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拉美經濟狀況
2002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以下簡稱拉美地區）的經濟形勢可以概括為：經濟繼續衰退，改革麵臨困境。
根據聯合國拉美經濟委員會最近發表的年度總結報告，拉美地區經濟在上年僅增長0.4%的基礎上，2002年出現負增長（-0.5%），為最近20年來首次出現負增長。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為-1.9%。阿根廷、烏拉圭和委內瑞拉的GDP分別下降11%、10.5%和7%，是衰退最嚴重的國家；秘魯、多米尼加和厄瓜多爾3國的增長率超過3%，算是拉美地區的佼佼者；其他國家的增長率都不到3%，其中巴西和墨西哥兩個地區大國分別隻增長1.5%和1.2%。
2002年拉美經濟的上述表現，既有外部的因素（如發達國家經濟回升乏力、國際金融條件惡化、出口不振等）的製約，更有內部因素的影響。我們可以從以下五個方麵來分析這兩類因素的相互作用。
（一）阿根廷危機長期化。阿根廷2001年發生的經濟危機迅速演變成一場經濟、政治與社會的全麵危機,其嚴重程度遠遠超過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機和1999年的巴西貨幣危機。阿根廷政府被迫放棄推行了10年的貨幣局製度，大幅度貶值貨幣，全麵凍結銀行存款，停止償還公共外債，銀行係統基本陷於癱瘓，等等。墨西哥金融危機和巴西貨幣危機都曾及時得到國際多邊金融機構的貸款支持而較快地緩解。相反，阿根廷在2002年苦苦奮鬥了整整一年，也未能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就貸款問題達成協議。在這種情況下，臨危受命的杜阿爾德政府既不能獲得新的貸款，也不能進行重新安排公共外債的談判，更無法著手重建金融與貨幣基礎。於是，阿根廷危機就出現"長期化"的局麵，投資者的信心進一步下降，出口並未因貨幣大幅貶值而回升，第一季度經濟增長率比上年同期下降16.3%，社會危機繼續深化。阿根廷危機對鄰國的傳染效應之所以超出原來的預計，與危機的長期化直接相關。
(二)金融動蕩與政治動蕩交織。拉美地區2002年的突出特點之一是大範圍的金融動蕩，主要表現為銀行提款風潮，國際儲備告急，貨幣大幅貶值，資本外逃，利率攀升，等等。阿根廷比索與美元的比價由原來1∶1跌至3.5∶1；通脹率由原來接近零通脹猛增至40%以上；凍結銀行存款引發的社會抗議浪潮持續不斷。烏拉圭、巴拉圭等國銀行因儲戶擠提存款而一度被迫關閉。巴西貨幣急劇貶值，並出現支付危機。委內瑞拉資本大量外逃。許多國家被迫貶值貨幣和實行浮動彙率製（實行自由浮動彙率製的國家由1996年的6個增加到12個）。5月份，整個拉美地區的外彙儲備降至1500億美元，為1998年以來的最低點。
阿根廷危機的傳染效應無疑是引起拉美金融動蕩的重要原因，但絕不是惟一的原因。烏拉圭、巴拉圭等國的銀行危機與阿根廷危機直接相關。阿根廷比索大幅貶值也對南方共同市場其他成員國以及智利、玻利維亞等國的貨幣彙率造成衝擊，但這些國家貨幣、彙率政策的變化還有自身的原因。例如，巴西雷亞爾貶值受到國內大選引起的政治動蕩及貨幣投機的衝擊；烏拉圭和委內瑞拉的固定彙率製本來就難以為繼；委內瑞拉資本外逃主要受國內政局混亂的影響。阿根廷、巴西和烏拉圭3國的外債餘額（2001年年底）合計3748億美元。如果巴西、烏拉圭等國繼阿根廷之後出現停止償債的連鎖反應，將引起國際金融界的恐慌。因此，盡管美國政府並不情願，但也隻能同意IMF分別向巴西和烏拉圭提供300億和25億美元貸款擔保，以穩住這兩個國家的局勢。高額負債是拉美國家相當普遍的現象，一旦外資流入減少，或在國際資本市場融資受阻，或出口不振，都可能引起支付危機。對相當多的拉美國家而言，當前這三個因素幾乎同時出現。
2002年拉美地區的另一個突出現象是政治動蕩明顯加劇，並與金融動蕩交織在一起。這種現象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偶然性是政治動蕩與一些國家正常的政府更替、即大選聯係在一起；必然性則在於，政治動蕩是與經濟、社會形勢的惡化分不開的，是人們對經濟改革差強人意的結果不滿。維護新自由主義改革模式與要求修改、甚至否定這種改革模式之間的鬥爭，通過一些國家的大選、通過各種形式的社會運動、通過學術會議和思想論壇、甚至通過軍事政變表現出來。委內瑞拉反對和擁護查韋斯政府的兩派勢力之間的激烈較量就是上述鬥爭的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