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的黃牛一般分為蒙古牛和華北牛。華北牛中要數秦川牛和南陽牛最好，個兒大，肩峰很高，勁兒足。華北牛和蒙古牛雜交的牛更漂亮，犄角向前彎去，頂架也厲害，而且皮實、好養。對北方的黃牛，我多少懂一點。這麼說吧：現在要是有誰想買牛，我擔保能給他挑頭好的。看體形，看牙口，看精神兒，這誰都知道，光憑這些也許能挑到一頭不壞的，可未必能挑到一頭真正的好牛。關鍵是得看脾氣。拿根鞭子，一甩，“嗖”的一聲，好牛就會瞪圓了眼睛，左蹦右跳。這樣的牛幹起活來下死勁，走得歡。疲牛呢？聽見鞭子響準是把腰往下一塌，閉一下眼睛，忍了。這樣的牛，別要。
我插隊的時候喂過兩年牛，那是在陝北的一個小山村兒——清平灣。
我們那個地方雖然也還算是黃土高原，卻隻有黃土，見不到真正的平坦的塬地了。由於洪水年年吞噬，塬地總在塌方，順著溝、渠、小河，流進了黃河。從洛川再往北，全是一座座黃的山峁或一道道黃的山梁，綿延不斷。樹很少，少到哪座山上有幾棵什麼樹，老鄉們都記得清清楚楚；隻有打新窯或是做棺木的時候，才放倒一兩棵。碗口粗的柏樹就稀罕得不得了。要是誰能做上一口薄柏木板的棺材，大夥兒就都佩服，方圓幾十裏內都會傳開。
在山上攔牛的時候，我常想，要是那一座座黃土山都是穀堆、麥垛，山坡上的胡蒿和溝壑裏的狼牙刺都是柏樹林，就好了。和我一起攔牛的老漢總是“吸溜吸溜”地抽著旱煙，笑笑，說：“那可就一股勁兒吃白饃饃了。老漢兒家、老婆兒家都睡一口好材。”
和我一起攔牛的老漢姓白。陝北話裏，“白”發“破”的音，我們都管他叫“破老漢”。也許還因為他窮吧，英語中的“poor”就是“窮”的意思。或者還因為別的：那幾顆零零碎碎的牙，那幾根稀稀拉拉的胡子，尤其是他的嗓子——他愛唱，可嗓子像破鑼。傍晚趕著牛回村的時候，最後一縷陽光照在崖畔上，紅的。破老漢用把挑起一捆柴，扛著，一路走一路唱：“崖畔上開花崖畔上紅；受苦人過得好光景……”聲音拉得很長，雖不洪亮，但顫巍巍的，悠揚。碰巧了，崖頂上探出兩個小腦瓜，豎著耳朵聽一陣，跑了。可能是狐狸，也可能是野羊。不過，要想靠打獵為生可不行，野獸很少。我們那地方突出的特點是窮，窮山窮水，“好光景”永遠是“受苦人”的一種盼望。天快黑的時候，進山尋野菜的孩子們也都回村了，大的拉著小的，小的扯著更小的，每人的臂彎裏都提溜著個小籃兒，裝的苦菜、莧菜或者小蒜、蘑菇……孩子們跟在牛群後麵，“嘰嘰嘎嘎”地吵，爭搶著把牛糞撮回窯裏去。
八十年代初，史鐵生在地壇公園
越是窮地方，農活也越重。春天播種，夏天收麥，秋天玉米、高粱、穀子都熟了，更忙；冬天打壩、修梯田，總不得閑。單說春種吧，往山上送糞全靠人挑。一擔糞六七十斤，一早上就得送四五趟；掙兩個工分，合六分錢。在北京，才夠買兩根冰棍兒的。那地方當然沒有冰棍兒，在山上幹活渴急了，什麼水都喝。天不亮，耕地的人們就扛著木犁、趕著牛上山了。太陽出來，已經耕完了幾坰地。火紅的太陽把牛和人的影子長長地印在山坡上，扶犁的後麵跟著撒糞的，撒糞的後頭跟著點籽的，點籽的後頭是打土坷垃的，一行人慢慢地、有節奏地向前移動，隨著那悠長的吆牛聲。吆牛聲有時疲憊、淒婉，有時又歡快、詼諧，引動一片笑聲。那情景幾乎使我忘記自己是生活在哪個世紀，默默地想著人類遙遠而漫長的曆史。人類好像就是這麼走過來的。
清明節的時候我病倒了，腰腿疼得厲害。那時隻以為是坐骨神經疼，或是腰肌勞損，沒想到會發展到現在這麼嚴重。陝北的清明前後愛刮風，天都是黃的。太陽白蒙蒙的。窯洞的窗紙被風沙打得“刷啦啦”響。我一個人躺在土炕上……
那天，隊長端來了一碗白饃……
陝北的風俗，清明節家家都蒸白饃，再窮也要蒸幾個。白饃被染得紅紅綠綠的，老鄉管那叫“zi chui”。開始我們不知道是哪兩個字，也不知道什麼意思，跟著叫“紫錘”。後來才知道，是叫“子推”，是為了紀念春秋時期一個叫介子推的人的。破老漢說，那是個剛強的人，寧可被人燒死在山裏，也不出去做官。我沒有考證過，也不知史學家們對此作何評價。反正吃一頓白饃，清平灣的老老少少都很高興。尤其是孩子們，頭好幾天就喊著要吃子推饃饃了。春秋距今兩千多年了，陝北的文化很古老，就像黃河。譬如，陝北話中有好些很文的字眼：“喊”不說“喊”，要說“呐喊”，香菜，叫芫荽，“騙人”也不說“騙人”，叫作“玄謊”……連最沒文化的老婆兒也會用“醞釀”這詞兒。開社員會時，黑壓壓坐了一窯人，小油燈冒著黑煙，四下裏閃著煙袋鍋的紅光。支書念完了文件，喊一聲：“不敢睡！大家討論個一下！”人群中於是息了鼾聲，不緊不慢地應著：“醞釀醞釀了再……”這“醞釀”二字使人想到那兒確是革命聖地，老鄉們還記得當年的好作風。可在我們插隊的那些年裏，“醞釀”不過是一種習慣了的口頭語罷了。鄉親們說“醞釀”的時候，心裏也明白：球事不頂！可支書讓發言，大夥總得有個說的，支書也是難，其實那些政策條文早已經定了。最後，支書再喊一聲：“同意啊不？”大夥回答：“同意——”然後回窯睡覺。
那天，隊長把一碗“子推”放在炕沿上，讓我吃。他也坐在炕沿上，“吧嗒吧嗒”地抽煙。“子推”浮頭用的是頭兩茬麵，很白；裏頭都是黑麵，麩子全磨了進去。隊長看著我吃，不言語。臨走時，他吹吹煙鍋兒，說：“唉！‘心兒’家不容易，離家遠。”“心兒”就是孩子的意思。
隊裏再開會時，隊長提議讓我喂牛。社員們都讚成。“年輕後生家，不敢讓腰腿作下病，好好價把咱的牛喂上！”老老小小見了我都這麼說。在那個地方，擔糞、砍柴、挑水、清明磨豆腐、端午做涼粉、出麻油、打窯洞……全靠自己動手。腰腿可是勞動的本錢，唯一能夠代替人力的牛簡直是寶貝。老鄉們把喂牛這樣的機要工作交給我，我心裏很感動，嘴上卻說不出什麼。農民們不看嘴，看手。
我喂十頭，破老漢喂十頭，在同一個飼養場上。飼養場建在村子的最高處，一片平地，兩排牛棚，三眼堆放草料的破石窯。清平河水整日價“嘩嘩啦啦”的，水很淺，在村前拐了一個彎，形成了一個水潭。河灣的一邊是石崖，另一邊是一片開闊的河灘。夏天，村裏的孩子們光著屁股在河灘上折騰，往水潭裏“撲通撲通”地跳，有時候捉到一隻鱉，又笑又嚷，鬧翻了天。破老漢坐在飼養場前麵的窯頂上看著，一袋接一袋地抽煙。“‘心兒’家不曉得愁。”他說，然後就啞著個嗓子唱起來：“提起那家來，家有名，家住在綏德三十裏鋪村……”破老漢是綏德人，年輕時打短工來到清平灣，就住下了。綏德出打短工的，出石匠，出說書的，那地方更窮。
綏德還出吹手。農曆年夕前後，坐在飼養場上，常能聽到那歡樂的嗩呐聲。那些吹手也有從米脂、佳縣來的，但多數是從綏德來。他們到處串，隨便站在誰家窯前就吹上一陣。如果碰巧哪家要娶媳婦，他們就被請去，“嗚裏哇啦”地吹一天，吃一天好飯。要是運氣不好，吹完了，就隻能向人家要一點吃的或錢。或多或少，家家都給，破老漢尤其給得多。他說：“誰也有難下的時候。”原先，他也幹過那營生，吃是能吃飽，可是常要受凍，要是沒人請，夜裏就得住寒窯。“攬工人兒難；哎喲，攬工人兒難，正月裏上工十月裏滿，受的牛馬苦，吃的豬狗飯……”他唱著，給牛添草。破老漢一肚子歌。
小時候就知道陝北民歌。到清平灣不久，幹活歇下的時候我們就請老鄉唱，大夥都說破老漢愛唱，也唱得好。“老漢的日子熬煎咧，人愁了才唱得好山歌。”確實，陝北的民歌多半都有一種憂傷的調子。但是，一唱起來，人就快活了。有時候趕著牛出村，破老漢憋細了嗓子唱《走西口》：“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也難留，手拉著哥哥的手，送哥到大門口。走路你走大路，再不要走小路，大路上人馬多，來回解憂愁……”場院上的婆姨、女子們嘻嘻哈哈地衝我嚷：“讓老漢兒唱個《光棍哭妻》嘛，老漢兒唱得可美！”破老漢隻做沒聽見，調子一轉，唱起了《女兒嫁》：“裏丁當響，小哥哥進了我的繡房，娘問女孩兒什麼響，西北風刮得門閂響嘛哎喲……”往下的歌詞就不宜言傳了。我和老漢趕著牛走出很遠了，還聽見婆姨、女子們在場院上罵。老漢衝我眨眨眼，撅一根柳條，趕著牛，唱一路。
破老漢隻帶著個七八歲的小孫女過。那孩子小名兒叫“留小兒”。兩口人的飯常是她做。
把牛趕到山裏，正是晌午。太陽把黃土烤得發紅，要冒火似的。草叢裏不知名的小蟲子“嗞——嗞——”地叫。群山也顯得疲乏，無精打采地互相挨靠著。方圓十幾裏內隻有我和破老漢，隻有我們的吆牛聲。哪兒有泉水，破老漢都知道；幾頭挖成一個小土坑，一會兒坑裏就積起了水。細珠子似的小氣泡一串串地往上冒，水很小，又涼又甜。“你看下我來，我也看下你……”老漢喝口水，抹抹嘴，扯著嗓子又唱一句。不知他又想起了什麼。
夏天攔牛可不輕閑，好草都長在田邊，離莊稼很近。我們東奔西跑地吆喝著、罵著。破老漢罵牛就像罵人，爹、娘、八輩祖宗，罵得那麼親熱。稍不留神，哪個狡猾的家夥就會偷吃了田苗。最討厭的是破老漢喂的那頭老黑牛，稱得上是“老謀深算”。它能把野草和田苗分得一清二楚。它假裝吃著田邊的草，慢慢接近田苗，低著頭，眼睛卻目留著我。我看著它的時候，田苗離它再近它也不吃，一副廉潔奉公的樣兒；等我剛一回頭，它就趁機啃倒一棵玉米或高粱，調頭便走。我識破了它的詭計，它再接近田苗時，假裝不看它，等它確信無虞把舌頭伸向禁區之際，我才大吼一聲。老家夥趔趔趄趄地後退，既驚慌又愧悔，那樣子倒有點可憐。
陝北的牛也是苦，有時候看著它們累得草也不想吃，“呼哧呼哧”喘粗氣，身子都跟著晃，我真害怕它們趴架。尤其是當那些牛爭搶著去舔地上滲出的鹽堿的時候，真覺得造物主太不公平。我幾次想給它們買些鹽，但自己嘴又饞，家裏寄來的錢都買雞蛋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