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半夜雪停了。聽說六十裏外的義合通了車，人們都決定步行到義合去。我們想，也隻有這辦法。行李成了麻煩，六十裏雪路，空手走尚且不知會不會累死。附近的老鄉早看下了這個賺錢的機會，扛著扁擔的、拉著架子車的，都來攬營生。這段路大約常出毛病。
你伸一隻手，我伸一隻手，在老羊皮襖底下互相摸指頭，名之曰“掐碼”。陝北人做買賣都這樣。你出三個指頭，意思是，你認為這事得給三塊錢；我少出一個，意思是，這麼幾步路兩塊錢足夠了。都不明說，怕讓圍觀的人撿了便宜，也怕讓哪個冤大頭漏了網。
白色的群山越來越清楚了。從夜裏走到天亮。到處是趕路的知識青年，都累得疲憊不堪。還有擔著行李或拉著行李的老鄉。猛看去，如同逃避戰亂的流民。
“歇會兒嘿！歇會兒再走嘿！”認識不認識的，都打招呼。
“別歇啦！天都亮啦！”大家走著一條路。
太陽出來了，路開始變得泥濘。但是太陽出來了，天不再那麼黑了，也不再那麼冷。太陽從白皚皚的山頂上，把光亮撒開。
給我們拉行李的是個四十幾歲的漢子，大下巴，一臉胡茬。十個人的行李加起來得四五百斤，他一個人拉著，靠一輛破車。他隻要了五塊錢，卻相信自己占了大便宜。上坡時我們幫著推一把，倒讓他很不安，一個勁跟我們說他窯裏的病著，意在說明他是多麼需要這五塊錢。
“車是生產隊的，還要給隊裏交半塊錢咧。”
*的姐姐掏出燒餅來給他。
他臉上煥發出光彩，兩隻粗手在腿側反複搓擦：“能行哩？”
“咋，操心吃。”她的陝北話學得漂亮。
他轉眼間吃了六個，又咬一個在嘴上，便拉起車來又走。
金濤在後邊喊我，讓我等等他。
“你猜*他爸爸是誰？”金濤在我耳邊說，又是滿臉神秘。
“誰？”
他說了一個嚇人的名字。
“又他媽牛。”
“牛是孫子，嘿，牛是孫子。給咱們送燒餅的那個女的跟我說的。”
“那他怎麼姓王？”
“他改姓他媽的姓了，他媽姓王。”
“我早看出他們家裏有事兒。”
“我也是。”
“要不他這麼小幹嗎來插隊。”
“後來他媽也失蹤了。”
“失蹤了？”
“不知道給弄到哪兒去了。”
“我早就看出來了，他們家準有事兒。”
“噓——輕點兒。她們就在後頭呢。”
當時我們急著趕路，怕誤了義合的班車。
幾年後聽說*的父親又恢複了工作。後來又聽說他上了大學。前兩年我遇見過一回*的姐姐，在美術館，我認出她來，她認不出我了。“忘了那年回陝北，咱們一塊蹲車站了？”“哎喲！是你呀。”她又看了我一會兒，似乎還有懷疑，“你的腿怎麼啦？”“*現在在哪兒？”我問。“在國外。哦，使館裏。哦，當翻譯。你這腿是怎麼啦？”我稍微解釋一下，又問起另外兩個女的。“一個在當大夫，另一個……你不知道？死了。死了八年了。”我們在美術館的遊廊裏坐了一會兒，說些往事，說著高原上的那條雪路。我心裏似乎惴惴的，有個問題。“怎麼死的？”不對，不是這個問題。“打窯時塌死的。她硬要進去掏土，窯塌了……”“是哪個？她們倆，是哪個？”“靳秀芳。”“哪個是靳秀芳？那個挺漂亮的？”對了，是這個問題。“秀芳可不漂亮。”她說，望著街上往來的人流。我竟然鬆了口氣，天！就因為她長得醜？“夏天死的，運不回來，隻好埋在了村後的山坡上。”我想著那個風雪之夜，那個小車站，靳秀芳給我們送燒餅來，放下就趕緊跑了，還紅了臉。她已經死了，埋在了黃土高原上。她隻不過長得不太好看，其實根本算不上醜。
1984年4月，史鐵生回陝北“清平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