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數民族地區的“大躍進”及影向
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勝利實現，民主改革和社會主義改造在全國少數民族地區（除西藏外）提前完成，加快了社會主義全麵建設時期的到來。從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五年的八年間，絕大多數少數民族地區和漢族地區一樣，在尋求社會主義建設高速發展的探索中，一方麵取得了一些無可否認的成就，另一方麵由於指導思想上急於求成，實際工作中無視民族特點和地區特點，違背了客觀規律，也給民族地區的社會主義事業和新型民族關係的發展，帶來了不利的後果。為了糾正“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造成的國民經濟比例關係的嚴重失調，根據中央製定的“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從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五年，少數民族地區主要在國民經濟和民族關係兩方麵進行了調整，從而使民族地區的各項建設事業，特別是農牧業生產，重新得到恢複和發展。可以說，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五年的八年，是新中國民族工作曲折發展的時期。
一、“大躍進”的形成及其發展
少數民族地區的“大躍進”，是在全國“大躍進”形勢的推動下發展起來的。
經過民主改革並走上社會主義合作化道路的少數民族廣大農牧民，在中共“八大”製定的路線和建設方針指引下，建設社會主義的積極性空前高漲。許多地區為了盡快發展農業生產，從一九五七年冬季起，就掀起了大搞農田水利建設和積肥的群眾性熱潮。在少數民族居住的廣闊土地上，無論是山區或是平原，到處都有千軍萬馬奔向田野，挖水庫，修水渠，造梯田，展開了一幅戰天鬥地的壯麗圖畫。例如，當時屬於甘肅省的固原回族自治州，在一九五七年冬和一九五八年春，就有10萬農民大搞水利，興修了40萬畝水澆地。
一九五八年五月，中共八大二次會議提出“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把“大躍進”進一步推向高潮。少數民族地區的廣大幹部和群眾繼大搞農田水利之後，又積極響應中共中央提出的進行“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的號召，開展了“大辦工業”、“大辦教育”的群眾運動。一九五八年八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號召全黨和全國人民用最大的努力，為在一九五八年生產1070萬噸鋼，即比一九五七年的產量535萬噸增加1倍而奮鬥。為響應這一號召，少數民族地區的廣大農村和城鎮，抽調了大批青壯勞力，耗費了大量資源“大煉鋼鐵”。各地為了開展技術革命，掀起了發展地方工業的熱潮。不管當地資源和技術條件是否具備，都紛紛土法上馬，白手起家，小廠小礦遍地開花。許多地區提出了“苦戰三年，改變落後麵貌”和“學先進，趕先進，力爭跨世紀的大躍進”等不切實際的口號。於是，少數民族地區全麵“大躍進”的洪流泛濫開來。
二、“一步登天”
一九五七年至一九五八年冬春之交，全國廣大農村掀起水利建設高潮的時候，人們的生產活動就已經超出了所在合作社的範圍，而且打破了鄉與鄉，甚至縣與縣的界線，展開了大協作、大支援。後來隨著“大煉鋼鐵”和“大辦工業”的群眾運動的開展，人們從大兵團作戰的要求出發，感到一個幾十戶、上百戶的農業生產合作社規模過於狹小，遠不能適應大規模水利建設和“大辦工業”的需要。因此，一九五八年初夏，首先在漢族地區出現了把若幹合作社並到一起，組成為工農商學兵五位一體的、政社合一的新的組織形式——人民公社。這種新的組織形式一出現，中共中央就立即予以肯定，並於同年八月發出了《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於是，一場聲勢浩大的人民公社運動，在全國範圍普遍展開。除西藏以外的所有少數民族地區，都毫無例外地被卷入到這一浪潮之中。從一九五八年九月到年底止，短短幾個月時間，各地區在這股洪流的衝擊下，不顧各民族的發展水平和各方麵的條件有多大差別，都一律小社並大社，建立起了“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甚至有些尚未完成民主改革，或雖已完成民主改革，但剛剛組織初級合作社甚至互助組的少數民族農牧區，也在“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口號下，“一步登天”，實現了“公社化”。
三、促進運動發展的兩種因素
“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所以能在少數民族地區普遍展開，從少數民族廣大幹部和群眾的內在原因來看，是他們在政治上翻身之後，強烈希望在經濟和文化上也能迅速地改變落後狀態。他們通過新中國建立八年來少數民族在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領導下發生的巨大變化，特別是走上社會主義合作化道路以後，農牧業生產都有較快的發展，認為隻要大規模地把群眾組織起來，在生產資料所有製上進一步提高公有化水平，並采取群眾運動的辦法，就能夠以驚人的速度建成社會主義，能夠在短短的時間內達到或接近先進民族的發展水平。正是這種對社會主義前途的美好向往和迫切要求改變貧困落後麵貌的強烈願望，構成了少數民族地區“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的始發動力。
另一方麵，少數民族地區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所以能在一段時間內持續發展，是由於存在著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強大壓力。一九五七年下半年至一九五八年之間，少數民族地區普遍開展了整風和反對地方民族主義運動。並在一些重大問題上，如關於民族的發展道路問題——是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關於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是執行“多、快、好、省”的路線，還是執行“少、慢、差、費”的路線？以及少數民族地區能不能大躍進等問題，先後開展了群眾性的大辯論。在辯論中，對於那些雖然讚成走社會主義道路，但在社會主義建設的方式方法和發展進程上，主張按照不同民族和地區的特點及其他條件，從實際出發辦事的正確意見，被看作是右傾保守思想，並給這些正確意見貼上所謂民族地區“特殊論”、“落後論”、“條件論”、“漸進論”等政治標簽，大加批判。有的地方甚至對持有不同意見的人無限上綱，認為這是階級鬥爭和兩條道路鬥爭的反映，以致錯誤地把不同意見的存在當作敵我矛盾去對待。這樣一來，就形成了政治上、輿論上的一種壓力。在這種壓力下，即使有的人頭腦清醒，正確意見也不敢堅持，甚至不敢提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