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學泰鬥 程顥·程頤
程顥（1032——1085）
程頤（1033——1107）
程顥和程頤是親兄弟，世稱二程，他們在中國儒學思想發展史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是中國儒學第二次複興的主要骨幹人物。由於二程的思想十分接近，生活經曆大體相同，一般學術史和評價對他們的學術思想亦很少作分別介紹，筆者謹從舊例，將他們同列一傳。
一、官僚世家兩兄弟 經曆不凡有名聲
二程的家世曆代居官，他們的高祖程羽，是宋太祖趙匡胤手下一員將領。在宋太宗為晉王時，又是趙光義的幕僚之一，以後又做過宋真宗的老師，官至兵部侍郎，死後贈封少卿。曾祖父程希振，曾任尚書虞部員外郎。其祖父程囗贈開封府儀同三司吏部尚書。二程的父親程(王向)又以世家的萌庇，照例做了一個“郊社齋郎”，得到了晉升機會，由此起家，連續做了幾十年的中央和地方官，官至太中大夫，到了暮年，才因老病致仕（退休）。
程顥，宇伯淳，生於宋仁宗明道元年（1032年），死於宋神宗元豐八年（1085年），後人號為明道先生。
程顥自幼聰穎，幼年時期就開始習誦儒家經典，10歲就能寫詩作賦。他不但天資聰穎，並能刻苦學習，20餘歲即中進士。隨後做了幾任地方官，在任上，是一位幹練的官員。其弟程頤在《明道先生行狀》中敘述了其兄作地方官時期的一些重要事跡。
中進士後，調京兆府酃縣（今陝西戶縣）主簿，剛上任時，縣令即因其年輕，不了解他的才能，就在這時，縣衙受理了一宗比較複雜的案件：有個縣民借居其兄長的屋宅，很多年之後，在此住宅中挖出很多埋藏於地下的錢幣，這個縣民的兄長之子認為是他父親所藏，兩家到縣衙爭訟。縣令覺得難以判案，對程顥說：“此事沒有證據說明錢幣為誰人所藏，應該如何斷案？”程顥說：“此事容易辨明”。他對原告說：“你父親是在什麼時候把錢幣埋在宅內的？”原告說：“四十年了”。又問：“被告借住這所房子多少年了？”原告說：“二十年了”。程顥即派人取出十千錢幣，進行了仔細考察，然後對原告說：“如今官府鑄錢，不到五六年就流行於全國，這些錢幣都是未藏前數十年所鑄造的，怎麼解釋？”原告不能答對。案子判清了，縣令對程顥十分驚奇。
後來，程灝為江寧府上元縣（今南京）主簿，此處回稅不均的現象十分嚴重，同江寧府靠近的好田土，都為有權勢的人用高價購買了，可是，這些好田上的賦都很輕，一般小民百姓所有的遠郊田，其購價雖低，賦稅卻很重，程顥幫助縣令籌畫良策，平均了賦稅。由於這一措施對富人有所損害，引起他們的不滿，因而企圖阻止其實行，程顥沒有讓步，後來無人敢公開反對了。此後，宋朝中央政府也曾在全國各地推行均稅法，但未收到成效。這件事說明程穎辦事果斷，能做到令出必行。不久縣令去職，由程顥代其職務，當時的上元縣，民情十分複雜，訴訟每月不下二百起，以往的官員終日忙於文案，沒有認真去做實事，程顥“處官有方”，不到一個月，訴訟案件大大減少。又上元縣的稻田連年遭受澇災，長期未得到治理，程顥發動民工，於當年就修好了破塘，使糧食獲得豐收。為地方辦了一件大好事。
程顥在地方官任上，積極推行了儒家的政治路線。在澤州晉城（今山西晉城縣）為令時，“澤人淳厚，尤眼先生教命。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悌忠信，入所以事父兄，出所以事長上。”向縣民宣示儒家禮教。他按照儒家政治理想管理政事，“度鄉村遠近為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而奸偽無所言。凡孤煢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途者皆有所養。諸鄉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而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為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為易置。俗始甚野，不知為學。先生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去邑才十餘年，服者蓋數百人矣。”（《河南程氏文集》卷11《明道先生行狀盯如此等等，說明程顥在年輕時期，就是一個忠實地實踐儒家學說的人。此外，在晉城任職期間，他還實行了一些減輕人民負擔的措施，如當時國家有科買製度，每年都給人民造成嚴重的負擔，每當任務一來，“雖至賤物至官取之，則其價翔踴，多者至數十倍”（同上）。這時，百姓必須用昂價買進，再以低價賣給政府，人民苦不堪忍。程顥為緩和這種情況，“常度所需”，使家預先儲備當年上麵所需之物，到征收時合理定價賣出。這樣富家可取倍息，鄉民的負擔也比過去減輕一半以上。又如，該縣所收人民糧賦，照例要送至邊疆，由於道路遙遠，運輸不便，若在近外買進，則價格昂貴。程顥選擇了一些信得過的富民，令其預先購粟於邊郡，這樣就大大節省了用費，寬纖了民力，減輕了人民的負擔。另外，程灝還在晉城實行了其他一些好的措施，如在縣庫儲錢以補民力，按照家產的多寡合理調整差役製度等。上述一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使人民得到好處，所以《行狀》說他“在邑三年，百姓愛之如父母”，離任那天，人們對他依依不舍，群情激動，以致“哭聲振野”。此處雖有溢美之詞，但也多少反映了一些真實情況，至少說明程灝是按照儒家的“仁政”原則實行了一些“惠民”之政，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百姓痛苦。
由於程灝在地方上有一些政績，神宗即位之初，由禦史中丞呂公著推薦，調回朝廷做了太子中允、權監察禦史裏行。大概呂公著的本意是想讓他當個正式的監察禦史，沒有如願，僅僅做了個實習禦史，並加上一個“權”（代理）字。當時，宋神宗鑒於內外交困，很想有一番作為，有時也召見程灝，想聽聽他的高見，可是，程灝畢竟是個道學先生，“每進見，必為神宗陳君道以至誠仁愛為本，未嚐及功利。神宗始疑其迂，而禮貌不衰。嚐極陳治道，神過曰：“此堯舜之事，朕何敢當？’先生揪然曰：‘陛下此言，非天下之福也。’”（同上）神宗本來對他寄於厚望，聽了他的進言之後，以為不切實用，不感興趣。這樣，程灝又請求退出朝廷，外補做官，遂為京西路提典刑獄，做了一個和知縣職位相等的司法官。
程灝在政治上同司馬光、富粥等大官僚結合在一起，共同反對王安石的新法，所以在實行變法的神宗時期，沒有得到信任與重用。公元1072年，二程之父程(王向)，從四川漢州回京師，旋即致仕（退休），此時的程灝也“厭於職事”，便以其父年老多病、需要照顧為由，要求退居閑職。他回洛陽後，便與其弟程頤一起日以讀書勸學為事，神宗去世後，哲宗年幼，由高太皇太後聽政。這時，反對新法的舊黨人物，又被起用，掌握了政權，程灝也同時被召入京，授為中正寺丞，但還未及上路，便病死在家，終年54歲。
程頤，字正叔，生於宋仁宗明道二年（1033年），死於宋徽宗大觀元年（1107年），後人稱他為伊川先生。朱熹在《伊川先生年譜》中，談他“幼有高識，非禮不動，年十四五，與明道受學於春陵周茂叔先生。”他也是一位早熟的道學先生，在18歲時，就以布衣身分上書仁宗皇宗，勸其“以王道為心，生靈為念，黜世俗之論，期非常之功”，懷有雄心大誌。在此次上書中，他還請求皇帝石對，陳其所學。上書未達於仁宗。也是在18歲時，他在太學讀書，撰成一篇名為《顏子所好何學論》，得到當時掌管太學的大儒胡瑗之賞識，立即傳他相見，又“處以學職”，年輕的程頤從此一舉出名，與他同在太學讀書的呂希哲等人竟來拜他為師，“而四方之士，從遊者日眾”。此後，他的名聲和影響就更大了。程頤雖然沒有考中進士，但按舊例，程家世代為官，其父程(王向)享有蔭庇子弟當官的特權，而程頤卻把每次“任恩子”的機會讓給了本家族的其他人，自己沒出去做官，長期以“處士”的身分潛心於孔孟之道，並且又大量接受學生，從事講學活動。
公元1059年，程頤受詔，賜進士出身。據今尚保存在河南嵩縣程村的碑刻記載：神宗元豐五年（1。82年），太尉文彥博鑒於程頤“著書立言，名重天下，從遊之徒，歸門甚眾”，就在洛陽嗚皋鎮的一個小村莊撥了一塊土地，專門為他建修了一座“伊皋書院”（即伊）11書院），讓他在此講學近20年。
宋神宗元豐八年（1085年），哲宗即位，王安石變法失敗。由司馬光、呂公著等人推薦，程頤被授為汝州（今河南臨汝縣）團練推官，西京（洛陽）國子監教授等職。在司馬光等人的推薦書中說：“臣等竊見河南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義，年逾五十，不求仕進，其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伏望特加召命，擢以不次，足以矜式士類，裨益風化。”（《二程集·伊川先生年譜》）說他是一位高標準的儒者，應讓他出來做官，如此可以鼓勵知識分子，使之以程頤為典範，便有助於形成良好的士風。程頤沒有接受任命。次年應詔入京，受命為崇政殿說書，其職務是教皇帝讀書。當時的哲宗年幼，司馬光等人推薦程頤教他讀書，共目的是讓哲宗不再奉行神宗的改革政策。程頤就職之前，就給皇帝上奏，提出了君子應重視“涵養氣質，薰陶德性”，注重道德修養，還要經常接近品行高尚，敢於當麵規勸君主之過失的臣僚。此外，他還提出，要讓給皇帝講書的侍講官坐著講，以示“等儒重道之心”（《二程集·論經筵事劄子》）。上述建議，表現了自孔、孟以來，儒家學者不遺餘力宣揚“聖王之道”和以“帝王之師”自任的本色。就職以後，他經常以向皇帝講書的機會，借題發揮，議論時政。由於他在君主麵前，敢於“議論褒貶，無所顧避”，這就一方麵使其名聲越來越大，吸引了許多讀書人紛紛向他拜師問學，另一方麵也引起了一些朝臣對他的不滿，有人指責程頤“經筵陳說，僭橫誌分。遍謁貴臣，曆造台諫。騰口閑亂，以償恩仇”。要求把他“放還田裏，以示典刑“（《道命錄》）。在這種形勢逼迫之下，他隻好上書，自動要求辭職回鄉。程頤自1088年起，便基本上脫離了政治生活，在洛陽從事講學活動。盡管如此，到了1096年，在新、舊兩黨的鬥爭中，因新黨再度執政，他仍被定為反對新黨的“奸黨”成員，貶到四川涪州（今四川綿陽市）。交地方官管製起來。後來，這種打擊又累及於他的兒子和學生。1102年，恢複新法的宋哲宗還下令追毀了他的全部著作（實際上，由於其著作對鞏固封建統治有用，在其門人保護之下，仍被保留下來）。程頤在此境遇下，不久病死於家。死後，洛陽地區凡與他有關係的朋友和門生都不敢去送葬。“故祭文惟張繹、範域、孟厚、尹(火享)四人。”（《二程集》中華書局版第347頁）
二、創立洛學宏聖道 傳經授業為人師
二程不僅是北宋時期開創新儒學的“五子”之一，他們所創立的“洛學”，還使理學具有了完整的形態，因而又是宋明理學的實際創立者。
二程兄弟自幼熟讀聖賢之書。《宋史·道學傳》說：“程顥自十五六時，與弟頤聞汝南周敦頤論學，遂厭科舉之習，慨然有求道之誌。泛濫於諸家，出人於老釋者幾十年，反求諸六經而後得之，秦漢以來，未有臻斯學者。”後來，兄弟二人終於成一代儒學大師，受到各地士人的尊崇，紛紛拜師於其門下。二人不僅竭盡全力為之傳道受業，並開創了自己的學派——洛學。程頤年輕時在太學一舉成名，20餘歲就開始接納門生，教授儒學。程灝自詡於“孟子沒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為己任。”（《二程集》第638頁）文彥博稱大程子“生於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旁經，誌將以斯道覺斯民。”（同上第640頁）程穎於1072年退休回鄉，便同其弟住在一起，二人日以讀書勸學為事，當時“士大夫從之講學者，日夕盈門，虛往實歸，人得所欲”。由於兄弟二人長期講學於洛陽，其所形成的學派才被稱為“洛學”，這個學派在中國學術思想上具有重大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