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無遺策郭嘉
一、奔袁投曹
郭嘉（170一207），字奉孝，穎川陽翟（今河南禹縣）人。
郭嘉生活的東漢末年，天下動蕩不寧，外戚宦官交替專權，朝政黑暗腐敗。公元184年，爆發了聲勢浩大的黃巾起義。此後，東漢王朝雖竭盡全力鎮壓了農民起義，它自身卻也名存實亡了。很快，地方豪強、州牧郡守競相起兵，軍閥混戰和割據的鬧劇便上演了。
郭嘉自幼身懷大誌，見識深遠。漢末天下亂象已萌，他便長期閉門苦讀，終於掌握了廣博的政治、軍事和曆史知識，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政治見解。20歲左右時，正是東漢末天下大亂開始之時，他仍隱匿名跡，尚未顯露鋒芒。但暗中，他平時不與俗人應酬往來，卻很注意結交英雄豪傑，以待風雲變幻。所以，當時一般人都還不知道他的才能，隻有那些和他相識而又誌趣相投的英俊之士，對他的才華十分看重。
公元189年，首都洛陽又發生了驚天動地的大事變。大將軍何進，以輔政的身份，準備殺盡亂政的宦官。不料，密謀泄露宦官搶先動手，何進反而被殺一隨之。並州牧董卓帶兵進京，專製朝政，脅迫大臣。又毒殺太後，擅自廢立。第＿二年，關東州牧、郡守紛紛起兵，公推袁結為盟主，以討伐董卓。
大約正是在這個時候，為了顯示自己的傑出才能，實現胸中的偉大抱負，郭嘉決定走出家門、投向紛紛攘攘的大千世界。尋覓明主建功立業。時逢董卓作亂，郭嘉更是躍躍欲試．準備充分利用這個時機、大顯身手。
當關東軍興起的時候，盟主袁紹的聲勢頗為浩大＿袁家“四世三公”，門生故吏遍布天下。袁紹本人也懷有逐鹿問鼎的野心，故起兵後曾問部下：“即袁氏乎？助董氏乎？”在關東軍的攻擊下，董卓決意遷都長安。洛陽一帶的幾百萬人口、被強令遷徙，結果步騎驅喀，更相蹈籍，饑餓寇掠，積屍盈路。宮廟官府和居家，悉遭火焚，200裏內無複子遺。
關東豪強興兵，打著為國除奸的旗號。董卓西遷後，關東軍卻不見西進勤工的舉動，反而互相攻擊、殺掠。公元192年，董卓被王允和呂布合謀除掉。董卓部將李傕、郭汜、樊稠、張濟等攻入長安，大戰三輔，殺王允及長安百姓萬餘人。呂布敗退出關，郭、李二人後來也為下屬所殺。涼州軍閥勢力基本滅亡。
不幾年，群雄割據的局麵很快形成。就中以袁紹、曹操、公孫瓚、劉表、劉璋、袁術、孫策等人的勢力為大。這樣，要一展才智，郭嘉便隻能在這些人中擇主而事。
《三國演義》描寫郭嘉的出場亮相，是在第十回。話說曹操正在大力求賢，荀彧向曹操推薦了程昱。“程昱謂荀彧日：‘某孤陋寡聞，不足當公之薦。公之鄉人姓郭，名嘉，字奉孝，乃當今賢士，何不羅而致之？’或猛省日：‘吾幾忘卻！’遂啟操征聘郭嘉到袞州，其論天下之事。”實際上，這一段描寫並不盡符合史實。
在關東軍離散之後，袁紹首先奪取了冀州，並在各地網羅賢才。郭嘉聽說袁紹能夠禮賢下士，再則袁氏當時聲勢位赫，盛名一時；他便前往投效，期望能一展鴻圖。然而，袁紹本人外寬而內忌，好賢而不能用。因此，郭嘉並未受到袁紹的重用。外表的強大和喧囂的聲勢，沒能掩蓋得了袁紹內在致命的弱點。當時，郭嘉的兩位同鄉辛評、郭圖也在袁紹處效力。郭嘉對他們說：“智謀之士首要在於審擇明主，隻有那樣，才能百舉百全而功名可立。如今，袁公隻想學周公的禮賢下士，卻根本就不懂得用人的道理。他隻是招攬人才，卻不予以重視；臨事又好謀而不能決斷。若想和他一道拯救天下的危難，建立霸王之業，實在是難啊！”於是，他毅然離開了袁紹，去另尋明主。
處於其時，像郭嘉這樣的一介書生、文人謀士，雖有超人的才能，卻沒有尺土寸兵，隻能投靠有政治地位和軍事實力的人物，才能使其才華得以施展出來。這正如藤蔓不能直立，隻有攀援大樹才能升高一樣。也有人把知識分子比作為毛，而毛隻有附著於一張皮上。封建割據時代的皮，雖然有仁義道德等辨別好壞的標準，但這個標準彈性大大，又往往經過了一番粉飾裝扮。有識之士，追隨哪個集團？跟定什麼人物？選擇哪一張皮？很多情況下往往由不得自己，而要靠命運的安排。
但“往往”卻不等同絕對！
除了命運之外，就要看個人的努力了。因此，聰明的謀士要善於選擇輔佐對象，所謂“良禽擇木而棲”，這是他成功的首要條件。郭嘉曾說過：“夫智者審於量主。”若主人是愚鈍懦弱之輩、不堪造就之才，如後主劉禪之類人物，那麼，即使輔佐他的人才智過人也無濟於事，甚至還會因主人的失敗而招致殺身之禍。如陳官之佐目布、田豐之隨袁紹，僅是如此。隻有輔佐的對象英武有為，謀上的才幹得以發揮，才能建功立業。如後來周瑜之佐孫權，諸葛亮之輔劉備，都在曆史上傳為佳話。和郭嘉同郡的郭圖，就因一味追隨袁紹、袁譚父子，後因兵敗被殺。類似的例子，在曆史上可謂不可勝舉，這既是士人的悲劇，也是時代的不幸。而作為謀略家的郭嘉，其高明之處，就在於他能準確地判定、袁紹不過是徒有虛名，難當國家興亡之重任，其失敗的命運難以避免，因而就絕不能選擇他作為自己的事業之“主”。
當郭嘉離開袁紹的時候，正在發展勢力的曹操卻有人才不足之感。此前，潁川著名謀士戲誌才在曹操帳下效力，非常受器重。不幸，戲誌才早卒。曹操給高參荀或寫信說：“自從戲誌才去世後，幾天可與之謀大事之人。汝、穎一帶向來多出奇士，請問誰可繼任戲誌才之職？”荀彧便介紹推薦了郭嘉。曹操立刻召見，兩人縱論天下大事，十分投機。言談中，曹操覺察這個青年人具有卓越的見識和才能，不禁高興地讚歎說：“使孤成大業者，必此人也。”
會見完畢後，郭嘉也慶幸得退雄才大略的明主，出來便喜不自勝地說：“曹公才真是我想投奔的明主啊！”二人誌投意合，相見恨晚。曹操當即任命29歲的郭嘉為司空軍祭酒。曹操於建安元年（196）十月任司空，於三年（198）正月，“初置軍師祭酒”。郭嘉擔任的司空軍祭酒，即司空府下的軍師祭酒，是參謀軍事的官職。從此，郭嘉就做了曹操麾下的軍事高參，為曹操嘔心瀝血地謀劃軍機。
當時的曹操，既取袞州，又迎漢獻帝至許都，“挾天子以令諸侯”，取得了政治上的主動權。在建安元年，又采納毛玠、棗祗等人建議，屯田許下，收獲糧食百萬斛，為解決軍糧供應問題提供了良好的經驗。當然，如果與袁紹相比，曹操占有的地盤狹小，兵馬不足，勢力尚弱。郭嘉能果斷地棄“強大”的袁紹於不顧，而選擇勢弱的曹操作為自己安身立命之主，這充分表現了他深邃的眼光和決斷才幹。
二、策清中原
曹操自在袞豫二州建立根據地以來，屢次征伐，各個擊破群雄，解除後顧之憂，以便將來與袁紹放手一搏。
首先，193年，曹操父親由華縣回鄉，被徐州牧陶謙所部軍兵殺害。操聞訊怒不可遏，率軍報仇，連拔10餘城，陶謙敗退至部城。次年夏，他又二征徐州，在泗水活埋男女數萬人。不久，陶謙憂病而死。進行這兩次軍事行動時，郭嘉尚未投奔曹操。但《三國演義》卻描寫郭嘉曾參與謀劃其事，這是小說家言，自然不值一辯。
其次，攻滅呂布。呂布，字奉先，五原郡九原（今內蒙古包頭西北）人。他原來是並州刺史丁原的部將，卻賣主求榮，殺了原投靠董卓；後來又殺董卓，依附王允。此人“剛而無禮，匹夫之勇”，是一個政治上反複無常的典型人物。他被李傕、郭汜驅逐出長安後，如同喪家之犬，四處奔走。他先依袁術，再投張揚，複奔袁紹。
當曹操討伐徐州時，不料後院起火，袞州後方發生了叛亂。陳留太守張邈在陳官勸說下，迎接呂布，企圖趁機奪占袞州。幸虧荀彧、程昱等堅守鄄城、範縣、東阿三城，使曹操尚可以進退有據。曹操聞訊後，引兵回救，在定陶、矩野兩役，大敗呂布，才安定局麵。
呂市戰敗後，逃到徐州依附劉備，以後又襲取了劉備的下邳（今江蘇邳縣），自稱徐州牧。劉備喪失根據地之後，便率眾來投曹操。《三國演義》第十六回寫道：“操待以上賓之禮。玄德備訴呂布之事，操日：‘布乃無義之輩，吾與賢弟並力誅之。’玄德稱謝。操設宴相待，至晚送出。苟彧人見日：‘劉備，英雄也。今不早圖，後必為患。’操不答。或出，郭嘉人。探日：‘苟或勸我殺玄德，當如何？’嘉日：‘不可。主公興文兵，為百姓除暴，惟仗信義以招俊傑，猶俱其不來也；今玄德素有英雄之名，以困窮而來投，若殺之，是害賢也。天下智謀之土，聞而自疑，將裹足不前，主公誰與定天下乎？夫除一人之患，以阻四海之望，安危之機，不可不察。’操大喜日：‘君言正合吾心。’次日，即表薦劉備領豫州牧。程昱諫目：‘劉備終不為人之下，不如早圖之。’操日：‘方今正用英雄之時，不可殺一人而失天下之心。——此郭奉孝與吾有同見也。’遂不聽昱言......”此事《三國誌·郭嘉傳》裴鬆之注引《魏書》所記大略相同，在這一件小事上，反映出了權謀者的戰略眼光，曹操與郭嘉同列，連荀彧與程昱這樣出名的智囊人物都趕不上。
雖然暫時籠絡住了劉備，但曹操的處境卻不無困難。其時，北有袁紹、公孫瓚，南有袁術、劉表、孫策、劉境、張魯，西有馬騰、韓遂、張揚，東有呂布；袞豫二州又處在四戰之地，曹操集團實在是四麵受敵。曹操與他的謀士們，日夜分析形勢，研究如何才能擊破中原群雄。他們意識到自己處於內線作戰，又麵臨敵強我弱的不利態勢；袁紹自然是最主要的敵人，而目布卻是最凶惡的敵人。如此，最終確定了“先弱後強，各個擊破”的戰略方針。
建安三年（198）秋，曹操決定東征呂布。對此，曹軍內部曾有不同意見，一些將領認為劉表、張繡在後，遠征呂布，隻怕有危險。之前，曹操詢問荀彧和郭嘉的意見：“今欲討不義，而力不敵，何如？”荀彧主張先打呂布，認為“不先取呂布，河北（指袁紹）亦未易圖”。郭嘉也說：“袁紹正於北方圍攻公孫瓚，可以乘此機會，東取呂布。如不先消滅呂布，一旦袁紹來犯，呂布再出兵援助他，那就為患大矣。”另一位謀士荀攸也認為：“呂布驍勇無比，又依仗袁術幫助，如果任他縱橫於淮水、泗水之間，一些豪傑一定會響應。現在乘他剛剛反叛之機，內部還眾心不一，立刻前去攻打，必然能夠成功。”
在眾謀士的籌畫下，這年秋，曹軍親率大軍東村。十月，攻下彭城，呂布退保下邳。曹軍把下邳重重包圍起來，曹操再寫信勸呂布投降。呂布本有降意，但謀士陳官勸說他死守下邳，又派人衝出包圍去袁術那兒求救。
由於呂布率將土拚死守城，曹軍猛攻了將近兩個月，小小的下邳城競堅不可摧。久攻不克之下，曹操心內焦急，加之軍隊連戰不休，將土疲憊不堪，糧草給養又供應困難，便準備班師回許都，休整部隊，再作考慮。
疲師遠征本為兵家所局，大軍屯堅城之下，若久攻不克，尤為不利。現在，曹、呂兩家都已疲憊不堪，誰能再堅持下去，誰就有獲勝的希望。在這個關鍵時刻，聽說曹操準備退兵，眾謀士都非常焦急，荀攸力勸曹操萬不可撤軍。郭嘉緊接著說：“過去項羽一生大小七十餘戰，未曾敗北，一朝失勢於垓下，卻身死國亡。其原因，就在於他依仗自己的驍能善戰，卻少謀略。如今，目布同樣有勇無謀，而且連吃敗仗，銳氣早已衰竭，勇力已盡。目布的威力遠不及項羽，而困敗的窘狀卻有過之，若乘勝猛攻，則下邳一定可拔，呂布必將受擒。”曹操一聽，二人言之有理，遂率軍繼續圍城猛攻。
向曹操進言勿退兵很容易成功。可無條下邳城內將士、百姓懼怕城破被屠，都拚命死守，如何破城便成為問題的焦點。一味死政顯然不是上策，此刻，謀士們便有了用武之地。經過實地勘察，荀攸、郭嘉又生一計：水攻。也就是挖泗水、沂水，淹灌下邳城，以水代兵。曹操正在一籌莫展之際，得此妙計，自然大喜。立即令士卒弓；沂、泗河水，滾浪衝向下邳城。固若金湯的下邳城，卻經不住水浪的衝擊，頓時被泡在幾尺深的大水中。城中軍民見無生路，遂無心守城，紛紛逃散——各自逃命去了。
呂布的大將候成、宋憲、魏續等人為了尋求生路，便發動兵變，綁了陳官等投降曹操。呂布率殘卒退守下都城的白門樓，最後仍未手就擒。曹操在白門樓上召集文武官員，懲辦目布。呂布這時還嫌把他綁得太緊，曹操笑著說：“縛虎不得不緊啊！”呂布又表示願降，向他救饒。曹操深惡目布之反常無常，立斬之。又揮淚殺了恩人陳官，以禮收葬。至此，曹操便控製了黃河以南的大片地區。
最後，掃除黃河以南割據勢力。建安元年（196），原董卓部將張繡隨同叔父張濟，由關中流竄到南陽一帶。張濟死後，張繡率部投靠劉表。南陽靠近許昌，對曹操好像芒刺在背。建安二年春，曹操先拿張繡開刀。張繡戰敗，舉兵投降。不久又反悔，夜間偷襲曹營，曹軍毫無防備，損兵折將，曹操的長子曹昂、侄子曹安民均戰死。由是曹操隻好退兵。
次年，曹操再次率軍討張繡，張繡求救手劉表。五月，曹軍腹背受敵，不得不退兵。199年，張繡在謀士賈詡的勸說下，率士卒到許都向曹操投降，被封為揚武將軍。
此前，建安二年，袁術在壽春稱帝，這是公開反漢。曹操既然“奉天子以令不臣”，攻打袁術就師出有名了。九月，曹操討伐袁術，迫使其向淮南逃走，不多時袁術病死。
曹軍猛攻呂布時，河內的張揚曾出兵野王（今河南沁陽），幫助呂布。但不久，張揚被部將楊醜所殺。接著，唯固又殺了楊醜，投靠了袁紹。建安四年（199）四月，曹操派大將曹仁奪取射犬（今河南沁陽東北），殺了眭固，控製了河內郡。
二年餘，曹操各個擊敗了袁術、張繡，消滅了呂布、眭固，改善了戰略態勢，逐步由弱轉強，為全力對付袁紹創造了有利條件。郭嘉其間追隨曹操，屢出妙計，充分發揮了他高級參謀的輔佐作用。
三、勝論袁曹
袁紹是曹操在北方最大的威脅。官渡之戰前，曹操一心想伐袁紹，但又擔心自己的力量不足，心理上非常矛盾。因此，就想聽聽他手下謀士們的主張。
早先，曹操曾對荀彧說：“袁紹不義，我想出兵討伐，但實力又恐不敵，怎麼是好？”荀彧以謀略家的眼光，從度勝、謀勝、武勝、德勝四個方麵，論述了曹勝袁敗的必然性。一席話，使曹操茅塞頓開，恍然大悟，下定了戰勝袁紹的決心。
後來，曹操又以同樣的問題征詢郭嘉的意見。郭嘉作了更為深入的分析，他說：“劉邦與項羽之間，力量相差甚大，明公你是知道的。然而劉邦的智謀卻勝過項羽，所以項羽終為劉邦所敗。”他勸曹操借鑒劉邦用智，以弱勝強的曆史教訓，樹立以智取勝的信心。
接著，郭嘉分析了袁曹雙方實力的對比情況，認為“紹有十敗，公有十勝，雖兵強，無能為也。”
也就是說，袁紹有10個方麵不如曹操，所以袁紹的兵力雖強，終究要失敗的。對袁紹而言，就是十敗，對曹操來說，便是十勝。這十敗十勝是：
其一為“道勝”。“紹繁禮多儀，公體任自然。”這就是說曹操安定社會的措施，順應自然規律；袁紹則擾亂天下，民不聊生，這就首先在“道”上取得了勝利。這是從總體上著眼，對曹、袁優劣的評價和估量。郭嘉以人性為第一要義，列為十勝之首，可以看出當時一些士人對人的天性的重視。在中國，天道自然的思想源於道家。到了東漢，作為王充的哲學命題，已指出自然界的運動，它的發生發展，是自然而然的，沒有外在的支配力。人的天性，是自然的天性，理應順乎自然。人本身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動的、自由的自然存在物，各有其秉賦、能力、情欲等等，人的本質是自然的。自由的。所以，不應該用“繁禮”強加約束。性格束縛住了，天性的自然發展受到抑製，人的本質力量發揮不正常，封建時代的知識分子大都擺脫不了這種禁煙。東漢末年，群雄並起，儒家獨尊局麵受到衝擊。在此情勢下，順應人的本性，反對繁文縟節，為一些士人所重，以期施展才能，曹操和郭嘉便屬於此類知識分子。所謂“體任自然”，就是按自然規律辦事，充分發揮人的內在秉賦，不要被人為的禮儀所束縛。
其二為“義勝”。“紹以逆動，公奉順以率天下。”袁紹師出無名，曹操可以奉漢獻帝之名以令天下，名正而言順，這就在“義”上勝過了袁紹。東漢末年，皇權衰敗，王綱不振，漢獻帝不過是軍閥手中的招牌和旗號而已。不過，話說回來，皇帝畢竟是封建政權的最高象征，是名義上的天下最高統治者。自春秋戰國以來。意欲稱霸天下的權臣梟雄，都懂得打著天子的旗號，對擴充勢力的重要意義。建安元年（196），曹操奉迎漢獻帝立都許昌。從此，曹操常以朝廷天子的名義發號施令，堂而皇之，名正言順地征討異己，取得政治主動權。後來，諸葛亮在隆中與劉備討論天下形勢時，也說：“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不可與爭鋒。”可見，漢獻帝這塊招牌，在政治道義上還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其三為“治勝”。“漢末政失於寬，紹以寬濟競，故不攝。公糾之以猛而上下知製。”東漢自桓、靈以來，治國的弊端是政令太鬆，為政過寬，縱容豪強大族兼並土地。袁紹本人出身高門士族，其高祖袁安官至司徒，“自安以下，四世居三公位，由是勢傾天下。”他在自己的轄區內，非但沒有糾正漢末弊政，反而對豪強大族更加放縱，任令他們淩壓百姓。豪強們為所欲為，廣營田地，下民貧弱，卻要代出租賦，以至賣妻鬻子，也不足應命。如袁紹謀士審配的宗族強大，竟招納亡命，窩藏罪犯。因此，其統治區內階級矛盾激化。正如曹操後來說的那樣：一欲望百姓親附，甲兵強盛，豈可得耶！”
相反，曹操卻糾之以猛，著重打擊抑製家強勢力，“重豪強兼並之法”。所以，袁紹以寬濟寬，曹操以猛糾寬，高下之別，昭然可見，這就是郭嘉所說的治勝。
其四為“度勝”。“紹外寬內忌，用人而疑之，所任唯親戚子弟；公外易簡而內機明，用人無疑，唯才所宜，不問遠近。”曆史上的袁紹確是個不善用人的軍事集團首領，也是個不識賢愚、剛愎自用的代表。他表麵上寬宏大量，實際上卻心胸狹窄，氣度太小，任人多疑，猜忌心強，而月．所重用的多為親戚子弟。而曹操則通達賢明，有才必重用，這就在器度上勝過了袁紹。
其五為“謀勝”。“紹多謀少決，失在後事；公策得輒行，應變無窮。”袁紹遇事多謀不能斷，常常錯失良機；而曹操處理大事非常果斷，善於隨機應變，這就在謀略和決策方麵超過了袁紹。
其六為“德勝”。“紹因累世之資，高議揖讓以收名譽，士之好言飾外者多歸之；公以至心待人，惟誠而行，不為虛美，以儉率下，與有功者無所吝，士之忠正遠見而有實者皆願為用。”袁紹依仗出身大族，沽名釣譽，跟從他的都有一些隻務虛名而沒有實際本領的人。而曹操以仁義和誠心待人，自己嚴謹儉樸，賞賜有功的人卻慷慨大方，所以天下有才能而講求實效的人都願輔佐曹操，這就在德上勝過了袁紹。
其七為“仁勝”。“紹見人饑寒，恤念之形於顏色．其所不見，慮或不及也，所謂婦人之仁耳。公於目前小事，時有所忽，至於大事，與思接，恩之所加，皆過其望，雖所不見，慮之所周，無不濟也。”曹操很重視發展生產，恢複經濟，安定社會，惠在下民。而袁紹放縱豪強，貪暴無比，民不堪命，卻好在些許小事上假仁假義。曹操的大施實惠於民，與袁紹的婦人之仁相比，大得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