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知識人到經濟人
5年內，從10萬人到2萬人，中國科學院所作出的裁員舉動頗有些石破天驚的感覺。在知識經濟時代，知識分子的最高殿堂中科院卻出現裁員的舉動，無疑讓我們浮想聯翩。
在科技轉化上，在企業的孵化上，中科院無疑是領跑者之一：中關村下海第一人陳春先來自中科院；中關村最早的兩京兩海也是中科院的人出來辦的公司，至於聯想和四通這些至今都有著旺盛生命力的老牌中關村企業，則可以說是中關村的象征，中科院的典型。
但就是這樣一家無論在科研實力還是在體製改革方麵都走在前頭的科研機構，卻作出了關雲長刮骨療傷似的舉措。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糾葛，中國高科技的未來走勢，中國整個創新體係和事業單位體製改革等問題直接的、赤裸裸的擺在我們麵前。但更讓反思的是：這麼多年了，為什麼我們的成果轉換，或者說知識轉換為經濟的過程，從知識人到經濟人這個角色轉換上，我們走的這麼艱難。
日本是借助美國製造業遷移而崛起的一個發達國家。有必要補述的是，當初日本並不是一個有著諸多發明創造的民族，其崛起的原因還在於在民用市場上大下功夫。以小汽車為例，日本的努力方向不是在堅固耐用等方麵下功夫，而是在諸如節油、輕便等方麵推出讓美國人都讚歎的家用小汽車。與日本人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前蘇聯，前蘇聯的科研實力可以說是世界前列，但由於其采取軍事化的科研轉化體製，並沒有將前蘇聯強大的科研實力轉換為經濟實力，最終造成國運衰落。
把知識轉換成經濟，從知識人到經濟人，其關係到的是一個民族和國家的昌盛和興亡。
瓦特發明蒸汽機(準確的說是瓦特發明低耗能型蒸汽機)的故事可謂家喻戶曉。不過，由於大學沒有這樣的計劃，當時的格拉斯哥大學研究員瓦特還未等研製出低耗能型蒸汽機時，已經債台高築。好在瓦特堅信低耗能蒸汽機的前途，並說服了一家鐵廠的老板。於是，瓦特的研究工作從實驗室轉到了鐵廠。瓦特33歲的時候，一台新型的蒸汽機問世了。
可以想見，如果瓦特這位知識分子沒有得到鐵廠老板的支持，也許曆史將改寫進程。而在中關村，也流傳著三個企業家找到三個科學家，誕生了三個企業的創業故事：柳傳誌找到了倪光南，誕生了聯想；張玉鋒找到了王選，誕生了方正；段永基找到了王輯誌，誕生了四通。
知識需要經濟這個“滾筒”，才能產生10倍速的作用。知識人如果能完成到經濟人的轉化，其對社會的貢獻才會更大。
古今都有科技，但惟有企業，才是近代的產物。知識和經濟作為人類改造社會的產物，不可荒廢，惟有結合，才能產生巨大的功用。
古今都有知識，但惟有今天才稱得上是知識經濟。很大原因是因為知識已經開始成為人與人之間經濟關係變化的一個決定因素，而能從知識人轉換成經濟人的人，也必將成為時代的弄潮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