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平灣的頭一年我們吃的國庫糧，每人每月45斤，玉米、麥子、穀，還有幾兩青油。老鄉們就說我們也都是“公家兒的”。老鄉們常要吃禾兆子，吃糠，還吃一種叫“葉子”的東西（我至今不知該是哪兩個字，查了《辭海》也無結果，總之比糠還難下咽）；若吃一頓淨玉米幹糧便如過節般喜慶。老鄉說我們：“這些窯裏有辦法。”“這些的老子都是中央的幹部咧！”說的聽的都點頭，確認我們給公家為兒乃天經地義，每月吃四十幾斤好糧無可厚非。
婆姨們常拿著鞋底聚到我們灶房前來納，讚歎說，“這些吃的好幹糧！”“洋芋菜、蘿卜菜，浮麵常見漂的油！”然後紛紛給我們以指教。北京式的窩頭引得他們笑，說“這看糟踐成了甚”，玉米麵還是要發了蒸“黃兒”才是正道。菜要煮爛，否則豈不是生吃了？白麵不如摻了豆麵擀成雜麵條條，切得細細的，調上醬和辣子，光吃白麵能吃幾回？我們二十個人，輪流每兩個人做一天飯，都叫苦連天，手藝本來不濟，被眾婆姨一指點就更亂了套路，昏天黑地。這時就有見義勇為者，麻線繞在鞋底子上，挽了袖子下手幫我們做。做一頓好飯比做不上一頓好飯當然多了樂趣。另一個婆姨又幫著燒火，說灶火該整頓了，不然柴就費得厲害，等她家掌櫃的山裏回來給整頓一下，她家掌櫃的整頓灶火有方法。她們都很稱讚北京帶來的粉絲，比她們漏的粉又白又細。飯做熟了，我們壯著膽子請她們也嚐嚐，她們都退卻，開始罵腿底下的娃不聽話，依舊拿起鞋底來納。我們給幾個娃掰一點白饃吃，娃的媽眼裏亮起光彩，才想起讓娃管我們都叫一遍叔叔。女生們沒法叫，那兒沒有相當於阿姨的叫法。
二十個人都寧可上山受苦，也不願意做飯。那灶火實在難擺弄，常常天不亮就起來生火，直到太陽很高，仍然是滿窯濃煙不見人，光聽見風箱拉得發瘋似的響。風箱聲忽然停歇，濃煙中便趔趔趄趄地跳出兩個人來，抹眼淚，喘粗氣，坐在磨盤上，蹲在院當心，於朝陽光中和雞鳴聲裏相對無言想一陣，又鑽回煙中去。要把煤火燒得旺盛，必須有好柴。譬如狼牙刺，有油性，燒起來火勢既猛又耐久。然而這柴砍來費勁。我們先跟老鄉借一些，借的次數多了自覺無理，就隻好偷一些，反正一樣，都不還。偷的次數一多，又覺有違於“知識青年到農村去”的教導，便終於發現了呐喊山上小廟的門窗和門檻。
小廟不知經曆了多少年風雨，殘垣斷壁，處處長滿荒草，幾間小殿堂也表示隨時要歪倒的願望。那腐朽的門檻，幹裂的窗欞、門框，正是上好的柴。我和金濤有一次到那兒去，先發現了這能源，能源有限，不宜告訴別人。輪到我們倆做飯時，就拿一把斧頭去砍一塊好柴。先用光了窗欞，又砍門檻。金濤說，這門檻不知是否祥林嫂捐的那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