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下帷講誦稱儒首 官至博士為士師
1．親見四世
董仲舒，廣川人。今河北省景縣有大董故莊，世傳即仲舒故裏。生卒年不詳，根據《漢書·匈奴傳》《讚》“仲舒親見四世（即孝惠、文帝、景帝、武帝）之事”一語推之，董仲舒當生於漢高祖末年或漢惠帝初年，即公元前2世紀初葉。又根據董仲舒著書例用舊曆，不及使用太初曆，可見他在漢武帝太初元年（前104）改曆前已作古人。他曆經四朝，享年達80歲以上。
董仲舒一生經曆了文景之治，漢武盛世，是西漢王朝的極盛時期，政治穩定，經濟繁榮，國力空前強盛，人民安居樂業。在思想文化方麵，漢初社會也是寬舒自如的。孝惠帝除“挾書之律”，置寫書之官；武帝時又廣開獻書之路。很多因秦始皇焚書坑儒而秘藏起來的儒家典籍，紛紛再現於人間；很多退避於草野的儒學之士，也漸漸走出了山林。民安於太平，士樂於學業，於是講學通經之士，再聚徒眾，複興儒業，儒學陣營，陡然大具。經師們為了經世致用，取悅當道，解經說義，繪聲繪色。家有家風，師有師法，形形色色，粲然明備。董仲舒，就是在這樣一個社會安定，學術自由的背景下，走上事學之路的。
董仲舒的老家——廣川，東南兩麵，鄰近齊魯，北靠燕代，西界三晉。自古齊魯多儒生，燕代出方士，三晉產法家，仲舒自幼便在多種文化熏陶中成長，與其方來形成多內涵的思想體係不無關係。據《史記》記載，西漢初年，傳習五經的碩儒共有八人：傳《詩》，於魯（今山東西部）有申培公，於齊（山東東部）為轅固生，於燕（今北京）則韓太傅（嬰）；傳《書》，為濟南伏生；傳《禮》，則魯之高堂生；傳《易》，則淄川（在齊）田生；傳《春秋》，於齊魯有胡毋生，於趙（大河南北）則是董仲舒。八位大師中，韓嬰和董仲舒分別來自燕趙，其他六人，都出於齊魯故國，是儒學化了的齊魯文化的傳人。其實燕趙也是齊魯的近鄰，是西漢初儒家文化圈內的成員之一。
2．三年不窺園
董仲舒為學異常勤奮，數十年如一日，《史》《漢》本傳說他專心學業，“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後引本傳，不複出注）！王充《論衡·儒增》亦載：“儒書言董仲舒讀《春秋》，專精一思，誌不在他，三年不窺園菜。”桓譚《新論·本造》甚至說：“董仲舒專精述古，年至六十餘，不窺園中菜。”真不愧是中國曆史上第一個“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隻讀聖賢書”的純儒！他遊心於六藝，陶醉於勝境，對當時社會時尚，生活享受都漠不關心。《史記》記載當時六畜興旺，馬牛繁息，“眾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群”，人們乘馬也非常講究，乘母馬者被“擯（排斥）而不得聚會”。可董仲舒對此並不留意，“嚐乘馬不覺牝牡，誌在經傳也。”（《太平禦覽》卷840引）他沉迷於聖經賢傳之中，簡直到了如癡如狂的地步！
3.下帷講誦
功夫不負有心人，董仲舒學通五經，義兼百家，且長於議論，善為文章，《漢書·儒林傳》載：“仲舒通五經，能持論，善屬文。”王充說：“董仲舒者，文之烏獲也。”（《論衡·效力》）喻之為文章聖手，著作的大力士。此外，董仲舒還多見博聞，知道許多希見奇怪之物。王充稱讚董仲舒“文說美善，博覽膏腴”，讀了很多內容豐富的書，認識舉世罕見的“重常之鳥”（《別通》）。當時諸生多專主一經，不能旁通；有的甚至“或為雅，或為頌”（劉歆《移太常博士書》），數人才能合治一部《詩經》。與那些淺薄之士相比，董仲舒真是鶴立雞群，形若天淵，無慚“通才”“鴻儒”之喻。此外，董仲舒還具有高尚的道德修養，優雅的言談舉止，他言中規，行中倫，“進退容止，非禮不行”。智能全麵，品學皆優。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四方學士，“皆師尊之”。不少有誌青年，雲會廣川，從董仲舒問學。董仲舒於是“下帷講誦”，傳道授業，今河北景縣尚有“董仲舒下帷處”遺跡。弟子太多，無法一一親傳麵授，便叫門下高足代勞。史書上說，董仲舒講學，在講堂裏掛上一幅帷簾，他在裏麵講，弟子在簾外聽，隻有資性優異，學問不錯的弟子才能夠登堂入室，得其親傳。其餘弟子皆按受業的先後和深淺，在門下轉相傳授。因此有的學生慕名而來，師從一場，連見上董仲舒一麵的願望也沒實現。可見其聲譽之高，氣派之盛！
4．董仲舒與胡毋生
五經之中，董仲舒最擅長的還是《春秋》公羊學。《春秋》本是孔子依據魯史修撰的一部政治史。據說孔子晚年見道之不行，自己的主張難以見之實施，於是以著作史書褒貶曆史的方法來寄托自、己的政治理想和倫理觀念。為了避免政治迫害，孔子在屬辭比事上常常使用隱晦的語言，其微言大義，隻口授給弟子，並不筆之於書。孔子死後，弟子各以所聞’輾轉傳授，於是逐漸形成不同的《春秋》師說。漢代流行有五家：即公羊春秋、穀梁春秋、左氏春秋、鄒氏、夾氏等。其中鄒氏無師傳，夾氏未有書，左氏藏於秘府，隻有公羊、穀梁二傳，文美義富，最先流行開來，而公羊傳的大宏於世，則端賴董仲舒和胡毋生的首倡。
胡毋生，字子都，齊人，年齡比董仲舒稍長。是漢代最早傳公羊學的大師之一，也是首先將公羊師說著之竹帛的人。戴宏序述公羊春秋傳授順序說：“子夏傳予公羊高，高傳予其子平，平傳予其子地，地傳予其子敢，敢傳子其子壽。至景帝時，壽及其弟子齊人胡毋子都，著於竹帛。（徐彥《公羊注疏·何體序疏》引）可見，胡毋生既是公羊春秋的嫡係正傳，也是協助公羊壽將公羊師說著之竹帛，結束其沒有文本，口耳相傳曆史的人。公羊學於此有案可稽，有章可依，學說更加定型。同時，由於公羊有經本流傳，也有利於學說的傳揚。此外，胡毋生還歸納公羊義例，著有《公羊條例》一書，使公羊學說條理化，以便學者提綱挈領，掌握要點。東漢末何休作《公羊解訪》，就曾“依胡毋生《條例》，多得其正”（何體《自序》）。胡毋生還親自傳學，擴大了公羊學的傳授麵。他景帝時為博士，與董仲舒同列。年老，複歸教於齊，“齊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武帝時的大丞相公孫弘就曾得其師傳。董仲舒對他也十分敬重，《漢書》說：胡毋生“與董仲舒同業，仲舒著書稱其德。”有曰：“胡毋子都，賤為布衣，貧為鄙夫。然而樂義好禮，正行至死。故天下尊其身，而俗慕其聲。甚可榮也！”（《文館詞林》李固引，見唐晏《兩漢三國學案》）
唐徐彥《公羊疏》說：“胡毋生本雖以《公羊經傳》傳授董氏，猶自別作《條例》。”以董仲舒為胡毋生的弟子。吳檢齋曰：“其說但不見於淳史，疑莫能質也。”（《經典釋文序錄疏證》）檢齋所疑甚是。但徐氏之言，恐依本於《漢書·儒林列傳》。傳曰：
胡毋生字子都，齊人也。治《公羊春秋》，景帝時為博士。與董仲舒同業，仲舒著書稱其德。年老，歸教於齊，齊之言《春秋》者宗事之，公孫弘頗受焉。而董仲舒為江都相，自有伶。弟子送之者，蘭陵褚大，東平嬴公，廣川段仲，溫呂步舒。
單以這段文字論，似乎胡毋生的弟子有公孫弘、董仲舒、褚大、嬴公、段仲、呂步舒等。《隋書·經籍誌》即以嬴公為胡毋生弟子。其實這是班固為了行文簡潔，未加區別。後人又不深考，誤讀其書。這裏應於“而董生……”句分段，以上述胡毋氏之傳，以下述董仲舒之傳。今中華書局標點本也不分段，是猶承其誤。據《史記》：“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於趙自董仲舒。”胡董二人同時並治，並無施受關係。司馬遷《儒林列傳》，先仲舒而次子都。儻仲舒曾師事子都，馬遷何容疏忽至此！又褚大諸人，《史記》明言“仲舒弟子送者：蘭陵褚大，廣川殷忠（《漢書》作段仲），溫呂步舒。”並非胡毋生弟子。故陸德明《釋文序錄》曰：“漢興，齊人胡毋生，趙人董仲舒，並治《公羊春秋》。蘭陵褚大，東平嬴公，廣州段仲，溫呂步舒，皆仲舒弟子。”言之鑿鑿，不容混淆。唐晏《兩漢三國學案》仍將“而董生”以下抄人胡毋傳中，蓋沿襲舊文，但又於董傳按曰：“胡毋生、派止傳公孫弘一人，故弘居朝專與董生立異，正以流別不同耳。”則已知胡查之非師徒矣。《四庫提要·公羊疏提要》考《公羊傳》中有子沈子曰，子司馬子曰，子女子曰，子北宮子曰。又有高子曰，魯子曰，認為“蓋皆傳授之經師，不盡出於公羊子。”然則在公羊氏家學外，因多公羊經師也，董氏何須師事於胡毋氏呢？又《公羊硫》引《孝經說》曰：“子夏傳與公羊氏，五世乃至胡毋生，董仲舒。”可見董生與胡毋生同為子夏六傳弟子。當然，既然公羊壽和胡毋生是首先將《公羊傳》著之竹帛的人，那麼在經傳的文本上，董生或許得益於胡毋子都。至於其他，則不可知。
董仲舒與胡毋生同治一經，但各自的貢獻不一樣。胡毋生筆錄《公羊傳》，並總結公羊例義，使其更加係統。董仲舒則在發揮《公羊傳》微言大義，引經論事，甚至用《春秋》斷獄，將經書與現實政治結合起來，發明獨多。統言之二人都是公羊學大家，而且都是漢初傳公羊的始師，但是細分起來，胡毋生限於說經，是學問家，是經師；董仲舒則長於論事，搞實用經學，是鴻儒。司馬遷說：“漢興至於五世之間，唯董仲舒名為明於《春秋》。”正是就其能援經以致用說的。胡查二人對《春秋》公羊學的大明於漢世，都卓有貢獻，因此在景帝年間雙雙被任命為漢廷博士。
5．韜光養晦
博士當時是官職，初見於戰國，秦繼之，始皇有博士七十人，“掌通古今”，學識淵博。但博士們學業各有專精；儒墨名法，甚至方技術士，都濫竿其間。秦始皇焚書坑儒，儒學博士逃難隱居，秦廷的博士成了清一色的神仙方術之士和巧說阿諛之徒。陳涉起義，許多德生背著孔子的禮器投奔陳王，去尋找出路。孔子的八世孫孔鮒即為陳涉博士，最後還與陳涉一道捐軀，成為中國曆史上第一個為革命事業而英勇獻身的知識分子。漢興，儒生又投奔了漢朝，漢亦設博士之官，以安撫之。漢高祖曾引用叔孫通製定朝儀，初嚐儒雅的美味，由於忙於剿滅“走狗”，幹戈未解，未暇大興儒教。孝惠高後之時，“公卿皆武力功臣”，不容書生分羹。文景之時，名士碩儒頗有為博士者，如《詩》有博士轅固生、韓嬰，《書》有博士張生、歐陽，《春秋》則有胡毋生、董仲舒。《孟子》、《爾雅》、《孝經》亦有博士。但“文帝好刑名”，“景帝不任儒”，“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他們隻不過具員領俸，沒一個受到重用（《史記·儒林列傳》）。再加之“竇太後又好黃老”，諸博士不僅難以儒業得幸，而且還有觸忌犯諱之虞。竇太後曾問《詩》博士轅因生《老子》之書，轅固生說《老子》是淺俗的“家人之言”，竇太後憤而罵五經為“司空城旦書”（猶言刑徒之書。司空，掌建宮室及築城。始皇焚書，令有藏詩書百家語者，黥為城旦。），並令固下圖鬥野豬，幸而景帝給他一柄利劍，才免於橫死。眾博士看在眼裏，懼在心上，哪裏有暇宏揚儒業，經世先王！有的竟紛紛找借口辭掉博士之職，逃之夭夭。如轅固外調清河太守，韓嬰出任常山太傅，胡毋生幹脆以年老為由，告老歸家，居教鄉裏。’
董仲舒在此期間亦韜光養晦，政治上一無建樹。但他並沒有消極適世，他一方麵廣招生徒，私相傳授，為漢朝培養了一批推行儒學的合格人才。《史記》說董仲舒弟子通經學者“以百數”，而且都很出色，褚大為梁相，嬴公為諫大夫，呂步舒為丞相長史，吾丘壽王（稍後）則官至光祿大夫侍中。大史學家司馬遷也曾師從董仲舒，《史記》中對董仲舒的《春秋》之學多所闡發；也正是受孔子困厄著《春秋》、左丘失明著《左傳》事跡的鼓舞，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發憤撰著《史記》這部千古名著。另一方麵，董仲舒又謹慎地觀察現實，潛心地研討百家學說，特別是深研漢初以來一直占統治地位的黃老之學。他要構建一個前所未有、兼容諸子百家的新儒學體係，以適應西漢社會大一統之局，以求積極有為之效。他在待價而沽，應時而出！
二、天人三策稱聖意 董生一舉天下知
機會終於來了，雄才大略的漢武帝登上了皇帝的寶座！
公元前141年，孝景帝駕崩。景帝是繼文帝之後，又一個奉行黃老清靜無為、與民休息之治，從而實現“文景之治”的君王。史稱景帝時期，倉稟豐實，府庫饒財，移風易俗，黎民淳厚，西漢社會從經濟到治安都達到了農業社會美好的極點。但是，另一方麵，由於朝廷的無為放任，諸侯驕恣，豪強坐大，商業地主侵漁細民，割據勢力業已形成；再加之四夷侵臨，匈奴寇邊……班固論當時形勢曰：“漢興六十餘載，海內義安，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製度多闕。”（《漢書·公孫弘傳讚》）在升平的表麵景象下，西漢社會實已潛藏著嚴重的危機。急需有為之君起而進行大刀闊斧改革，製禍患於未發，防斯民於土崩；更進而結束無為之治，乘倉實財饒之運，大興文教，再建武功，在足食足兵基礎上，去迎接儒家理想中禮樂教化的盛世太平！可是，景帝隻是一個繼體守文之君，他實現文景之治的最大奧秘隻是“無為之治”，在民力凋弊之時讓其自創財富，自食其力。文景之治的到來與其說是文景君臣統治得好，不如說是放鬆統治的好。怎樣在物質豐富的基礎上實現大治，文景君臣就無能為力了。這個使命曆史地落到了漢武帝的身上，漢武帝的繼位，給西漢社會帶來了新氣象，也給儒學帶來了複興的希望。十年磨一劍，三載不窺園的董仲舒，正好趕上了這個機會，真是千載一時，三生之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