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劣根性”
在20世紀，全世界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像中國這樣，不遺餘力地揭露、鞭撻本民族的劣根性，迫不及待地要改造中國的國民性。我們不妨在這裏作一簡單回顧。
早在本世紀初，嚴複、梁啟超等啟蒙思想家就提出要改造國民性。如，1905年，嚴複在倫敦會晤孫中山時說，以“中國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使進行社會革命，也難以取得功效。除非對國民進行思想啟蒙，“急從教育上著手”，才可望中國局麵逐漸改觀。梁啟超在《新民說》中說：“我國民所最缺者，公德一端也。”
辛亥革命打落了中國最後一頂王冠。但是，南京臨時政府僅存90天便夭折了，而且此後五六年間出現兩次帝製複辟。孫中山總結失敗的原因，認為是“國人心理素質”太差，“奴性已深，牢不可破”，“不識為主人，不敢為主人，不能為主人”，保守，缺乏冒險精神。因此，“欲圖根本之救亡，所需乎國民性質行為之改善。”
在新文化運動中，鞭撻民族劣根性、改造國民性一直是中心的話題和中心的任務。李大釗從自然環境決定論出發，指出東方民族具有“自然的”、“安息的”、“消極的”、“依賴的”、“苟安的”、“保守的”特點，並列舉中國人的8種弊端：厭世的人生觀；惰性太重；不尊重個性；不尊重人權；不尊重婦女；缺乏同情心；迷信；專製主義盛行。主張以自由、民主、平等、博愛等西方近代精神，來改造中國的國民性。
胡適批判了國民性中的懶惰成分：“安命”、“樂天”、“知足”、“安貧”，並列舉了中國的十多件“寶貝”：“駢文，律詩，八股，小腳，太監，姨太太，五世同居的大家庭，貞節牌坊，地獄活現的監獄，廷杖，板子夾棍的法庭……”為了根除這些壞傳統、壞習慣、壞製度，胡適主張“充分世界化”或“全盤西化”。
魯迅終其一生都在剖析國民性。1902年魯迅去日本學醫，有一天課堂上放映時事紀錄片，魯迅看到片中有一群麻木的中國人在無動於衷地觀看日本人審訊一名中國“犯人”，深受刺激，認識到：“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隻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魯迅立誌“改良他們的精神”。“怎樣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國民族中最缺乏的是什麼？它的病根何在？”帶著這些問題，魯迅在“懷疑和沉默中”思索了十多年，終於在1918年發表了一篇振聾發聵的小說《狂人日記》。這篇小說的深刻性在於，它找到了中國國民性落後的症結——“吃人”的封建禮教。後來，他又寫了《孔乙己》、《阿Q正傳》、《故鄉》等小說，繼續用冷峻的筆剖析國民性弱點。魯迅認為，國民性弱點的禍根在封建統治階級和封建思想，正是它們，使廣大國民陷入了“瞞和騙的大澤中”，愚昧、麻木、思想混亂。所以，要改造中國的國民性，就必須對中國舊思想、舊勢力這座“古老堅固的城堡”作“韌性的反抗”。而且要善於“審己”和“知人”，認識本民族的特點，從中國國情出發，了解其他民族的長處，對國外先進的東西采取“拿來主義”。
30年代，蔣介石發動“新生活運動”，提倡“國魂”，意在通過加強對國民的“心理建設”，來維持國民黨的統治。他發動“新生活運動”的理由之一就是，中國已由“崇尚禮義之邦”變成了“寡廉鮮恥之域”，“人欲橫流”，“民族精神，民族道德，完全崩壞”。中國之所以混亂不堪，“就是由於中國民族性的墜落”，因此，必須通過新生活運動，恢複“中國固有的民族性”，也即是“忠孝仁愛信義和平”。蔣介石企圖借中國傳統的倫理道德那一套亡魂來振奮民族精神，顯然是違背時代潮流的，也是難有成效的。
抗日戰爭爆發後，關於國民性問題的討論基本停息。麵對日本軍國主義的野蠻侵略，中華民族表現了自強不息、不屈不撓的偉大鬥爭精神。但抗戰勝利後，又有人談起了中國民族的“劣根性”。如朱光潛在1947年11月發表了《蘇格拉底在中國（對話）》一文，就是專談“中國民族性和中國文化的弱點”的。文中說，國人之所以長久容忍國民黨政府腐敗、貪汙、通貨膨脹，而不起來革命，是因為“他們一向是些可憐蟲，馴良得可憐，也愚蠢得可憐。像蟲一樣，他們辛辛苦苦地謀他們的簡單的生活，遇著頑童來戲弄，他們先也設法逃避，到逃避不了，便在踐踏之下抽一抽筋結果了生命，反正這都是天意，都是命定”。中國社會的腐敗情形，實是因為“中國人的質料太壞”。中國的病根在“中國人性中的因循苟且”，它“根深蒂固地潛藏在每一個中國人的血液裏”。由此生發出“貪汙”、“自私”、“愚蠢”、“不肯思想”、“懶惰”等等。而所有這些中國民族的弱點，又是中國傳統文化釀成的。儒家的中庸主義，使人遇事“隻求折衷”，“往往是苟且敷衍”；老莊的哲學，使人清靜無為，“輕視知識，輕視努力，輕視文化，輕視群眾與團體生活，漸漸地養成了極端的自然主義和極端的個人主義”。中國的文化無法拋棄，可行的辦法是“吸收西方文化”，西方文化的精髓是“思想的自由生發”，是“愛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