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隻希望得到我的理解。
晚上，我們喝酒，我盡一切努力去理解他——然而不能。
於是我 “煞有介事”地 “教導”他一番。我給他講了3個故事。
第一個故事是建造巴別塔：人類在創始期，天下隻有一種語言。他們往東方大遷移時，遇見一片巴比倫平原，就在那裏定居下來。他們彼此商量著說：“來吧！我們在這兒燒製磚頭！”他們真的動手燒製起來。又說： “來吧！我們要建造一座城，城裏要有高塔，聳入雲霄，好傳揚我們的美名，以免我們分散到別的地方！”這時候上帝下來了，他看見了人類建造的城和塔。他說：“人類聯合成一個民族，講一種語言，就可以做這樣的事情，可想而知，以後他們隨心所欲，想做什麼就會做成什麼。來吧！讓我下去，將人類的語言變亂！使他們無法彼此溝通。”於是上帝施法術把人類分散到世界各地，讓他們有不同的語言，人類的高塔終於沒有建成。
這是 《聖經》裏著名的故事。“巴別”是 “變亂”的意思。“巴別塔”就是 “變亂之塔”。
第二個故事是蘇格拉底的死：公元前599年，在雅典的法庭上，肅立著500個虔誠的雅典公民，人們要對偉大的思想巨子蘇格拉底進行審判。原因僅僅是蘇格拉底想當一個 “馬虻”，要通過交談去 “蜇醒”當時雅典這匹昏睡的純種馬，要讓那些名聲顯赫的雅典人意識到自·己並不聰明，應當清醒起來。然而，正直善良的雅典人始終對蘇格拉底暴露雅典民主製缺點的做法不能理解。藏有私心的雅典人和襟懷坦白的雅典人一起，利用雅典的民主製這架機器，處死了自己的同胞——聰慧、睿智的先哲蘇格拉底。
第三個故事是黑格爾的感歎：1831年德國哲學家黑格爾在彌留之際感歎地說：“隻有一個人理解我。”但馬上，他又感慨地否定道：“就連這個人也不理解我！”
故事講完了。
這個孤獨的人沉默不語。
我繼續對他喋喋不休道：第一個故事說明了上帝有時是愚蠢的。他以為變亂了人類的語言就可以使人類彼此不能理解，他忘記了同一種語言的人也可以互不理解。第二個故事恰好從正麵論證了第一個故事的結論：雅典的公民們有誰理解了同是雅典公民的蘇格拉底？第三個故事是第二個故事的反證：即使理解了又能怎樣？人們理解的黑格爾是人們所理解的黑格爾，而不是他本人。黑格爾的哲學後來不是被分裂成了許多流派嗎？每一個流派都不可能脫離自身去理解真正的黑格爾。
我其實是在對自己喋喋不休。
我歎息：偉人尚且如此，何況芸芸眾生的你我？
原 則
生活中的不便，相當大一部分是人們互相製造的。
我曾經是一個漫不經心的人，對生活的態度是 “不必太認真”，凡事過得去就行，無論對人還是對己。我一直把它看成優點，認為可以免生許多閑氣。但那短短幾分鍾的經曆，竟改變了我的這個看法。
那是1993年的除夕之夜，我在德國的明斯特市參加留學生的春節晚會。晚會結束時，整個城市已經睡熟了，在這種時候，誰不想早點兒到家呢？我和先生走得飛快，隻差跑起來了。
剛走到路口，紅綠燈就變了。迎向我們的行人燈轉成了“止步”：燈裏那個小小的人影從綠色的、甩手邁步的形象變成了紅色的、雙臂懸垂的立正形象。
如果在另外的時候，我們肯定停下來等綠燈。可這會兒是深夜了，馬路上沒有一輛車，即使有車駛來，500米外就能看見。我們沒有猶豫，走向馬路……“站住。”身後，飄過來一個蒼老的聲音，打破了沉寂的黑暗。我的心悚然一驚，原來是一對老夫妻。
我們轉過身，歉然地望著那對老人。
老先生說：“現在是紅燈，不能走，要等綠燈亮了才能走。”
我的臉忽地燒了起來。我喃喃地道：“對不起，我們看現在沒車……”
老先生說：“交通規則就是原則，不是看有沒有車。在任何情況下，都必須遵守原則。”
從那一刻起，我再沒有闖過紅燈。我也一直記著老先生的話：“在任何情況下，都必須遵守原則。”
在以原則為綱的社會裏，你看見處處是方便之門；而在一個不大重視原則的社會裏，生活卻是一件相當累人的事。我的朋友老徐一家，在德國住了八年後舉家回國，他最感歎的不是住房小、噪音大、空氣汙染嚴重等，而是——生活中沒有原則。比如，很大的事情，夫人的工作，有關部門說不能解決，但領導一發話，事情就辦了；很小的事情，上公交車，過馬路，在郵局寄信彙兌等，明明排隊很快，人們偏愛擠作一團。老徐歎：隻要辦事，就得出身汗，活得真累。其實，這不怪生活中沒有原則，而是人們不習慣遵循原則。貪圖方便的人，總以為蔑視了原則，自己就獲得了優先他人的便利。結果呢？他給別人製造了麻煩，也給自己帶來了麻煩。其實，生活中的不便，相當大一部分是人們互相製造的。
傾聽別人的故事
先喜歡他人，再問一些問題，投射在別人身上的光芒可能會一百倍地反射回你的身上。
克雷格是我在研究生院的一位好友。他走到哪兒，就會給哪兒帶來生氣與活力。當你講話時，他會全神貫注地傾聽，讓你感覺自他聽你說話的那一刻起，你的身份就比以前更加重要了。人們都喜歡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