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八為“明勝”。“紹大臣爭權，讒言惑亂；公禦下以道，浸潤不行。”袁紹出身官宦世家，聽慣了阿諛奉承的話，偏愛身邊諂媚之徒，言聽計從，而不喜歡直言進諫之人，不願采納他們的意見。袁紹本人又浮躁而無大度，必然導致手下智者窩裏互鬥，大臣爭權奪利，智謀反成了自身的瓦解劑。袁紹又聽信讒言，為讒言所蒙蔽，結果正直的智者反遭陷害，卑鄙小人卻橫行無忌。曹操用人有方，讒言不行，內部團結，這就在“明”上超過了袁紹。
其九為“文勝”。“紹是非不可知；公所是進之以禮，所不是正之以法。”袁紹不辯是非，而曹操善於以禮和法治國，是是而非非，此即又勝。
其十為“武勝”。“紹好為虛勢，不知兵要；公以少克眾，用兵如神，軍人恃之，敵人畏之。”袁紹不懂軍機，卻非常喜歡虛張聲勢；而曹操善於以少克眾，用兵如神，具有傑出的軍事才能，令敵人驚恐，這就在軍事上勝過了袁紹。
郭嘉真是曹操智囊人物中之使使者，這一篇十勝的大道理可謂真知灼見。我們可以不管多少有點言不由衷地褒一個貶一個的成份，看他從高處俯察這兩個政治人物的比較論述，是切中要害。這裏麵的政治領導術、軍事才幹術、經營管理術、做人處世術等等，都是作為一種標準提出來的。首先郭嘉置人性於首位，反映出當時智謀之士對人的天性的重視。以下九條，首先要打出順從民意的旗幟，提出寬嚴相濟的政策，強調用人者信人，切忌胡亂猜疑，而且要唯才是用，不搞裙帶關係。在策略上，要打有準備之仗，決不輕舉盲動。要善於把握時機，決策果敢，不失時機，創造時機、要待人以誠，不講排場，不作表麵文章。從整體著眼，通盤考慮人事，避免顧此失彼，脫離群眾。能頂住各種巧已令色之徒，去揭穿那些挑撥離間者的醜惡嘴臉。自己則正大光明，對風言風語能明辨來源，分清虛實。處理問題是非清楚，賞罰嚴明。不論幹什麼，能具有以弱勝強，以少勝多的膽識與本領。這位封建時代智謀人物的這一理論概括，其中精義，非常有繼承或借鑒的價值。
同時，郭嘉從袁、曹雙方的政治、經濟、政策、軍事實力、人心向背，以及個人的氣質和才能，做了全麵而深刻的剖析，從而得出了曹操“十勝”的結論，這是具有科學預見性的判定。曹操的其地謀士，如荀彧或和賈詡，也曾對官渡之戰前的袁、曹對峙形勢作過分析和預測，也都預見到了曹操必會擊敗袁紹的結局，這些都被後來的實踐證明。荀彧曾預言曹操有“四勝”，即度勝。謀勝。武勝、德勝；賈詡預見曹操“明勝紹、勇勝紹、用人勝紹、決機勝紹”，可以說是英雄所見略同，都作了同樣正確的判斷，都對堅定曹操的信心，起了重要作用。隻是郭嘉的分析最為詳盡、細致、深入和準確。不是無端臆測，偶然的巧合，而是在詳盡地了解了雙方基本情況的基礎上，根據事物發展的規律，進行演繹、推理、概括、分析，所得出的科學結論。郭嘉能夠精確地．科學地預見曹操“十勝”，證明他的確是一位高明的謀士。
四、預斷孫亡
三國時期，吳國雄踞江東，立國時間最長。吳國的基業，就是由少年才俊孫策開創的。
孫策，字伯符，吳郡富春（今浙江富陽）人，東漢熹平四年（175）出生在當地一豪門大族。孫策的父親孫堅，字文台，早年做過縣令。黃巾大起義爆發後，孫堅率“鄉裏少年”和招募的丁壯1000多人，跟著右中即將朱儁鎮壓起義軍。由於作戰有功，被提升為別部司馬。後來，他又隨車騎將軍張溫到涼州，進攻割據勢力邁章、韓遂，回京後，拜為議郎。漢靈帝中平四年（187），孫堅被朝廷委任為長沙太守。他先後鎮壓了長抄、零陵、桂陽三郡的農民起義，被封為烏桓候。關東諸侯討伐董卓時，孫堅也起兵北上，沿途征伐不斷，實力漸增。他到魯陽（今河南魯山）會見袁術，袁術表奏地為破虜將軍、豫州刺史。漢獻帝初平三年（192），袁術與劉表爭奪荊州時，孫堅為先鋒，連敗劉表的大將黃祖。在進圍襄陽時，被黃祖的手下暗箭射死。
孫堅死時，孫策正在壽春（今安徽壽縣），年齡隻有十七八歲。他年少才俊，喜交結各方豪傑，胸懷複仇之誌。漢獻帝興平元年（194）十二月，他前往江都（今江蘇揚州），求教於江淮名士張紘，詢問當時世務。他問張紘：
“方今漢祚中微，天下擾攘……先君
與袁氏共破董卓，功業未遂，卒為黃祖所害。策雖暗稚，竊有微誌，欲從袁揚州求先君餘兵，就舅氏於丹陽，收合流散，東據吳會，報仇雪恥，為朝廷外藩，君以為何如？”
張紘向他講述對時局的意見：
“今君紹先侯之軌，有驍武之名，若投丹陽，收兵吳會，則荊、陽可一，仇敵可報。據長江，奮威德，誅除群穢，匡輔漢室，功業侔於桓、文，豈徒外藩而已栽？方今世亂多難，若功成事立，當與同好俱南濟也。”
孫策接受張紘的意見，定下圖取江東之計。興平三年（195），孫堅舊部朱治見袁木政德不立，亦勸孫策取江東，創立基業。那時候，孫策的舅舅吳景進擊樊能、張英，一年多也未攻克。孫策乘機向袁術獻策：
“家有舊恩在東，願助舅討橫江；橫江拔，因投本上招募，可得3萬兵，以佐明使君醫濟漢室。”
袁術對此非常感興趣，使任命他為折衝校尉．率兵渡江。孫策統率其父舊部程普、黃蓋、韓當。朱治、呂範等及士兵千人。馬數十四東進。在壽春的賓客蔣欽、周泰、陳武等帶領幾百人也隨策渡江，後周瑜也率兵迎接並動以資糧。到曆陽（今江蘇和縣）時，已包羅部眾五六千人。
孫策渡江後，在僅四年的時間裏，馳騁疆場，東征西討，次第削平江東割據勢力，占有丹陽、吳郡、會稽、豫章、廬江、廬陵六郡，獨霸江東，創建基業。其開國時間之迅速，大大超過曹操和劉備。時勢造英雄，英雄亦造時勢。孫策之所以成功，首先在於其戰略決策英明，“亂世務邊”的決策充分顯示了其遠見卓識和勇決果斷的過人之處。其次，孫策善於攏絡人心，“善於用人，是以士民見者，莫不盡心，樂為致死”。再次是軍紀嚴明，所至雞犬菜茹，一無所犯，故民心向之。當然，孫策用兵，“猛銳神速，所向皆破，莫敢當其鋒”，亦即他所具有的大將素質、卓越的指揮才能，也是個很大原因。他自渡江以來，攻必克，戰必勝，人聞孫郎來，莫不望風而靡。袁木曾欣羨地感慨說：“我如果有孫郎這樣的兒子，縱然死去，也沒有什麼可怨恨的了。”
孫策渡江開拓江東的次年，拓地日廣，實力強盛，羽毛豐滿，遂想脫離袁術而獨立。他聽到袁術在壽春欲稱帝，遂與之絕交。建安二年（197）正月，袁術稱帝後，孫策遂采取北結曹操以抗袁術的政策，與曹操結好，曹操表封他為騎都尉，襲烏植侯，領會稽太守。後曹操聞知孫策平定江南，深感憂慮，但因無力分兵與之爭鋒，便隻好眼看著孫策“轉戰千裏，盡有江東”而沒有辦法。曹操雖一再設法拉攏孫策，但孫策卻不肯受他節製。
建安五年（200），曹操與袁紹在官渡對峙，後太空虛。孫策選擇這個時機，確定了一個“陰襲許昌，迎漢帝”的計劃。他部署好軍隊，臨江待發。
聞訊後，曹操集團的謀上將領“眾聞皆懼”。因為孫策驍勇善戰，又有著名謀士周瑜輔佐，這對曹操是個極大的威脅。然而郭嘉卻有不同看法，認為孫策不會構成很大威脅，料定孫策此舉，難以成行。眾人對此大惑不解。郭嘉解釋並進而推測說：“孫策剛剛吞並江東，所誅者盡為才使。這些人手下都有一些敢死忠誠之士；他們一定會替他們的主人報仇。孫策為人浮躁而不警惕，縱使兵士眾多，也如同獨行曠野。如果遇到埋伏的刺客起而偷襲，孫策就隻能一個人抵抗。在我看來，這個人必死於匹夫之手。”
眾人聽了郭嘉的預言，仍然心有疑慮。信的是他的分析很有道理，疑的是孫策是否真的“必死於匹夫之手”。但不久，這個似乎難以置信的預測，卻為事實所證明。史載“策臨江未濟，果為許貢客所殺”。大家都對郭嘉的料事如神讚歎不已，深深為之折服。
原來，許貢擔任吳郡太守時，曾上表漢帝，建議將孫策“召還京邑”，“若放於外必作世患”。孫策聞知大怒。遂率軍南取錢塘（今浙江杭州附近），先使許責無法與會稽王朗構成聯盟，以相抗拒；然後再移兵北上，一舉攻占吳郡，並絞殺了許貢。許貢死後，有三個門客，常想尋找機會，為他們的主人報仇，但一直沒有找著機會。孫策平時極愛打豬，常輕裝簡從，外出射獵。手下多次向他送諫勿隨意外出。孫策雖然認為這些意見很有道理，但卻又總是改不掉自己的習慣。《三國演義》描寫道：
“一日，孫策引軍會獵於丹徒之西山，趕超一大鹿，策縱馬上山逐之。正趕之間，隻見樹林之內有三個人持槍帶弓而立。策勒馬問日：‘汝等何人？’答曰：‘乃韓當軍士也。在此射鹿。’策方舉轡欲行，一人拈槍望策左腿便刺。策大驚，急取佩劍從馬上砍去，劍刃忽墜，止存劍把在手。一人早拈弓搭箭射來，正中孫策麵頰。策就拔麵上箭，取弓回射放箭之人，應弦而倒。那—人舉槍向孫策亂搠，大叫曰：‘我等是許貢家客，特來為主人報仇！’策別無器械，隻以弓拒之，且拒且走。二人死戰不退。策身被數槍，馬亦帶傷。正危急之時，程普引數人至。孫策大叫：殺賊！程普引眾齊上，將許貢家客砍為肉泥。看孫策時，血流滿麵，被傷至重，乃以刀割袍，裹其傷處，救回吳會養病。”
是夜，孫策因傷重而卒，年僅26歲，由其弟孫權襲領部眾。孫策為郭嘉所言中，死在將襲許都之時，也許出於偶然。所以裴鬆之為《三國誌》作注時說：“嘉料孫策輕佻，必死於匹夫之手，誠為明於見事。
然自非上智，無以知其死在何年也。今正以襲許年死，此蓋事之偶合。”但是，他可以預測孫策“必死於匹夫之手”，則表明他對於各個政治軍事集團有著深刻了解，對其意圖能洞察秋毫，對其主要人物的性格特點也了如指掌。作為一個傑出的謀略家，郭嘉雖然身在曹營忙於軍務，但對孫策統治下的江東各種勢力的此消彼長和多種矛盾的發展趨勢卻是成竹在胸。尤為難得的是，他能夠對極為準確地分析、判斷能掌握的材料，從而得出異於尋常的精確預見。
五、智破袁氏
當曹操和袁紹兩大集團崛起之後，他們均有圖王之誌，因此，雙方劍拔弩張，兵戎相見，已是勢所難免。
早在初平元年（190），袁紹就曾說過：“我要南麵據守黃河，北麵控製燕代，再率河北將士，南向以爭天下。”到建安四年（199）六月，袁紹消滅了公孫瓚後，占有青、冀、並、幽四州之地，軍隊增至數十萬人，勢力更加強盛。他召集將領和謀士們研究作戰方案，經過激烈的爭論，最後接受郭圖、市配的意見，確定了“立即進攻，集中兵力，直搗許昌”的作戰方針。遂選精兵10萬，精騎萬匹，胡騎8000，南下謀攻許昌。
曹操手下眾人對袁紹出兵仍存畏懼，經過曹操和荀彧或等人的解釋、鼓動後，方才團結一致，滿懷信心去迎擊敵人。當時，曹操調精兵2萬，於199年八月進軍黎陽，主動迎敵。
哪知，正當曹操部署對袁紹作戰的時候，199年十二月，原來依附曹操的劉備，殺徐州刺史車胄，自據徐、邳等，起兵反曹，與袁紹遙相呼應。
是時，東海郡及附近的郡、縣大多歸附劉備，軍隊增至好幾萬人，聲勢頗為浩大。遇此意外，曹操意欲親征迅速打敗劉備，以防兩麵受敵。
另外，曹操很早就看出，將來與他爭雄天下者必是劉備，所以他曾對劉備說過：“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以前劉備失敗來投，他予以籠絡。後來，劉備要領兵去擊袁術，曹操也準其離去。當時，郭嘉就曾牽馬勸諫：“放備，變作矣！”並說：“縱不殺備，亦不當使之去。”又引古語：“一日縱敵，萬世之患”為證。曹操聽後，大為懊悔，遂令許褚率兵追趕。結果，劉備如魚入大海，鳥上青雷，一去再不複返，曹操“恨不用（郭）嘉之言”。如今，麵臨劉備的公然反叛，曹操必然非常重視。
但是，曹操帳下的將領對此卻不理解。他們對曹操說：“與您爭天下的主要是袁紹。如今袁紹正率兵打過來，您卻要放棄袁紹下打，而去東征劉備。萬一袁紹從背後乘虛而入，那可怎麼辦？”
曹操解釋說：“劉備乃人中之傑，今不除之，必為後患。”
在這關鍵時刻，郭嘉讚同曹操意見，他說：“袁紹生性遲疑，即便來攻，也不會迅速。劉備起兵不久，民心本附，力量又不大，迅速攻擊，一定可以把他擊敗。這關係到生死存亡，千萬可不能失去啊！”於是，曹操下定決心，親率精兵兼程東進，迅速攻破彭城、下邳，迫降了關羽。劉備全軍潰敗，妻子被俘，他隻身逃往河北，投靠袁紹。
東征劉備，應該說是官渡大戰的一個前奏曲。對曹操來說，與袁紹決戰在即，如果不迅速撲滅劉備的反叛勢力，任其在心腹地區星火燎原，勢必就要陷入腹背受敵的困境。大戰之前，先肅清次敵，以鞏固後方，實屬高明之舉。曹操在這個問題上，決策無疑很對。問題在於，諸將的意見也不無道理。因為對袁紹而言，劉備起兵之時，也正是他乘機猛攻曹軍的絕好時機。因此，曹操帳下將領的擔心，便是問題的關鍵所在。
當諸將表示反對時，連曹操也有些遲疑不決，便“疑”而問郭嘉。郭嘉的一席話，使人茅塞頓開。他就袁紹、劉備兩方作了分析，如果曹操東征，袁紹很可能先坐壁上觀，不會立刻進兵（後來事實果是如此），這當然最好。如果萬一袁紹出兵，也“來必不速”，這是由其“性遲而多疑”所決定的，如此就給了曹操短暫的可資利用的寶貴的時間。而關鍵在於，曹軍要在這短短的時間裏，能迅速平叛取得勝利。如果東征長期下去，難以擊敗劉備，那麼東征也就不可取了。而這一點又取決於曹、劉雙方的實力對比。郭嘉對比了雙方的兵力、戰鬥力、士氣、民心之後，斷言“急擊之必敗”，也完全符合軍事學的基本規律。曹操聽了他的分析，下定決心，終於獲勝。反觀袁紹一方，在曹操東征之時，謀士田豐建議袁紹；“曹操與劉備正在交戰，戰事恐不能很快解決。公舉兵襲擊他的後方，可以一戰而取得勝利。”田豐雖然錯認曹操無法迅速擊敗劉備，然而曹操集團極為畏懼的卻是乘虛出擊。不料，袁紹意借口他兒子有病，未采納田豐的建議，按兵不動。田豐聞此，“以杖擊地日：‘遭此難遇之時，乃以嬰兒之病，失此機會！大事去矣，可痛惜哉！’跌足長歎而出。”
在這一件事上，可以看出，郭嘉抓住良機恰到好處。時刻把握事物在錯綜複雜中的運行情況與可能出現的各種變化，根據條件，不放過有利時機，這是謀士們不可缺少的智慧。時機往往隻有一次，稍縱即逝，一去不返。人們常說的“機不可失，時不再來”，勸誡人們要善於抓住事物變化的樞紐，把握重要關係的環節，善於隨機應變。這需要有慧眼！在時機出現時發現它，捕捉住它，決不放過。
在這一點上．郭嘉與田豐無疑都具有這種慧眼。郭嘉稱東征劉備是“存亡之機，不可失也”；田豐說是“難遇之時……失此機會。大事去矣……”由不同的方麵闡述了同一思想：時機千載難逢，極為可貴；能否抓住它，關係巨大，影響深遠。
發現時機固然重要，但最終還是要看能否把握住它。就這一點而言，郭嘉成功而田車卻失敗了。此中深層根源在於，他們都是謀士。隻有建議權而無決定權。他們都發現了時機，指明了抓住時機的方法，但最終的決策人——曹操和袁紹，卻一個采納一個棄而不顧，因此導致了截然不同的結果。當然，事物異趨，變異多多，這就為人們提供了多向選擇的可能。要抓住時機，就必須預見到事物最終的唯一趨勢，排除其他的可能性，這樣自然會有冒險性，這也就更需要膽識和準確的預測判斷能力。因此，預見性可說是謀略家們必備的才能。在這一方麵，田豐與郭嘉相比，也不免稍遜一籌。郭嘉預見到東征劉備，必能速勝，其間袁紹極可能不會出兵；即使出兵，因行動遲緩，也無關大局，後來事實都——一驗證了其準確性。田豐一誤為斷言曹操不能速勝劉備，二誤為擇主不明，雖有良謀，豈不知其主公的性格怎樣？竟幻想表紹會聽納自己的建議，這就難免要失敗了。準確的預見性是建立在知已知彼之上，郭嘉對袁紹的了解與認識，似乎比田豐要深刻得多，這正是他成功的根源所在。
擊敗劉備後，曹操迅速調兵官渡。建安五年（200）二月，袁紹進軍黎陽，派顏良圍攻白馬，以保障主力渡河。曹操采用聲東擊西的戰法，將袁軍引誘至延津，接著他率軍急赴白馬解圍。未行10餘裏，硬與顏良相遇。顏良一見，大驚失色，隻好倉促迎戰。曹操令張遼、關羽先攻顏良。關羽一眼望見了顏良的麾蓋，策馬如飛，直逼麾下，刺殺顏良千萬軍之中。袁軍群龍無首，潰不成軍，白馬之圍很快被解。
盛怒之下，袁紹下令全軍渡河追擊，命大將文醜率5000輕騎為先鋒。
這時，曹操已率兵馬向官渡撤退。到了延津南坡，他下令讓一部分騎兵解鞍放馬，不多時，戰馬亂奔，器械滿地。很快，文醜追了上來，見狀以為曹軍已經逃遁，便命令士兵收拾“戰利品”。豈料，曹操一聲令下，早已埋伏好的600精卒，飛身上馬，衝向袁軍，勢如破竹。袁軍始料不及，一觸即潰，大將文醜也成了刀下之鬼。
遭此慘敗，袁紹不肯善罷幹休，令將士繼續進至，一直追到官渡，才安營紮寨。這時，曹軍早已布好陣勢，堅守營壘。袁紹令士兵在營管外麵堆起土山，壘起高台，叫弓箭手在高台上居高臨下向曹營放箭。曹軍官兵隻好用盾牌遮住身子，才能在營中行走。
曹操深慮此被動狀態，急召眾謀臣商議，最後設計出一種霹靂車。這種車上裝有機鈕，扳動機鈕，十幾斤重的石頭就可飛出300多步。這樣一來，袁軍的高台被擊垮，弓箭手被打得頭破血流，死傷天數。袁紹又叫士兵在夜裏偷偷挖地道，準備偷襲曹營。曹軍發覺後，在兵營前控了一道深深的長塹，切斷了地道的出口。袁軍的偷襲計劃又失敗了。
如此，兩軍對峙，均難有進展。
相持數日，曹軍兵少糧缺，士卒疲乏。曹操曾想放棄官渡，退守許昌。謀士荀彧寫信勸說：“今軍食雖少，未若楚、漢在滎陽、成皋間也。是時劉、項肯先退，先退者勢屈也。公以十分居一之眾，畫地而守之，扼其喉而不得進，已半年矣。情見勢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於是，曹操決心加強防守，苦撐危局，靜觀其變，尋求戰機。
果然，袁軍內部不久出現矛盾。謀士許攸給袁紹獻計；讓他趁許都空虛，派一支人馬繞過官渡，偷襲許都。袁紹不聽，固執地說：“我要當先取操！”偏巧，許攸家人犯法，已被收監。許攸聞訊，登時大怒，連夜投奔了曹操。曹操剛脫了靴子想睡，聽說許攸來見，喜不自勝，跳足出迎。一見麵，曹操撫掌笑說：“君至，我大事有望。”
許攸向曹操提供了袁軍屯糧鳥巢，防備不嚴的情報，建議曹操出奇兵偷襲，燒其糧草。若是，“不出三日，紹必大敗。”曹操聞之甚喜，並馬上行動。他留曹洪、荀攸守大營，自己親率精銳步騎5000人，打著袁軍的旗幟，利用夜晚悄悄從小路趕到鳥巢。半夜抵達後，曹軍圍住糧囤，四麵放火，把1萬豐糧草燒為烏有。
糧草被燒的消息傳到前線，袁軍盡皆慌亂不堪，軍心大亂。大將張部、高覽臨陣倒戈，率部投降了曹操。曹軍乘勢猛攻，分線出擊，袁軍四處逃散。袁紹和他的兒子袁譚連盔甲都來不及穿戴，便率領800騎兵倉皇逃到河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