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美社會經濟改革
拉美經濟改革的情況
20世紀80年代在債務危機的衝擊下，拉美經濟經曆了"失去的10年"，經濟增長速度低於人口增長率，主要經濟、社會發展指標都趨於惡化，拉美經濟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也有所下降。與此同時，世界經濟卻發生了深刻變化，經濟全球化在多個領域中得到迅猛的發展，並對傳統的生產方式提出了挑戰。在這樣的背景下，拉美國家逐漸從被動地進行應急性經濟調整開始，對傳統的經濟發展戰略和模式、以及與之相應的政策和措施進行了全麵的改革。它們在實行經濟穩定化計劃的基礎上，加快了經濟市場化和自由化的進程，加大了結構性改革和對外開放的力度。進入90年代之後，拉美國家在更廣泛的領域內，進行了更加深入的改革，大大地加快了私有化進程。盡管在這期間墨西哥和巴西都曾先後出現過金融危機，但是拉美國家經濟改革的步子並沒有因此而停頓。
經過將近20年的經濟改革，拉美國家在建立適應現代經濟發展需要的新機製方麵取得了很大的進步，但同時在社會領域中也出現了收入分配兩極化進一步擴大、貧困化程度加劇、失業人口增加、社會矛盾更加突出的問題，拉美社會對改革的承受能力正在逐漸減弱。尤其是2001年阿根廷爆發了其曆史上最為嚴重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的全麵危機之後，拉美其他一些國家也在不同程度上出現了政治、經濟和社會形勢全麵緊張的局麵，拉美經濟改革模式的利弊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
一拉美經濟改革的主要階段
拉美國家的經濟改革經曆了不同的階段，但在其初始階段都是從宏觀經濟政策的調整開始，這與它們當時麵臨的嚴重的債務危機密切相關。1982年拉美國家陷入債務危機之後，其經濟調整具有短期、應急性特點。同時，也由於這些國家的調整措施主要是為了滿足債權國和債權銀行的要求，基本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傳統主張，實行通貨緊縮、控製貨幣供應量、減少財政赤字等措施，具有被動性和明顯的貨幣學派的特點。這一調整主要以犧牲經濟增長和削減公共開支為主，滿足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債權銀行對拉美到期債務的重新安排所提出的要求，最終達到緩解債務危機、走出經濟困境的目的。
為了應付資金嚴重短缺的局麵，平衡經常項目和國際收支、開源節流成為這一時期拉美國家宏觀經濟調整的主要目標。它們從削減財政赤字入手，對財政支出項目進行大幅度調整，采取了控製並削減公共部門開支的措施。除了一些必要的政府支出之外，對一些可以停建或緩建的公共工程項目，國家暫停投資；精簡政府管理機構，壓縮行政費用；減少對國有企業的補貼；減少國家對生活必需品的價格補貼，放鬆政府對物價的控製。例如，墨西哥政府從1983年1月1日起，取消對5000多種商品價格的控製，允許物價隨市場供求變化而自由浮動。作為增加政府財政收入的主要調整措施有，政府提高公共部門的服務價格，調整稅收政策，大幅度提高增值稅。在對外貿易方麵，政府鼓勵出口，抑止進口，以求實現貿易順差。這一時期，拉美國家除了對進口采取嚴格限製的措施之外，主要利用貨幣貶值的手段刺激出口。從1983年至1988年，拉美國家的進口額大幅度下降，出口普遍增加，對外貿易結算出現了順差。拉美國家主要采取了貨幣貶值和浮動彙率的做法，使本國貨幣的彙率能夠體現外彙市場供求關係的變化。但是，由於多數拉美國家的調整是從債務談判的需要出發，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要求進行的，所以從政府財政和金融政策方麵考慮較多，措施也主要集中在這兩個方麵。這就在客觀上限製了拉美國家對經濟進行直接幹預的能力，並且要求出口能力有較大的增長，以應付資金短缺的局麵。結果是政府直接幹預和內向型進口替代工業化模式發生了變化，市場機製在經濟中的作用得以強化。
政府幹預作用的不斷弱化和市場導向作用的持續強化，並沒有使拉美國家實現預期的宏觀經濟迅速穩定的目標。相反，由於物價在短時間內迅速放開，造成通貨膨脹急劇拉升。經濟衰退、通貨膨脹加速和債務危機交織在一起，拉美多數國家的經濟陷入更加劇烈的波動之中。拉美國家在實行本國貨幣貶值的同時，政府放鬆了對物價的管製，減少了基本生活必需品的補貼範圍和補貼幅度，從而造成短時間內物價變動異常，通貨膨脹不斷加劇。20世紀70年代拉美經濟快速增長時期，拉美國家也存在著通貨膨脹現象，但由於是在經濟增長的情況下出現的，而且有較多的外資流入，政府依靠相對充足的資金，提供財政補貼、控製物價、穩定彙率，因此通貨膨脹問題在當時並沒有危及經濟的穩定。有些拉美國家甚至還將通貨膨脹作為刺激經濟增長的一種有效的手段。但是，在債務危機中出現的通貨膨脹則有所不同。它是在經濟環境發生劇變的情況下出現的惡性通貨膨脹，而且還是在經濟政策調整過程中形成的，成因比較複雜，既來自資金短缺的壓力，又來自內部的市場供求矛盾；既有短期經濟政策劇烈變動的因素，又有長期經濟發展造成的結構性失衡的原因。在這種特殊的環境和因素的作用下，拉美國家通貨膨脹的勢頭非常強勁，而且有失控的危險。由於這一現象是在經濟衰退的情況下出現的，社會承受能力相對較低，一旦通貨膨脹失控，極易釀成劇烈的社會動蕩。1982～1984年，拉美有4個國家的通貨膨脹率達到了3位數以上，到了1985～1990年，則有5個國家的通貨膨脹率不僅超過了3位數，其中有4個國家的通貨膨脹率甚至達到了4位數，出現了惡性通貨膨脹的趨勢。在其他拉美國家，通貨膨脹也都呈現出普遍加速上漲的趨勢。
麵對這樣一種局麵，拉美國家不得不采取以抑製通貨膨脹、穩定宏觀經濟為目標的經濟調整。這類調整逐漸擺脫了單純以貨幣主義為主的做法，具有各國結合實際采取實用主義和非傳統做法相結合的特點，其中比較典型的實例有墨西哥、阿根廷和巴西3個地區大國實行的穩定化計劃。
在1986年和1987年連續兩年通貨膨脹率達到3位數之後，1987年底墨西哥政府、企業主和勞工界共同簽署了全國團結契約，並從1988年起付諸實施。其主要內容包括，政府有步驟地調整公共價格，控製基本產品的物價，在貨幣貶值的基礎上穩定彙率，實行小幅浮動利率，適當控製工資的調整幅度等。通過這種契約的形式，墨西哥政府規定了三者之間的主要責任，以達到控製通貨膨脹的目的。為此，政府逐步推出一些相應的改革措施，例如用進口關稅取代進口許可證、降低關稅、逐步開放國內市場，邁出了推進經濟向市場化和自由化轉變、實行結構性改革的步伐。這一穩定化計劃實行之後，墨西哥的通貨膨脹率迅速回落，宏觀經濟逐漸趨於穩定。
1986年巴西政府也推出了以穩定經濟為主的克魯紮多計劃，其主要內容從改革本國貨幣、凍結物價入手，控製工資調整的幅度，進而達到抑製通貨膨脹的目的。巴西的這一調整計劃具有非傳統做法的特點，它試圖通過強行改變通貨膨脹的形成機製，在短時間內迅速實現經濟形勢的穩定。但是，該計劃的實施並未收到理想的效果。於是，巴西政府又先後推出第二和第三個克魯紮多計劃，對其中的某些措施進行適當的調整，並逐步從非傳統向傳統做法轉變，重新采取了緊縮性的財政、貨幣政策，但也都未能使惡性通貨膨脹改變方向。最終在1988年，巴西政府也采取了類似墨西哥的做法，由政府和勞資三方共同承擔遏製通貨膨脹的責任，為後來的經濟結構性改革創造了良好的環境，政府也同時推出結構性調整的措施。
與上述兩國一樣，麵對惡性通貨膨脹，阿根廷政府推出了奧斯特拉爾計劃。該計劃同巴西克魯紮多計劃有相似之處，也都是想通過非傳統措施，遏止通貨膨脹攀升的慣性，最終達到穩定宏觀經濟的目的。其主要內容包括：實行以新貨幣取代舊貨幣的貨幣改革；價格凍結，包括對政府的公共服務價格、私人企業的產品價格和勞動工資實行的強製性凍結；實行穩定的彙率和財政政策，在維持原來的財政支出的基礎上，通過新增稅種，增加財政收入，減少財政赤字。同樣，這一調整措施在不觸及原有的經濟機製的情況下，想通過幣值的重新定價和對物價的凍結，迅速遏止惡性通貨膨脹慣性的形成機製，穩定經濟。盡管在短期內奧斯特拉爾計劃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卻沒有從根本上解決阿根廷的通貨膨脹問題。通貨膨脹在得到短暫的遏止之後，反以更快的速度上升。於是，阿根廷政府在1986年又先後兩次對奧斯特拉爾計劃進行調整，先是調整價格和固定彙率政策，在政府的控製下有計劃地對價格進行解凍，實行浮動的爬行彙率製度。而後，在對物價進行調整的基礎上重新控製物價，並調整財政政策，實行緊縮的貨幣政策。這樣，奧斯特拉爾計劃從非傳統的衝擊性療法開始，最終又回到了采用傳統的手段對通貨膨脹進行治理的老路，但都未能收到理想的效果，通貨膨脹在經過了短暫的遏止之後，又以更快的速度上漲，1985～1990年阿根廷的年通貨膨脹率高達1216.2％，1990年的通貨膨脹率為1343.9％。
與這些國家相反，玻利維亞采用新經濟政策控製通貨膨脹的做法卻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效。債務危機期間，玻利維亞是拉美第一個出現惡性通貨膨脹的國家，1985年通貨膨脹率達到了5位數。為此，政府實行了具有新自由主義特點的新經濟政策，對傳統經濟政策進行改革，其中較為主要的有：實行貨幣自由兌換，開放外彙市場；全麵放開物價；放開銀行利率。盡管這一改革在短時期內一度引起了經濟的劇烈波動，但此後玻利維亞經濟便迅速擺脫了通貨膨脹的困擾，逐步走向了穩定。1991～1994年年通貨膨脹率僅為10.7％，是同期拉美經委會統計的20個國家中通貨膨脹率最低的3個國家之一。
在拉美國家實行的以反通貨膨脹為主要目的的穩定化計劃中，玻利維亞所取得的成效最為顯著，在整個拉美地區產生了很好的示範效應。此後，拉美其他國家逐步吸收了玻利維亞的經驗，將經濟政策調整同控製通貨膨脹的穩定化措施相結合，從而為拉美國家的經濟改革奠定了基礎。
從20世紀80年代後期至90年代初期，拉美國家逐漸從經濟調整向經濟改革過渡，從一般性調整向結構性改革深入，從單純的穩定經濟的調整向改變發展模式的經濟改革轉變。雖然拉美國家在選擇實施經濟改革的時間上有所不同，在改革的具體過程中各國的做法也有所不同，但是在經濟改革的方向上卻相對一致。
二拉美經濟改革的主要內容
從經濟調整向結構性經濟改革轉變的過程中，拉美國家的經濟理論發生了大的變化。一個具有新自由主義色彩、吸收了多種經濟理論的合理成分在內、更具實用主義特點的理論成為拉美經濟改革的指導思想。它同戰後在拉美占主導地位的發展主義理論有著明顯的區別。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拉美國家在選擇和實踐發展理論過程中，在很大程度上是從意識形態立場出發。無論是采用拉美經委會的發展主義理論的國家，還是曾一度實行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的國家，一般都采取了強烈排斥其他理論的態度，反過來又賦予這兩種理論以很強的意識形態色彩，使之相互之間處於對立狀態。然而這兩種理論自身的局限性，有時還會對拉美國家的經濟政策產生一定的誤導。經過20世紀80年代拉美經濟發展的曲折經曆，拉美國家逐漸放棄了這種完全從意識形態需要出發對經濟發展理論進行取舍的做法。它們強調各國經濟的差異，注重理論的實用性，吸收了新結構主義、新自由主義和其他經濟理論的合理成分，製定符合拉美各國實際的改革措施，從而使拉美國家的經濟改革呈現多樣化的特點。
據此，拉美國家在經濟改革中更加注重內外因素對經濟發展的影響。過去的發展主義理論主要強調外部因素（特別是貿易比價惡化的趨勢）對拉美經濟發展的不利影響，因而從克服對外部門的脆弱性出發，提出了進口替代工業化的經濟發展戰略。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則注重國內因素對經濟發展的影響，強調市場和貨幣政策的重要性，提出經濟調整的方案。拉美多數國家在80年代初期進行的經濟調整中，曾經按照新自由主義理論的要求對經濟進行大幅度調整，但未能收到理想的效果。因此，從80年代後期開始，拉美國家進行的經濟改革重視內外因素對經濟走勢的影響，並且依據外部經濟環境的變化，及時調整各自的發展戰略和政策。
在這一理論思想的指導下，拉美國家對經濟結構和發展戰略進行了改革，加強了市場導向在拉美經濟發展中的作用。二戰之後至債務危機之前，拉美經濟是在國家的高度保護下發展起來的，市場的作用被大大地忽視了或者扭曲了，在價格、利率和彙率政策中國家保護主義的色彩幾乎無處不在，政府對經濟直接幹預的範圍越來越大。債務危機爆發之後，拉美國家在沉重的還債壓力下，不得不從減輕政府負擔和恢複財政平衡入手，全麵收縮政府對經濟的直接幹預範圍，最終確立市場調控的機製，使拉美經濟逐漸擺脫國家的直接幹預。在這一過程中，價格政策的改革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拉美國家從放鬆對價格的控製、減少政府定價的範圍和對價格補貼的幅度開始，首先開放一般消費品的價格，然後逐步放開基礎商品的價格，最終實現商品價格完全由市場進行調節，並比較準確地反饋市場信息，從而引導資源的合理配置，實現結構性經濟改革的目標。在不同的拉美國家中，價格體係的改革過程是有差異的。有些國家是通過激進的方式迅速實現向市場化的轉變，有些國家則是以漸進的方式逐步實現這一轉變的。就拉美整個地區而言，價格體係的改革是伴隨經濟應急性調整開始的，而後在改革過程中逐步確立市場機製的導向作用，最終通過90年代的深入改革基本完成的。以市場為導向的價格體係的建立，加快了拉美經濟市場化的進程，同時也推動了與之結伴而行的經濟自由化進程。
從內向型發展模式向開放的外向型發展模式的改革，從貿易壁壘向貿易自由化的改革，是拉美經濟改革的另一項重要內容。為此，拉美國家首先以貿易領域作為突破口，從改革出口政策入手，鼓勵本國產品出口，增加外彙收入，繼而改變傳統的進口限製政策，最終推進貿易領域的自由化，推動拉美國家經濟發展戰略的轉型。簡化稅則、降低關稅、消除非關稅壁壘的貿易自由化改革，是拉美對外貿易政策改革的核心。債務危機初期，拉美國家在實施應急性的經濟調整中，為了實現對外貿易的順差，采取了分段小步到位的對外貿易政策的調整，從降低關稅入手，減少關稅種類，統一關稅。自1985年至1990年的5年內，拉美地區的平均關稅從40％降到15％，最高關稅從83.7％下降到41％。在此之後的貿易政策改革過程中，許多國家都是在短短的兩三年內就將關稅減去了一半左右，從而使拉美國家的關稅政策變得更加透明。除非與有關的貿易夥伴談判約定外，所有關稅稅率都相對固定，一般都不再將關稅提高到規定的限度以上。像牙買加、烏拉圭和委內瑞拉固定的稅則項目比率為100％，阿根廷、巴西、智利、哥倫比亞和秘魯為99％，墨西哥超過95％。與此同時，拉美國家的非關稅壁壘也隨著貿易自由化改革的深入，逐漸取消了對進口數量的限製及進口配額製度的規定。到90年代後期，整個拉美地區非關稅措施所涉及的進口比重已從改革前的33.8％下降到11.4％，所涉及的稅則種類也從29.6％降到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