生真正的進化發展，而不僅僅是加強已出現的那些東西。因為從亞量子全息場反饋來的圖像是多維的，所以不僅有更大的可能性重新出現有機結構，而且新的有機體會與其外界環境一致地進化。由於ψ效應，有機體的形態經常被調諧，以便與整個種群和生態係統的動態結構相一致。
有機體與亞量子全息場之間的永久聯係為困惑生物學一個多世紀的一個兩難推理，即“機遇對設計”的兩難推理，提供了新的解釋。正如我們已經指出的，基於純粹機遇的過程隻有很小的可能性遇到一個可行的子組合棗它由可能存在於有機係統中的數不清的原子和分子複合體構成。另一方麵，借助於“構造計劃”或“心理藍圖”又表明，自然界中存在著一個為過程定向的先定的設計，而這個觀念在科學上是不可接受的。但是，對機遇的選擇不是設計，而是關於某種圖景（這種圖景一旦產生，就會引導進化展開的過程）的一種內在產物。那個20個問題遊戲的“惠勒說法”就是一種對這個道理的生動說明。
A·哈迪（AlisterHardy）推測，一個“心理藍圖”會被一個特定物種的成員們所共同擁有。但是，由進化過程產生的圖像比“心理藍圖”更加複雜棗它是多維的，因而不僅被某個特定物種的成員們所共同擁有，也由這個物種及其環境共同擁有。而且，既然這個環境也包括其他一些物種，那麼這種圖像也應當由不同的物種所共同擁有。由於這種複雜圖像同時在許多層次上“內構成”進化過程，所以反饋把一致性和秩序賦予整個自然界。
我們無須再為一些主要物種類型中的機體形式的一致性而驚訝，也無須為生物圈裏的局部和區域性生態係統的統一秩序而驚訝，歸根到底是生命及其物理的、生物的環境所共同構成的複合係統產生了一種微妙的指示，所有的生態係統、種群和有機體通過這種提示去適應地球上生命的進化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