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著就是她做夢也想不到的可怕的第三步，到鄭州不久，"文革"爆發了，愚昧無知的河南造反派借題發揮，無中生有地給她戴上"特嫌"和"裏通外國"的帽子。每天"打倒孫毓敏"的口號聲震耳欲聾，揭露她"叛國投敵"的大字報鋪天蓋地，不分晝夜的審訊和殘酷的批鬥如同車輪大戰。不管她交代了多少次，對她的回答總是四個字："不老實，我們不信。"一個熱愛黨和人民，年僅25歲的青年演員被視為與黨和人民為敵的牛鬼蛇神，這使她感到莫大的冤枉和痛苦。就在她感到自己真的被生活所拋棄，失去了人間所有的愛，被空前孤立起來的時候，一個全省文藝界組織的一千多人的"鬥爭間諜特務孫毓敏"的大會又要召開了，她徹底絕望了，為了表明她的清白和對黨的忠誠，她想起了她演過的"為留清白在人間"而以死明誌的尤三姐。她拿筆寫下："親愛的媽媽，妹妹，我的親朋好友們，我不是特務，我不是敵人，我永遠愛你們，永別了！"接著，她猛地推開窗戶，穿著一身雪白的棉毛衫褲爬上窗戶，雙眼一閉，從河南省委黨校的三層樓上縱身往下跳去……
"真他媽的膽大包天，這麼高的樓就敢跳。"孫毓敏在迷惘中聽到這吼叫聲，知道自己沒有死，或者是死而複生了。她感到惡心，兩大口黑水立刻從她的嘴裏噴出。她恨自己為什麼沒有死成，想再次跳樓，離開這辱罵和恐嚇的世界，可是她馬上發現除了頭和手，整個軀體都失去了知覺，她隻能直挺挺地躺在床上了。醫生的診斷是：腰椎壓縮性骨折，第一腰椎斷裂，第四腰椎骨脫位，整個腰椎摔成三角型，雙腳粉碎性骨折，腳跟骨碎成二十幾塊，右腳心被樹枝劃破，腳心肉翻卷，骨頭外露……。盡管她直挺挺地躺在床上一動不動，看守們卻仍然對她一遍又一遍地怒吼："告訴你，我們代表廣大革命群眾對你繼續實行群眾專政，隻許你老老實實，不許你亂說亂動。現在你要跟著我高喊口號，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孫毓敏順從地跟著喊著。"不中！"凶惡的看守拍著桌子，暴跳如雷地說："聲音太小，跟著俺大聲喊。"這渾身病痛的折磨和政治上無情地迫害如同雪上加霜，使她的身心遭到毀滅性的摧殘。
一個身患重病的人是多麼需要及時的治療與嗬護啊，一個崇尚博愛，渴望親情的人此時多麼希望有人能多給她一點溫暖呀。可是對孫毓敏的治療一拖再拖，極不負責，護理更被刁難所取代，嗬護變成了冷酷的喝斥。她的大妹妹從遙遠的新疆來到她的身邊，想帶給她一點手足之情，卻被無情的看守橫加阻攔，近在咫尺，也不能見上一麵；她的小妹妹兩次到鄭州去看望她，盡管千方百計地想盡一切辦法，也隻能乘看守不在的時候突然闖進病房，匆匆見上兩分鍾，就被強迫分開了。更令人不能相信的是她的媽媽從北京趕到鄭州，不但不讓見麵，還被誣陷為"老特務"押解回京，在街道遭到圍攻批鬥，以至被迫自殺身亡……。
難道孫毓敏就這麼躺著等死嗎？寧願玉碎，不願瓦全的孫毓敏是不會認命的。腿不能動，就用雙手運動，她從別人給她翻身都非常困難的情況下，終於克服了腰椎的劇痛和兩條腿裹著厚厚的石膏所帶來的不便，學會了自己翻身。她幾次試驗著把上身抬起一點，都立刻昏死過去。就在她換一件衣服還要幾十分鍾的時候，她就開始平躺著練習給病人織毛衣，以六天一件的速度，一直織了一百多件毛衣。她就這樣以驚人的毅力恢複自己的體能。可是她越是要強，對她的打擊就越是殘酷。當數月後，她滿懷希望地看著醫生給她鋸開腿上的石膏時，她嚇壞了。兩腿肌肉已經完全萎縮，就像兩根高粱杆一樣，腳掌呈Ｓ型，腳趾摳縮著，就是用手把腿掐破了也沒有一點知覺，不要說演戲，就是站起來也隻能是做夢了。醫生說，她身上的部分神經已經震斷，每長一寸就要12年的時間。這嚴酷的現實使她的意誌幾乎達到崩潰的地步。這時哪怕有人對她說一句安慰的話也好啊，可是她卻聽到一個熟悉的聲音嘲弄地說："孫毓敏簡直摔成了爛酸梨。"要知道，這樣一句嘩眾取寵的話，對掙紮在生死線上的孫毓敏來說，不就是在傷口上撒鹽嗎？不久，她被抬回劇團，任憑圍攻漫罵，任憑病痛入骨髓，她開始練習用自己畸形的腳踩地，站立，到走步。為此，她幾次疼得昏迷，疼得大汗淋漓，疼得傷口崩裂……
她多麼想邁出自己的腳步啊，然而寸步難行。她試著用手拉著一根繩子，用胯骨帶動自己的腿往前挪著，就這樣，她一寸，兩寸……一步，兩步……。兩個月以後，她終於從床邊"走"到了囚室的窗前，看到了囚室外麵的世界。然而僅僅這四米的"長征"，她"走"了整整一個半小時。到第二年的春天，她終於登上了她夢想的舞台，清唱了一段《沙家浜》。當然，她是提前在舞台上站好，唱完，拉上大幕再被人攙下舞台的。盡管她是以醫院業餘宣傳隊隊員的身份在農村演出，盡管她隻是在舞台上不帶動作的"傻唱"，但是這終歸是她生活的一個新起點，是一個死過一次的演員獲得的新生。
在她極力爭取下，當她滿懷希望和信心來到上海，見到國內最著名的骨科專家時就仿佛看到自己即將要活躍在舞台上的樣子。她說："大夫，隻要能上台，您就是把我的骨頭打斷重新接上我也能忍受。"
然而，專家似乎並沒有被她的精神所感動，非常冷靜地搖搖頭說："你能站立走步已經是奇跡，上台是根本不可能的，國際文獻說明，跟骨骨碎不宜手術，隻能慢慢地畸形適應。"這時，她仿佛聽到法官宣判自己的死刑，心情的灰暗達到了極點。難道我的努力都白費了嗎？難道我將來就是一個廢物了嗎？難道我將來隻能與心愛的舞台分道揚鑣嗎？這一切，她都是無法接受的，也是她根本不能接受的。當她回到河南，看到自己學習走步的那條繩子，心想：我既然創造了一個醫學上的奇跡，難道就不能再創造更大的奇跡，給國際文獻再添上一份新的紀錄嗎？孫毓敏就是這樣不肯向命運低頭，正如著名作家李準所說："孫毓敏在河南的那一段痛苦經曆是我親眼看見的，她被逼跳下樓那一刹那，我也在那個樓上正被圍鬥，所以一切曆曆在目。在那一刻我感到她比我勇敢，她是個剛烈性格的人。"她就這樣開始了與命運決鬥，向醫學挑戰的曆程。她悄悄給自己訂了一個計劃：決心以十年的功夫靠走路把跟骨的骨棱磨平；膝關節不能彎曲，小腿肌肉萎縮，抬腿困難，她就給自己訂了一個爬樓梯的計劃。她冒著風險脫去了保護腰椎的鋼背心，然後用雙手抓住樓梯的扶手，自己給自己喊著口號邁上一階樓梯，稍做喘息，又拚出全力挪到第二階，盡管骨疼鑽心使她頭暈目眩，細細的雙腿顫抖得厲害，她一口氣爬了一個多小時，終於爬上了第50階，就坐在樓梯口喘做一團了。然而，第二天她竟然拚上了60階，半個月達到第200階，兩個月後達到一千階。小腿的直徑終於從三公分增加到五公分，膝關節也終於可以彎曲了。
不久，她回到劇團，在"樣板戲"《奇襲白虎團》中扮演了一個群眾，雖然她站在舞台的犄角，沒有一句台詞，甚至沒有人看到她的麵容，她卻感到莫大的鼓舞，更加快了她訓練的步伐。隨著謠言的破產，誣陷的失敗，人們逐漸恢複了對她的信任與同情。她也恢複了對生活的信心。有好心人給她介紹男友，她非常感激。然而，這位男友文化水平不低，但是對"文革"心有餘悸，首先要搞清楚她與"特嫌"的種種關係。她越談越傷心，越談越失望，終於談不下去了。顯然，沒有信任，又談何愛情？不久，又有人給她介紹一位男友，每次見麵從不談她在文革中的問題，據說是怕傷她的心，這使她感到欣慰，可是不久就發現這位男友委托他所在單位到京劇團來搞外調。這給她的心遭成極大的傷害，她想，難道我就不能脫離"文革"陰影的籠罩嗎。難道我從此就不能得到真正的愛情了嗎？這時，老洪出現了，也許因為他們是上海老鄉，也許因為老洪剛剛經受過失戀的打擊，老洪聽到她的遭遇，除了同情，就是精心的嗬護。從此他們互相安撫著對方的傷痛。她永遠忘不了老洪的一句話："如果你的病好不了，你就躺在家裏，我保證伺候你一輩子。"一顆破碎的心，終於得到了溫馨的愛撫。
讓她膽戰心驚的"文革"總算結束了，她的處境一天比一天好了。在劇團恢複演出傳統戲的時候，給她一個到北京購置古裝戲服裝的任務。大難不死的孫毓敏回到了北京，自然是百感交集，那一肚子屈辱的苦水都要向親人傾訴。當她聽說新任文化部長黃鎮同誌接見了內蒙京劇團的李萬春，這無疑給她帶來了希望。她也來到了文化部，幾經努力，才見到了黃鎮部長的秘書。
"我請求上級了解我的情況，我是千裏迢迢從河南趕來的，我的情況太慘了，您可不能叫我白跑一趟啊。"說著她就嗚嗚地哭起來了。
"好了，你的情況我們一定給你向部長反映，三天後你再來吧。"秘書安慰她說。三天後，她按時來到文化部，秘書說："你的信我已經交給黃部長，至於接見，就要等一等了。""好，我等。"她知道，四人幫倒台後，文化部是重災區，問題很多，部長一定很忙，不能要求部長馬上接見。她就一次次地到文化部去探聽消息。時間長了，秘書看不過去，就說："孫毓敏同誌，你先回去吧，有消息我們再通知你。"
"不行！我一定要見到黃部長，我要讓他知道我雖然摔得很厲害，但是我能唱，我能上台，我要讓部長聽我唱兩句呢。"秘書無奈，隻好讓她再等電話。當有一天她聽秘書說，黃部長就要在下星期六上午接見她的時候，她興奮極了，趕緊把這個喜訊報告給她的師娘，也就是荀慧生先生的夫人，希望有更多的人與她分享這個喜訊。
"你有什麼問題，慢慢地講。"聽到黃鎮部長那春風般的話語，她那飽經嚴寒霜凍的心激烈地跳躍起來。她像小學生背誦課本一樣按事先準備好的草稿，介紹了自己的身世和遭遇，說到荀派藝術的影響和藝術價值時她又說又唱，逗得黃部長哈哈大笑。說到她的委屈和被害經過時，又幾次泣不成聲，部長同情地說："這麼年輕，讓你吃苦頭了。"最後，黃部長說："九月，我們在北京搞一個京劇流派彙演，你來演一演嘛。你回河南吧，我們會通知你的。"這時，她的眼睛裏含著感謝的淚花向黃部長深深地鞠了一躬……
在這春風化雨的季節，她這個十年前從北京"滾"出去的青年藝術家終於接到中央文化部正式邀請她進京演出的信函。她這個昔日的"階下囚"堂堂正正地登上了開往北京的列車，在首都的舞台上她與程派傳人趙榮琛，梅派傳人梅葆玖，尚派傳人李翔一起演出了四大名旦的劇目，她演出的是荀派的《紅娘》。第一場演出，她一出場就贏得了"碰頭好"，第二場演出後，當年把她趕出北京的那位劇團領導以愧疚和懇切的態度在北京市長麵前提出一定要把她調回北京，而且當即得到北京市長的批準。第三場，黃鎮部長觀看了演出，謝幕時，她把荀師娘介紹給部長，部長高興地對荀夫人說："祝賀你，為京劇的荀派藝術培育了這麼一個好徒弟。"
這三場演出為荀派的《紅娘》重現首都舞台，為大難不死的孫毓敏重返首都舞台，奠定了基礎，有詩為證：
藝培明珠放光彩，蹉跎歲月被掩埋。神州春雷催紅雨，百花爭豔牡丹開。（荀慧生藝名"白牡丹"）
回到北京以後，她像一台高速運轉的機器人，忘記了身體的病痛，忘記了精神上的瘡疤，也忘記了政治上的創傷，演出了《勘玉釧》、《紅鸞禧》、《紅樓二尤》、《杜十娘》、《元宵謎》、《霍小玉》等荀派戲；排演了《雙玉緣》、《宋宮奇冤》、《三姑鬧婚》、《癡夢》、《一代賢後》、《啞背瘋》等新戲；把她那生動優美的藝術形象從北京送到天津、上海、武漢、濟南、沈陽、哈爾濱、江蘇、浙江、河北、新疆、香港、台北等二十幾個省市自治區和經濟特區，每年平均演出達240場左右。在她進行藝術創作和繁忙的舞台生活之餘，她為繁榮和振興京劇，以她豐富的舞台藝術經驗和卓越的演講能力到全國各地的大學、中學、小學、工廠、農村、部隊、街道和科研單位進行普及京劇知識，探索藝術規律的演講，在台灣的二十幾所大學，在美國的高等學府，她都通過演講給海內外的觀眾打開一扇窗戶，使他們認識了京劇，並開始喜愛京劇。從東北伊春到廣東，從台北到河北，從上海到美國，她收下了三十多名徒弟，使荀派藝術在海內外發揚光大……
在她的演藝生活正如日中天之際，她無可選擇地走馬上任，挑起了北京市戲曲學校校長的重擔。她想過自己的得失，想過麵前的艱難，但是她別無選擇，因為北京戲校是她的母校，是母校的愛撫使她感受到人間的溫暖，使她成為全國聞名的京劇表演藝術家。在母校需要她的時候，她沒有任何理由袖手旁觀。不過，盡管她對困難的估計已經很充分了，卻萬萬沒有想到，戲曲學校正麵臨生源短缺，師資緊張，經費不足的嚴重困境。一年一百多萬元的經費缺口和清貧的教師生活使她坐在校長室的座位上喘不過氣來。就在她感到"山重水複疑無路"的時候，中央和北京教育委員會先後發來通知，要求按規定的64項指標評審北京和全國中等專業學校並選拔出重點學校。她請來專家對學校現狀進行自評，結果是：差距太大，達標無望。
"算了吧，先解決眼前的困難，就不要奢望去爭重點中專了。"幾位副校長說。同時其他兄弟戲校，包括戲校中的"老大哥"都退出了評選和競爭。
"不行，要想把學校辦好，就必須把學校的自身建設搞好，不是一流的學校，培育不出一流的學生，在今天市場經濟的改革大潮中就隻能被淘汰。那個好學生願意到一個破學校去上學呢？"
不難想象，一個混日子都很難混下去的學校，要達到全國重點學校的標準，難度有多大呀，然而，她又拿出要幹就一定幹好的倔勁兒把全身心都投入到學校的工作中。她早上８點到學校，經常工作到第二天的東方紅。為了保證開會的時間，許多單位的領導班子開會都是到郊區的賓館去開，她卻要求夜裏開，然後每人"照顧"一碗湯麵；外地學生沒有電視看，她拿出了自己的獎金；有的同學沒錢治病，她帶頭捐款，每天到學生宿舍看望；一個普通教工病故，她趕到醫院，親手給亡者穿上壽衣，以實際行動慰問家屬。學生有一頓飯沒有吃好，她親自到廚房調查研究；學生的彩排有了進步，她自己掏錢送上一盒巧克力，給孩子補充一下熱量；每次外出歸來，她總是從飛機場趕到學校的會議室；她是大忙人，可中午到校長室肯定能找到她，隻是當你看她一邊吃飯，一邊教學，一邊打電話的樣子又不好意思打擾她了。在她的帶動下返聘和外聘的老教師早上天沒亮就趕到學校上課，晚上放下飯碗就又來加班。說好教一出戲是多少錢，老教師非要教一出，再加一出；一個黃石來的學生淌著眼淚說："學校經費緊張，卻拿出幾百元錢獎勵一個外地的代培生，我們做夢也想不到的。"台灣複興劇校的校長參觀後感慨地說："你們的辦學經費隻有我們的百分之二點五，可辦學效益和你們的敬業精神卻比我們高出多少倍。"從此他多次派人到北京戲校學習，又請北京戲校的教師每年分兩批到台北上課。如今的北京戲校不但一直是北京市重點學校，而且多次蟬聯全國重點示範學校，外地教師請來一位又一位，全國十幾個省市的代培生來了一批又一批；京劇班越辦越紅火，綜合藝術專業、民族舞蹈專業、芭蕾舞蹈專業、評劇專業、舞台燈光專業、電腦音樂製作專業等等也陸續辦出了起色。90年代中期，她利用暑假期間帶領北京市戲曲學校的學生以"四小須生下江南"的名義到湖北和上海演出，場場爆滿，在許多地方都破例開始了賣加座票和站票的紀錄；接著，北京戲校的"四小須生"又唱紅了山東、香港、台北、天津和東南亞、歐洲等地，如今北京戲校的學生已經成為中南海新年京劇晚會的熱點；多次受到江澤民、朱榕基、李瑞環和丁關根等中央領導同誌的接見和熱情鼓舞。不過，這位一校之長卻已經兩次累得昏到在地，三次住進醫院搶救了。
是什麼原因使北京戲校由困境走向輝煌？是孫毓敏自強不息的精神。那麼又是什麼原因使孫毓敏在經過死亡的經曆後又爆發出自強不息的火焰？是愛，既是她對愛的企盼，也是她對愛的回報。她忘不了，當她癱瘓在病床上，任人辱罵折磨的時候，是一個掃地的老頭，也就是被打倒的醫院院長，悄悄地指出她輕生的錯誤，激勵起她再生的信心；她忘不了，如果不是當年的老校長愛惜人材，親自給她解決家庭困難，如今她的一身榮耀隻能是南柯一夢；她忘不了，正是這來自四麵八方的愛，給她力量，給她榮耀，給她幸福；她更不會忘記，在那無法無天的年代，失去愛是多麼恐怖，多麼孤獨，多麼黑暗。所以她虔誠地企盼：讓人間充滿愛。所以，在學校裏，不管什麼人，是食堂的大師傅，還是舞台隊的小夥子，有了委屈總願意跟她說說。有一次到外地演出，因住房標準不一樣，有人住標準客房，有人住後台化妝室，她就首先到各化妝室去關照一下，問大家有什麼不便之處，告訴大家條件有限，請大家克服一下。她自己也從當地為她準備好的高級賓館搬到劇場後台，與大家同甘共苦。事情不大，她卻事必躬親。因為她不願意任何人有任何委屈，她希望大家都盡可能地沐浴在愛的陽光下。尤其是她作為全國政協委員和北京市人大常委以後，她決心從自己做起，把愛撒向人間。在每一次討論一項政府法令的時候，她都要認真考慮，提出自己的意見，惟恐法律條文有不周全之處會傷及無辜。在2000年初的北京市人民代表大會上，她就仗義執言，說："有人反映，某小區拆遷，說好當地居民兩年回遷。如今已經8年，住在擁擠的周轉房的居民，有的已經35歲，仍不能結婚；有的老人盼著住新房，一直盼到死也沒有看到新房的影子；有的大齡青年，就是因為沒房，三次談戀愛都失敗了，眼看這輩子娶媳婦越來越困難了。我請他們的父母官涉身處地替他們想一想，要是你的兒子娶不上媳婦，要是你的父母住不上新房就死了，你的心情是什麼樣？如此失信於民，你們把共產黨在人民群眾中的威信破壞到什麼地步，你們想過沒有？不過，我要說明一點兒，這個小區沒有一個是我的三姑四大姨，一個親戚朋友都沒有，你們可以去查。"顯然，她的心和那些拆遷戶居民的心早已心心相連，息息相關。她是從心底盼望著有一天讓人間都充滿愛，希望人間再不會出現她所遇到的仇恨、孤立與黑暗，再不會重蹈她在"文革"中的覆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