課本上關於英雄的故事，在吳芳思看來違背了基本常識，這些英雄人物大多數人都做出了重大犧牲，“有的是為了擋住一列失控的火車或者滿載屬於人民的大白菜的失控卡車”。在吳芳思看來，撲向一輛滿載蔬菜的卡車並不能使它停下來，“可是他們隻要我們欽佩這樣的精神，並不鼓勵我們提出與這個英雄行為有關的物理方麵的問題”。
文革時期的中國社會無疑是充滿了革命的莊嚴，而在吳芳思看來，其中不乏荒誕和滑稽。然而當時這在很大一部分人的那裏是習以為常、不容置疑的。吳芳思僅僅是以生活的常識，就把其中的荒誕揭穿，其間並沒有激烈、深刻的曆史批判，但這種方式無疑是有力量的。更重要的是，吳芳思以其幽默的敘述，化解文革時期的神聖和莊嚴，使神聖回歸日常。加上吳芳思身上並沒有中國老百姓身上沉重的曆史積澱和現實的政治壓力，她的觀察客觀，擺脫了中國老百姓的思維模式，沒有附加上現在的價值觀念。
在對毛澤東的描述中，吳芳思很多說法在當時無疑是大逆不道的。在外語學院有一尊兩人大小的毛澤東水泥像，吳芳思是這樣描寫的：身穿一件看似舒適的水泥大衣，舉起一隻手臂，而外語學院的馬路對麵的石油學院，也有一尊同樣的塑像。因為外語學院的大門正對著石油學院，所以兩尊麵對麵的毛主席像都舉著手臂，好像是自己向自己打招呼。
在革命的中國待了一年之後，吳芳思看到了太多具有時代特征的現象，同時對中國也產生了深刻的情感，這本書也是一部具有中國情懷的著作，她在這本書的最後提出了很多中國人沒有意識到的曆史記憶的問題：“對最近幾代中國人來說，文化大革命隻不過是一段曆史而已。我每每談起文革，說起他們父輩和祖父輩的人也已大多遺忘的事情，他們隻是嗬嗬地笑。他們是在鄧小平的開放政策下成長起來的，不知道什麼叫‘開門辦學’。雖然偶爾還有一些半心半意的重樹雷鋒形象的舉動，但對於購物的年輕人來說雷鋒那條褲子簡直就是不可思議的神話，因為他們看到的，是時裝雜誌和中國電視上播放的巴黎時裝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