滅吳之後，越王勾踐與齊、晉等諸侯會盟於徐州。當時，越軍橫行於江淮，諸侯都來朝賀，號稱霸主，成為春秋、戰國之交爭雄於天下的佼佼者。範蠡也因謀劃大功，官封上將軍。滅吳歸來，越國君臣設宴慶功。群臣皆樂，勾踐卻麵無喜色。範蠡察此微末，立識大端。他想：越王為爭國土，不惜群臣之死，而今如願以償，便不想歸功臣下。常言道：“大名之下，難以久安。”現已與越王深謀二十餘年，既然功成事遂，不如趁此急流勇退。想到這裏，他毅然向勾踐告辭，請求隱退。
勾踐麵對此請求，不由得浮想聯翩，過了好一會兒才說道：“先生若留在我身邊，我將與您共分越國，倘若不遵我言，則將身死名裂，妻子被殺！”
政治頭腦十分清醒的範蠡，對於宦海得失、世態炎涼，自然品味得格外透徹，明知“共分越國”純係虛語，不敢對此心存奢望。於是，他一語雙關地說：“君行其法，我行其意。”
事後，範蠡不辭而別，帶領家屬與奴仆，駕扁舟，泛東海，來到齊國。範蠡自己跳出了是非之地，又想到風雨同舟的同僚文種同自己曾有知遇之恩，遂投書一封，勸說道：“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為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榮樂，先生何不速速出走？”
文種見書，如夢初醒，便假托有病，不複上朝理政。不料，樊籠業已備下，再不容他展翅飛翔。不久，有人趁機誣告文種圖謀作亂。勾踐不問青紅皂白，賜予文種一劍，說道：“先生教我伐吳七術，我僅用其三就已滅吳，其四深藏先生胸中。先生請去追隨先王，試行餘法吧！”越王勾踐要文種去向埋入荒塚的先王試法，意思分明就是賜死。文種再看越王所賜之劍，就是當年吳王命伍子胥自殺的“屬鏤”劍。文種一腔憤怒難以言表，無可奈何，隻得引劍自刎。
在中國曆史上，這一類例子舉不勝舉。“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敵國滅，謀臣亡。”聽起來讓人義憤填膺，道理卻很簡單。在和平建設時期，那些功臣怎麼處理呢？留著他們，說不定什麼時候就會造反，或是出別的麻煩，尤其是開國皇帝死了，幼子繼位，就更駕馭不了那些久經沙場、素有威望又極有勢力的老將了，還是殺了為好。“狡兔死，走狗烹”之喻，用老百姓的話來說，就是卸磨殺驢。真正聰明的人懂得“可以共患難，不可共富貴”的道理，功成身退，得以保全自己，範蠡、張良就是如此。
張良之所以能成為千古良輔，被謀臣推崇備至，不僅在於他能運籌帷幄，決勝千裏，輔佐劉邦創立西漢王朝，還在於他能因時製宜，適可而止，最後，既完成了預期的事業，又在那充滿悲劇的時代保護了自己。一言以蔽之，功成名就以後就應全身而退。
在秦漢之際的謀臣中，他比陳平思慮深沉，比蒯徹積極務實，比範增氣度寬宏。他與蕭何、韓信，並稱漢初三傑，卻未像蕭何那樣遭受鋃鐺入獄的淩辱，也未像韓信那樣落得兔死狗烹的下場。自從劉邦擊敗項羽，天下初定，張良便推托生病，閉門不出，隱居修煉養身之術。漢元年正月，漢高祖剖符行封。因張良一直隨從謀劃，待遇優厚，讓他自擇齊地三萬戶。張良隻選了萬戶左右的留縣。他曾說道：“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鬆子遊。”他看到帝業建成後君臣之間“難處”，欲從“虛詭”逃脫現實，以退讓來避免重複曆史的悲劇。
的確如此，隨著劉邦皇位的逐漸穩固，張良逐步從“帝者師”退居“帝者賓”的地位，遵循著可有可無、時進時止的處世原則。對漢初剪滅異姓王侯的殘酷鬥爭，張良極少參加謀劃。在西漢皇室的明爭暗鬥中，張良也恪守“疏不間親”的遺訓。張良堪稱“功成身退”的典型。而不懂功成身退道理的，往往死得很慘，文種、韓信恰是如此。
像範蠡、張良這樣懂得見好就收的男人命最好，像文種、韓信這樣的男人命最差。所以說，男人為人處世不可太露、太狂妄、太顯自己的才能，這樣會招人非議，受人誣陷，蒙受不白之冤。其實，避免的方法就是明哲保身，凡事謙讓，克己、友好地與人相處，懂得尊重別人，在人前要適度表現，不可張揚。在這方麵古人已經為男人們做出了榜樣，提供了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