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手工業與工程技術
明代的兵器
明代是兵器製造技術大發展的時期。明朝統治者非常重視兵器,特別是火器的生產、研製和應用,並用以裝備軍隊。如明成祖創建的神機營,與當時五軍營、三千營合稱京軍三大營,內衛京師,外備征戰,就是一支完全用火槍火炮裝備起來的機動部隊。
明代的火器,不僅種類繁多,質量也不斷提高。其中尤以管形火器發展很快,如由簡單的火銃發展到各種類型的火槍和巨炮,由單管單發發展到多管連發,還創製或改進了較先進的槍炮瞄準裝置和擊發裝置等。管形火器取得發展後,逐漸取代了一部分傳統的拋石機和弓弩,使冷兵器和火器在軍隊裝備中的比例開始發生帶有根本性的變化。另一方麵,由於當時火器的結構和性能還不完善,製造能力也很有限,不足以完全取代冷兵器,因此明代的冷兵器也有所進展,出現了一些新的創造發明。
明初的管形火器,通常稱做槍、銃、炮,爆炸性火器也常常稱做炮,在名稱上並沒有嚴格的區分。有些大型火炮,還尊稱將軍,如大將軍、二將軍、奪門將軍等。管形火器一般由鐵或銅鑄成圓筒形,口徑較大,身管較短,火藥由炮口裝填,用火繩發火,發射石彈、鉛彈和箭等。這時的火器還存在很多缺點,如裝填及發射緩慢費時,且射程不遠;體形笨重,不便於機動作戰;沒有刺刀之類的裝置,火器手缺少近戰和自衛能力;沒有瞄準裝置,命中率很低等。為了克服這些缺點,明中葉以後,一些火器研製家曾對這類火器做過許多改進。如英宗正統十四年(1449)造兩頭銃,可旋轉連放,後來又創製出夾把銃、二眼銃至十眼銃等多管或多節銃。這類新型火銃可以單放、齊放或連放,部分地解決了裝填及射擊速度慢的問題。代宗景泰元年(1450),根據遼東戍軍的建議,曾將手把銃的木柄,增長為七尺,並安上矛頭,這樣在手銃施放後可用以與敵進行格鬥。後來還製有子母銃、劍槍、銃棍等。這種使火器和冷兵器相結合的設計,加強了士兵在短兵相搏時的主動性和自衛手段。嘉靖二十五年(1546)曾製造一種百出先鋒炮,上麵有銳鋒,如戈形,長六寸,亦可像冷兵器的鐵槍一樣使用。上麵提到的手把銃、子母銃、百出先鋒炮等,可說是近代安裝製式槍刺的先聲。為了減輕重量,以利於野戰,景泰四年(1453)曾將永樂時造的三十四斤大銃,改為重八斤的小銃,嘉靖時又造出一種千裏銃,平時懸掛於腰間,遇敵舉手可放,更為輕便。另外,明中葉以後,部分火炮的炮彈,已由實心彈改進為爆炸彈,《武備誌》所載八麵旋風吐霧轟雷炮、飛濛炮、龍雲霹靂猛火炮、毒霧神煙炮等,都是發射爆炸彈,以炮彈的碎片或噴出的毒火、毒煙殺傷敵人,大大提高了火炮的威力。
自十六世紀以後,中國的各種火器,不僅在原有基礎上繼續發展,而且傳入了一些外國火器,並經過仿製和創新,豐富了中國火器的品種,改進了火器的效能。明代由外國傳入的火器中,具有較大影響的是佛郎機炮和鳥嘴銃。“佛郎機”是當時對歐洲人的泛稱。正德十二年(1517)葡萄牙使臣乘艦船到達廣州,明朝官員在葡船上初次見到佛郎機炮。嘉靖元年(1522),五艘葡萄牙艦船停泊珠江口外並侵犯廣東新會。經過激戰,中方獲勝,繳獲艦炮二十餘門,於是佛郎機炮“始得而傳之”,“其銃以鐵為之,長五六尺,巨腹長頸,腹有長孔。以小銃五個,輪流貯藥,安入腹中放之。銃外又以鐵箍,以防決裂。海船舷下,每邊置四五個,於船艙內暗放之”。《明史》記載:“白沙巡檢何儒得其製,以銅為之,長五六尺,大者重千餘斤,小者百五十斤,巨腹長頸,腹有修孔。以子銃五枚,貯藥置腹中,發及百餘丈,最利水戰。駕以蜈蚣船,所擊輒糜碎。”這種炮具有裝填便利、發射速度快和裝有瞄準具等優點,其構造與性能確實要比明朝原有火炮先進。嘉靖二年(1523),明朝由何儒負責在南京仿製成功佛郎機炮,此後,其他管形火器也陸續鑒此作了改進。鳥銃亦稱鳥嘴銃,是一種用火繩點火發射彈丸的單兵槍。嘉靖二十七年(1548)在東南沿海平倭寇的戰鬥中繳獲了經日本改進的鳥銃,並仿製成功。《武備誌》論述鳥銃與過去火銃不同的地方是,侵徹力強,命中精度好。它的缺點是,用火繩發火,遇風雨不便使用,又沒有刺刀,“執空銃與敵角必無辜”。神宗萬曆二十六年(1598),趙士禎仿製的嚕密銃也是一種單管火繩槍,但較鳥銃又有進步,除槍體輕便和改進了發火裝置外,銃尾部還裝有鋼刃,近戰可作斬馬刀用。趙士禎,字常吉,號後湖,浙江樂清人,約生於嘉靖三十一年(1552),約卒於萬曆三十九年(1611),曾任鴻臚寺主簿,中書舍人,是明代著名的火器研製家,撰有《神器譜》,《續神器譜》、《神器譜或問》等。他不僅研究、仿製而且創造了不少火器,如掣電銃和迅雷銃,均能連續發射,迅雷銃已近似近代多管式機關槍。此外,在十七世紀初還對鳥銃加以改進,創製了燧石槍。畢懋康在其所著《軍器圖說》中將燧石槍稱為自生火銃。據說這種槍的優點在於“風雨不飄濕,緩急皆可應手”。天啟至崇禎年間,徐光啟、李之藻、孫元化和焦勖等,積極學習和仿效西方火器理論和技術,聘請西方技術人員和工匠來華工作,培養中國鑄炮工匠,因而提高了研製西方火器的主動性、自覺性和科學性,並仿製出紅夷炮等威力強大的火器。焦勖《火攻挈要》、孫元化《西法神機》、畢懋康《軍器圖說》等都是較全麵介紹西方火器科學技術並在明末清初的火器製造方麵產生很大影響的重要著作。
在管形火器發展的同時,明代其他火器,也有很大進步,出現了許多傑出的發明創造。這一方麵值得特別提出的是火箭的發展已經達到相當高的水平。宋元火箭,是把火藥包紮起來,捆綁在箭杆上,點燃後用弓弩射出去。這種火箭主要是利用火藥燃燒作用。後來,人們進一步認識到火藥燃氣向後噴射的反衝力,可以推動物體前進,於是應用這個原理造成了一些新型火箭。在明代,不僅弓弩火藥箭有所改進,而且利用噴射作用的火箭也有了更大的發展。茅元儀《武備誌》等明代的文獻對此有很多精彩的記述。茅元儀,字止生,號石民,浙江歸安(今湖州市)人,約生於隆慶四年(1570),卒於崇禎十年(1637),曾任廣西兵備僉事,北直隸大名兵備副使,吏部主事等官職,博學多才,文武兼備,是晚明時期一位傑出的軍事將領和火器專家。所著《武備誌》二百四十卷,引曆代兵書兩千餘種,其中《軍資乘》火攻篇《火器圖說》,係統總結了中國的火藥、火器技術,可以說是關於中國火藥火器的集大成之作。根據《武備誌》和其他一些文獻記載,明代的火箭主要有以下幾方麵的成就:
1.火箭的式樣增多。它的箭頭不隻是普通的箭頭形狀,更有刀形箭頭、槍形箭頭、劍形箭頭、燕尾形箭頭等,名為飛刀箭、飛槍箭、飛劍箭及燕尾箭等。
2.同時發出的箭數增多。《續文獻通考》引《明會典》提到,明初兵仗局曾造“一窩蜂”、“神機箭”。《明史稿》載:“天順八年(1464),延綏參將房能言麓川破敵,用火器曰九龍筒,一線然則九箭齊發。”《武備誌》載:“木桶箭貯神機箭三十二枚,名曰一窩蜂”,可射三百步,“總線一燃,眾矢齊發。勢若雷霆之擊,莫敢當其鋒者”。
3.二級火箭的雛形。《武備誌》卷一二九載有一種叫做“飛空砂筒”的武器,“飛空砂筒製度不一”,一般用河內流出細沙,亦可用特製的石砂。“每鬥用藥一升,炒過聽用。銃用薄竹片為身。外起火二筒,交口顛倒縛之。……前筒口向後,後筒口向前,為來去之法。前用爆竹一個,長七寸,徑七分,置前筒頭上,藥透於起火筒內。外用夾紙三五層作圈,連起火粘為一處。爆竹外圈裝前製過砂,封糊嚴密。頂上用薄倒須槍。如在陸地不用。放時先點向前起火,用大茅竹作溜子,照敵放去。刺彼篷上,彼必齊救,信至爆烈,砂落傷目無救。向後起火發動,退回本營。敵人莫識。”這可說是一種返回式火箭。盡管它實際上還不可能有理想的返回效果,但在設計思想和技術實踐上已經是一種二級火箭了。《武備誌》還載有一種叫做“火龍出水”的火箭。其構造是用毛竹製成箭筒,作為龍身,前後安裝木雕的龍首龍尾。龍腹內裝有數支神機火箭,身外縛有四支起飛用的火箭筒。外縛火箭筒點燃後,推動火龍出水飛行,然後引燃腹內火線,再發射神機火箭,飛向目標。這也是一種二級火箭。二級火箭的創製,是我國明代火箭技術一大成就,也是現代多級火箭的先聲。
4.導彈的雛形。施永圖《武備心略》上記載了一種震天飛炮的火器:“其炮徑三寸五分,用篾編造。中用紙捍一筒,長三寸,內裝送藥。筒上安發藥,神煙藥線接著送藥。外以紙糊十數層,兩旁插鳳翅兩扇。順風點信,飛入賊營,藥發亂擊,身焦目瞎”,“其腹藏棱角數枚,一炮角發,釘人身上。其尖上加蘸虎藥”。同書所載的“神火飛鴉”:“用蔑為之,照今人清明時所放紙鷂之式,或八角、或圓、或鷂,中藏毒火毒煙等。下係四支火箭。藥信上結線香一段,香盡信燃,線斷鷂落,火焰齊發。燒營焚船之妙著。”《火龍神器陣法》,《武備誌》上也有類似的記載,《武備誌》稱之為“飛空擊賊震天雷炮”。就設法控製飛行方向和飛行穩定性而言,這也許可說是導彈的雛形。
5.航空的嚐試。美國科學家齊姆(H.S.Zim)在所著《火箭與噴射》(RocketsandJets)一書中,記述了一個重要的發明故事:“約當十四世紀之末,有一位中國的官吏名叫萬戶(WanHoo,可能是官名,外國人誤為人名),他在一個坐椅的背後,裝上四十七個當時他可能買到的最大的火箭。他把自己捆在椅子的前邊,兩隻手各拿著一個大風箏,然後叫他的仆人用火同時把這四十七個大火箭點著。他的目的是想借著火箭向前推進的力量,加上風箏上升的力量飛向前方。”試驗結果當然是失敗了。但是這位萬戶的想法是很先進的,可以說與現代噴氣式飛機的飛行、航天飛機和宇宙飛船的升空在原理上是一致的。所以齊姆稱他是“第一個企圖使用火箭作運輸工具的人”,又稱他是“第一次企圖利用火箭作飛行的人”。萬戶是最早甘冒風險,敢於為人類航空航天事業獻身的先驅者,是一位可敬的英雄。為了紀念他,現代科學家已用“萬戶”命名了月球背麵的一個環形山。
明代還創製了地雷、水雷和定時炸彈等新型的爆炸性火器。如嘉靖年間(1522—1566),曾銑發明了一種能自動爆炸的地雷。《淵鑒類函》引《兵略纂聞》:“曾銑在邊又製地雷,穴地丈許,櫃藥於中,以石滿覆,更覆以砂,令與地平。伏火於下,可以經日。係其發機於地麵。過著蹴機,則火墜藥發,石飛墜殺人。敵驚以為神。”此後又相繼發明了各種樣式的地雷,如《武備誌》中就載有炸炮、自犯炮、伏地衝天雷、無敵地雷炮、萬彈地雷炮等十多種。其中無敵地雷炮用生鐵鑄造,形如圓球,大者可裝火藥三至五鬥,用堅木封住雷口,並用竹竿由雷中引出火線,埋設於敵方必經之路。待敵進入雷區時,即點燃火線,將地雷引爆,借以殺傷敵人。炸炮是用生鐵鑄造的踏發式地雷,大小如碗,還附有一種自動的鋼輪發火裝置。曾銑在西北守邊,戚繼光薊鎮練兵和守衛長城,都曾大量使用地雷。《熹宗實錄》載:天啟二年(1622)六月,遼東經略王在晉,“擺設空營大炮,最稱便捷。不用火然藥線。虜馬觸機,火即噴爇,賊不及避”。在防禦和作戰中,巧妙地使用地雷,可收到很好的效果。
萬曆時的水底龍王炮,是一種用熟鐵為殼,定時爆炸的球形水雷。重四至六斤,內裝火藥五至十升。雷口插有信香、外殼包有牛脬製成的浮囊,並用羊腸作為通氣管通向水麵浮筏,以防信香窒滅。施用時在水中順流漂放,待接觸敵船,信香燃盡後自行引爆。宋應星《天工開物·佳兵》載:“混江龍:漆固皮囊裹炮,沉於水底。岸上帶索引機。囊中懸吊火石、火鐮。索機一動,其中自發。敵舟行過,遇之則敗。”明代發明的這類能自動爆炸的水雷,如“混江龍”,宋應星評論說:“然此終癡物也”,在實際作戰中,恐未得到廣泛的運用。
《淵鑒類函》引《兵略纂聞》:“曾銑在邊,置慢炮法。炮圓如鬥,中藏機巧,火線至一二時才發,外以五彩飾之。敵拾得者,駭為異物,聚觀傳玩者牆擁。須臾藥發,死傷甚眾。”《續通典》也有同樣的記載。這是曾銑發明的一種巧妙的也是最早的定時炸彈。
由於火器的發展,明代軍隊如水兵營、步兵營、騎兵營、車營等都加強了火器的配備,拋石機等逐漸被管形火器所取代,但總的來說,冷兵器仍占相當大的比重,並且無論射遠或近戰,還是格鬥或護體所用的兵器,都有一定程度的進步。如長兵器中,槍和長柄刀的形製較宋代簡化,更加輕便適用。另外,還創製了許多雜式長兵器,如镋鈀、馬叉、狼筅等。短兵器中的刀,有些在形製上吸取了日本刀的優點,並按步兵、騎兵、刀牌手的特點和戰鬥要求加以改進,製成各種長刀、短刀和腰刀等。明代的防衛武器,也有所改進與發展,如鎧甲改為棉製,減輕了士卒的負荷,盾牌除與長、短兵器並用的以外,還發明了一些能與火器並用的,如虎頭火牌、無敵神牌等大型盾牌,用來掩護施放火銃和火箭。此外,自明英宗正統十二年(1447),總兵朱冕創議用“火車備戰”以後,直到明末,先後曾試造多種多樣的戰車,如偏廂車、雙輪戰車、雷火車、木火獸、萬全車、火櫃攻敵車、塞門架器車等。其中除用於安營時作掩護或堵塞城門缺口者外,主要是火攻戰車,車上裝有火箭、火銃等火器,初步做到了火力、防護力和機動力三者的結合,展現了陸戰武器設計的新方向。但由於當時火器水平有限,物料也不夠堅固,人力、畜力推挽的車輛還要受到地形和道路條件的限製,所以這類戰車在實戰中往往收效不大,還未得到廣泛的運用。
明代的造紙
元代的造紙技術,總的來說進展不大,所造紙張崇尚樸素和實用,因此,除明仁殿、瑞本堂等有限的幾種名貴加工紙外,沒有太多的創新。到了明代,隨著經濟和文化的發展,尤其是印刷業對紙張的大量需求,造紙業也相應有了發展。當時,不僅政府在各主要紙產地設局造紙,抄造寶鈔用紙,票據和公文用紙,以及各種精美的官箋,而且民營槽坊也大為增多,遍布全國各地,尤以江西鉛山、永豐、上饒,福建建陽、順昌,浙江常山、開化、餘杭,安徽歙縣、休寧、貴池,四川眉山、夾江等地的紙業更為興旺發達。有些槽坊已具有較大的生產規模,如據記載,萬曆二十八年(1600),鉛山的石塘、陳坊等鎮,“紙廠槽戶不下三千餘戶,每戶幫工不下一二十人”。同時還有了較細致的分工,如“每槽四人,扶頭一人,舂礁一人,檢擇一人,焙幹一人”等,這種生產規模和雇用工人的生產方式,已經突破了一般家庭副業的範圍。
明代造紙原料主要有竹、楮皮、桑皮、麻、稻草等。竹紙生產發展最快,已躍居全國紙業前列,其中以福建、江西生產的連史、毛邊等產量最大,質量相當不錯,價格也比較便宜,因此,深受印書業的歡迎。竹紙生產技術難度較大,但經宋元時期的不斷探索與改進,在明代已達到完全成熟的階段。如宋應星《天工開物·殺青》卷提到“凡造竹紙,事出南方,而閩省獨專其盛”,並詳細記載了抄造竹紙的方法。福建造竹紙要用青竹經浸漚、捶打、蒸煮而成的熟料,其工藝流程大致為:
砍竹→浸漚(將上料青竹截剖成五、七尺長,入塘水
浸至百日)
→槌洗(反複捶打並洗去粗殼與青皮,稱為“殺
青”,使竹穰形同苧麻)
→第一次蒸煮(漿石灰水,蒸煮八晝夜)
→漂洗(取出竹麻,入清水漂塘洗淨)
→第二次蒸煮(漿草木灰水,反複淋煮至十餘日)
→舂搗(舂至形同泥麵,使成漿料)
→漂洗(《天工開物》未載)
→漂白(將紙漿倒入抄紙槽與水和勻,並使清水
浸浮其麵三寸左右,再加入紙藥水汁)
→抄紙(在紙槽內將紙漿打勻,然後用紙簾抄
紙)
→壓榨去水
→焙幹,
最後從焙紙夾巷上逐一將紙揭起成帙,整個造紙過程就完成了。福建生產的連史(原名連四)就是用熟料竹漿製成並在當時大量使用的一種好紙。如果省去以上提到的一些工序,則可製成火紙、糙紙等不同用途的紙張。
明代在產量和應用廣泛性上僅次於竹紙的是皮紙。《江西省大誌》詳細記述了江西廣信府造楮皮紙的技術過程:“槽戶雇請人工,將前物料(指楮皮)浸放清流激水,經數晝夜,足踏去殼,打把撈起,甑火蒸爛。剝去其骨,扯碎成絲,用刀銼斷,攪以石灰成性,月餘,仍入甑蒸。盛以布囊,放於急水,浸數晝夜,踏去灰水,見清,攤放洲上,日曬雨淋,無論月日,以白為度。木杵舂細,成片摛開,複用桐子殼灰及柴灰和勻,滾水淋泡,陰幹半月,澗水灑透,仍用甑蒸。水漂、暴曬不計遍數,多手擇去小疵,絕無瑕玷。刀斫如炙,揉碎為末,布袱包裹,又放急流洗去濁水。然後安放青石板合槽內,決長流水入槽,任其自來自去。藥和溶化,澄清如水。照依紙式大小高闊,置買絕細竹絲,以黃絲線織成簾床,四麵用框繃緊。大紙六人,小紙二人,扛簾入槽,水中攪轉,浪動攪起,簾上成紙一張,揭下壘榨去水。逐張掀上,磚造火焙,兩麵紛飾,光勻內中,陰陽火燒,熏幹收下,方始成紙。”這是關於當時皮紙製造工藝的最詳細的記載。其中提到造皮紙要經過三次蒸煮,兩次自然漂白,三次漂洗,另加紙藥處理,由此不難想見,這樣造出的皮紙必定是潔白、勻細的良紙,這也是製造上等皮紙的技術方法。弘治《徽州府誌》和宋應星《天工開物》所載造皮紙方法都沒有這樣複雜。另外,有學者認為,不僅造皮紙有自然漂白(“曝日”)這道工序,而且造竹紙也應該有,但《天工開物》講竹紙時沒有提及,也有學者猜測這可能是由於竹紙造法在不同地區並不完全相同或者明代以後又有所改進。關於造皮紙時用布囊盛漿料進行第二次漂洗(“囊湅”)這道工序,《天工開物》所記竹紙造法也存在同樣的問題。
明代所造紙張品種繁多,如連四紙、連七紙、毛邊紙、觀音紙、奏本紙、榜紙、開化紙、綿連紙、藤皮紙、油紙等,僅王宗沐《江西省大誌》列舉的當時江西抄造的紙就達二十八種。明代還研製出不少著名的加工紙。如宣德年間創製的“宣德箋”,與“宣德爐”和“宣德瓷”齊名。宣德箋有金花五色箋、磁青箋、羊腦箋、素馨紙等,多供內府禦用。其中磁青箋是桑皮紙用靛藍染成深青色,再經砑光製成,顏色猶如明代青瓷,古色古香,光如緞玉,堅韌可寶,非常著名;羊腦箋是對磁青箋的進一步加工,表麵呈黑色緞紋,黑如漆,明如鏡,且可防蟲蛀,更為名貴。宣德宮箋秘法後經談彝從內府傳出,談彝及其後人在仿製的基礎上又有創新,製成了名重一時的鬆江談箋。《婁縣誌》載:“談仲和箋檮染有秘法,今邑中多業此藝,西門外列肆而售,有玉版、銀光、羅紋、朱砂、玉青等箋,大而聯榜,小而尺牘,色樣不一,或屑金花描成山水、人物、鳥獸之形,或染花草,俱極精美。”此外,明代還曾仿製過前代的一些名紙,如唐薛濤箋,宋金粟山藏經紙等。明代的加工紙還有多種,這裏就不一一列舉了。關於加工紙的製作方法,屠隆《考槃餘事》、馮夢禎《快雪堂漫錄》以及高濂《遵生八箋》等著作都有一些記述,如關於染葵花箋法、仿製宋箋法、製金銀印花箋法、製鬆花箋法等,雖不周詳,但亦為研究我國古代加工紙技術的珍貴史料。
明代的印刷
刻書之風大盛
明代是刻書之風大盛的時期。明太祖朱元璋、成祖朱棣都很重視圖書典籍的收集、整理、編撰和出版,內府、部院以及各地藩王府、府司雕版刊書風行一時,私家坊肆也很活躍,因此,明代印刷業日趨發達,至嘉靖、萬曆年間達到極盛,直到晚明仍盛而不衰。明代印刷業的中心有南北兩京、杭州、蘇州、建陽、建安等地,明中葉徽州、湖州迅速崛起,甚至後來居上,“近湖刻、歙刻驟精,遂與蘇、常爭價”,“今杭刻不足稱矣,金陵(南京)、新安(徽州)、吳興(湖州)三地剞劂之精者,不下宋版”,形成了新的印刷業中心。所印書籍涉及經、史、地誌、文集、宗教、科技、醫藥、小說、戲曲、製書、類書、叢書等,內容極為豐富,其中尤以《南藏》、《北藏》各六千多卷,《道統》五千多卷,印刷規模最大。所用文字有蒙、藏、女真、西夏、彝等少數民族文字和日、梵、波斯、拉丁等外文。明代在印刷技術方麵也有很大進展,如創造了餖版、拱印等方法,彩色套印和活字印刷也更加成熟,從而使中國傳統印刷技術達到了新的高峰。
雕版印刷
明代雕版印刷以木版為主。官刻本有內府、司禮監太監掌管的經廠,南北兩京國子監以及各部院、藩府、地方府司等刻印的。其中經廠本有《皇明祖訓》、《大明律》、《貞觀政要》等,版式寬闊,行格清朗,字大楷書,標有句讀,且刻印精良,紙墨也選用上品,實際上質量是很好的,並對其他官刻、私刻書籍產生了一定影響。但經廠本的缺點是校勘不精,存有舛誤脫漏,且又出於宦官之手,所以後世藏書家一般都不太重視。各地藩府所刻經史文集,多以朝廷所賜內府宋元版為翻刻底本,刻印極好,且校勘精當,如周藩朱橚所刻《普濟方》、秦藩朱惟焯所刻《史記集解索引正義》等,可說是藩府本中的代表作。除官刻本外,明代私人的家刻本早在明初就已興起。如洪武十年(1377),已有浦江鄭濟等刻印劉基編選的《宋學士文粹》。明中葉以後,私家刻書更加風行,出現了不少藏書刻書的名家,如蘇州袁褧嘉趣堂,無錫的華氏、安氏,錢塘洪楩清平山堂等。明代晚期的常熟毛晉汲古閣更為著名。他不惜重資廣求宋元善本,雕板刊行,從萬曆到清順治,四十餘年間刻書六百多種,著名的有《十三經》、《十七史》、《宋名家詞六十一種》、《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六十種曲》、《津逮秘書》等,流傳廣泛,影響很大。坊刻本書籍一般以出售獲利為目的,因此出書較為龐雜,不僅有供士人閱藏的經史文集,也有適應人民大眾需要的戲曲、通俗小說和日用百科雜著,其中也不乏內容精采、圖文並茂、刻印俱佳的精品。明代雕版書也存在一些顯著的缺點,如有些書尤其是官刻本和坊刻本,校訂不精,脫文誤字相當嚴重,又如妄改書名和對內容妄加刪節,以致失去原貌,以及偽造古書等。
明代版印除木版外還有銅、錫等金屬版。如洪武、永樂時行用的紙幣稱為“大明通行寶鈔”,南京寶鈔局有鈔匠五百八十名,其規模已相當可觀,寶鈔印刷數量也很大。當時印鈔用的就是銅版。有一塊傳留至今的明代印鈔銅版,現為中國曆史博物館珍藏。此外,大明寶鈔上印示:“戶部奏準大明寶鈔與製錢通行使用。偽造者斬,告捕者賞銀貳佰伍拾兩,仍給犯人財產。”但利之所惑,宋元以來就有人製造偽鈔,明代也不例外。如“句容縣楊饅頭出主意,與縣民合謀,叫銀匠密修錫板,文理分明,與印造紙馬之戶同謀刷印”,這種印製偽鈔的錫版做得很高明,大概足可亂真,但事發之後,參與者都受到了嚴厲的懲處。
彩印
明代印刷術的一項突出成就是發明了彩色套印方法。我國元代就已出現了朱墨兩色套印的佛經。但在明代前期相當長一段時間內,這種套印法並未受到重視,直到萬曆年間,湖州閔齊伋、淩濛初兩家才將其廣泛應用於刻印書籍,特別是用於刻印經、史、子、集四部古籍。閔、淩兩家套印書除兩色外,還有三色、四色,甚至五色,如閔齊伋印《三經評注》三色,《國語》四色,淩瀛初印《世說新語》有藍、黃、朱、墨四色,閔刻《南華經》則多至五色。彩色多用於區分不同學者的評點和批注,以便讀者閱讀。據統計,閔、淩兩家套印書共有一百四十多種,其中有先秦諸子和史書,還有不少著名的詩文集和戲曲小說。有些戲曲小說還附有彩印插圖,延請名家繪刻,秀逸工致,色彩斑斕,可說是版畫藝術的精品。此外,明代還首創藍印,用靛青代黑墨印書。如現存較早的藍印本有成化十四年(1478)的《靈棋經》等。藍印多作初印樣本,以便用墨筆校改。萬曆時,雲南麗江木增土司還曾用白色銀粉,在瓷青棉紙上印成《大乘觀世音菩薩普門經》。這種銀粉印獨具一格,在印刷史上甚為罕見。
餖版和拱花
彩印版畫技術也是在萬曆時發展起來的。最初的彩色套印,是用幾種顏色塗在同一塊雕版上,如在花上塗紅色,葉上塗綠色,枝幹上塗赭色等,然後伏紙刷印。現存較早的彩印版畫,例如萬曆年間徽州歙縣程氏滋蘭堂所刻《墨苑》中的“天姥對庭圖”,萬曆刻本《花史》等,就是采用這種方法印製的。但這種印製方法並不容易取得理想的效果。於是,又有人發明了“餖版”和“拱花”,這是明代版畫彩印技術方麵的又一項傑出成就。“餖版”是將彩色畫稿勾描下來,然後根據畫的本身,分若幹部分,刻成幾塊甚至幾十塊版來表現原作的各種色彩及其深淺濃淡,再逐色由淺入深依次套印。這樣印出的作品效果極好,幾與原作無異。“拱花”就是凸印,即將雕版加力壓印在紙上,使花紋凸起。拱花方法適用於表現行雲流水、花葉的脈絡及鳥羽、衣紋等。現在可見的早期餖版拱花印本有天啟年間江寧吳發祥在南京所刻《蘿軒變古箋譜》,以及原籍徽州休寧後移居南京的胡正言,在天啟至崇禎年間刻印的《十竹齋畫譜》和《十竹齋箋譜》等。這些印本,繪刻精美,施墨著色也很考究,閱看時確實使人賞心悅目。
活字印刷
明代的活字印刷術比宋元時期有較大的進展,尤其是萬曆及以後,木活字印刷更為流行。當時南京,江蘇蘇州、常州、常熟,浙江杭州、湖州,福建建寧、福州,四川成都,以及江西、雲南等地,都曾刊印過木活字印本。所印有《史記》、《曆代史書大全》、《函史》、《西京雜記》、《黔南類編》、《文心雕龍》、《古文會編》、《國朝文纂》、《欒城集》、《曹子建集》、《武備誌》、《太平廣記》等各類書籍,木活字本《鶡冠子》尤為著名,曾用作清代《四庫全書》的底本。此外,南方有些地方還開始用木活字來排印家譜。據統計,明代木活字本有書名可考者約有一百餘種。
除木活字外,明代還創用或發展了銅、鉛、錫等金屬活字印刷術。陸深在《金台紀聞》中提到:“近日毗陵(今江蘇常州)人用銅、鉛為活字,視板印尤巧便,而布置間,訛謬尤易。”陸深的這部著作撰寫於弘治十八年至正德三年(1505—1508),雖然他是反對使用銅活字和鉛活字的,但至少說明當時已在常州使用了這兩種活字。銅活字在我國究竟創用於何時,迄今尚無確論。根據現有資料,一般認為,銅活字印刷以無錫華氏為最早。據載,華燧“少於經史多涉獵,中歲好校閱同異,輒為辨證,手錄成帙。遇老儒先生,即持以質焉。既而為銅字板以繼之,曰:吾能會而通矣,乃名其所為‘會通館’”。他書亦有類似記載,文字略有不同,如“既乃範銅板錫字,凡奇書難得者,悉訂正以行”。華燧會通館最早用活字銅版印的書有弘治三年(1490)刊印的《宋諸臣奏議》,後來又印有《錦繡萬花穀》、《容齋隨筆》、《百川學海》、《九經韻覽》、《文苑英華纂要》、《音釋春秋》、《古今合璧事類前集》等。其父輩華珵“又多聚書,所製活板甚精密,每得秘書,不數日而印本出矣”,以活字銅版選印有陸遊的《渭南文集》、《劍南續稿》等。華燧之侄華堅蘭雪堂活字銅版印有蔡邕、白居易、元稹等的詩文集,以及《藝文類聚》等。這些銅活字本都很著名。無錫安國是嘉靖年間繼華氏而起的著名出版家,用銅活字刊印有《東光縣誌》、《吳中水利通誌》、《春秋繁露》等。此外,在常州、蘇州、南京、浙江、福建等地也都有用銅活字刊印的書籍。據統計,明代銅活字本可考者約有六十餘種。關於銅活字印刷術,前麵引文提到華燧“範銅板錫字”,有人認為應是以銅為版,以錫為字,並非銅活字,也有人認為華燧製有銅活字還製有錫活字,當然也可能文獻記載或傳抄有誤。究竟何以為是,還有待進一步的證據和研究。
關於我國自創的鉛活字,除陸深所記者外,還未找到更多的文獻記載,也沒有發現傳世的常州鉛活字本,所以對此尚缺乏了解。關於錫活字,元代王禎曾提到“鑄錫作字”,但錫活字印刷未能獲得成功。明代華燧“範銅板錫字”,具體情況如何,已無從知曉。另外,據說有位波斯商人嘉奇·默德在意大利參觀一家印刷所時,他看到的錫活字同中國的很相像。無論如何,元明時期我國已創用了鉛、錫活字,到了清代則成功地運用於印刷實踐。
利瑪竇、金尼閣等西方傳教士來華,曾帶來不少用皮麵裝訂的西洋書籍,其紙張、印刷和裝訂方法等都與中國書有所不同,這雖然引起中國一些士大夫的驚奇,但對當時的印刷技術並沒有產生什麼影響。
明代的製瓷
中國瓷器的發展,到明代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曆史時期。江西景德鎮已成為全國製瓷業的中心,從事瓷業生產的人數達十餘萬人,官窯、民窯都極為興旺。明萬曆時人王世懋在《二酉委譚》中記錄了當時景德鎮的繁榮景象:“萬杵之聲殷地,火光炸天,夜令人不能寢。戲呼之曰四時雷電鎮。”景德鎮所產的瓷器,數量大,品種多,質量高,暢銷國內外。
明代青花瓷在元代的基礎上又有了新的發展,成為景德鎮瓷器生產的主流,曾大量輸出國外。永樂、宣德青花瓷,以其胎、釉精細,青色濃豔,造型多樣,紋飾優美,製作規整而負盛名。著色劑用料基本為進口的“蘇麻離青”。這種青花料含錳量較低,因而可減少青色中的紫紅色調,在適當的火候下,能燒成像寶石藍一樣的鮮豔色澤。但同時由於含鐵量高,往往會在青花部分出現黑疵斑點。這種自然形成的黑斑,和濃豔的青藍色卻又相映成趣,被視為無法模仿的永樂、宣德青花瓷器的“成功之作”。
明代的彩瓷,是中國製瓷走向黃金時代的重要階段。它的突起,使以往一貫占統治地位的顏色釉逐漸退居次要地位,同時也使某些曆史名窯,如以燒造青瓷而聞名於世的龍泉窯以及銅紅釉的發源地河南禹縣鈞窯等從此陷入一蹶不振的地步。成化時期的鬥彩,是彩瓷的代表,它開創了釉下青花和釉上多種彩色相結合的新工藝,主要著色劑為鐵、銅、鈷、錳,但運用不同的選料和配比,做出了鮮紅、油紅、鵝黃、杏黃、薑黃、水綠、葉子綠、鬆綠、孔雀綠、孔雀藍、葡萄紫等絢麗的彩色,大大豐富了瓷器的裝飾內容和裝飾手段。到了明代嘉靖、萬曆年間,在成化鬥彩的工藝成就基礎上,又發展成了著名的青花五彩瓷器,青花五彩濃豔熱烈,填筆簡樸自然,也曾盛極一時。
明代景德鎮的單色釉瓷器也有很大的發展。明初永樂燒成的白瓷,代表了中國製瓷史上白釉的最高水平。永樂白瓷胎薄如紙,潔淨如玉,幾乎隻見釉不見胎,能映見手指螺紋,胎上劃紋更清晰可見。因其薄如卵殼,故稱之為“卵幕”。其釉細膩瑩潤,微閃肉紅色,給人以甜的感覺,又稱“甜白”。永樂、宣德時期出現的霽紅和霽藍,代表高溫單色釉瓷取得的輝煌成就。霽紅又稱祭紅、積紅、寶石紅,是以銅為著色劑的高溫釉,在強還原氣氛中燒成,技術難度很大,可謂中國古瓷技術中的一項絕技。霽藍是以鈷為著色劑的一種高溫石灰堿釉。宣德的霽藍獨樹一幟,釉色如藍寶石,釉質肥腴。明代低溫單色釉最突出的成就是成化孔雀綠(法翠)和弘治黃釉。前者是一種以銅為著色劑的色釉,燒成工藝始於成化,但明代的孔雀綠器以正德時期為多,這種綠釉呈色碧翠雅麗,與孔雀羽毛的色澤很相似。弘治黃釉的色調是純黃色,達到了曆史上低溫釉的最高水平,其釉色滋潤明潔,有如初開的葵花,嬌嫩晶瑩,故有嬌黃之稱。它是一種用含鐵的天然礦物作著色劑的低溫鉛釉。
明代除景德鎮外,還有不少地區生產瓷器。福建德化的白瓷就享有很高的聲譽,這種白瓷質地細膩,透明度好,白中透紅,被稱為象牙白、豬油白、蔥根白、建白、中國白等,是當時中國白瓷的代表作品。廣東饒平地區的青花、惠陽窯仿龍泉青瓷等,在明代均負有盛名。山西磁州窯係的白釉黑花瓷、黑釉瓷器仍大量生產。明代的龍泉青瓷,仍繼續燒造,在明初全國製瓷業中也還占有一定的地位。
明代的漆器
髹漆技術的進展
天然漆亦稱大漆、生漆,是漆樹分泌的汁液,其中含有漆酚、漆酶、含氮物質和樹膠質等成分。漆通過適當加工,塗刷在車輛、用具等物體的表麵,可形成一層光亮的薄膜。這種漆膜非常堅牢,並且不怕日曬水燙,具有耐高溫和抗腐蝕的優良性能。如果在漆液中加入各種顏料,還可以配製出不同的色漆,以增加漆器的裝飾效果。中國用漆的曆史是很悠久的。早在新石器時代,人們就已初步認識了漆的性能並用以塗飾器物。此後曆經商周、春秋戰國至秦漢時期,漆器生產規模不斷擴大,分工更加細密,漆器工藝也獲得全麵發展,從而形成了一個重要的手工業部門。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中國的漆器生產繼續發展並有所創新。如夾紵技術在戰國時已經出現,至漢代而盛行。這種技術是先用泥塑成底胎,然後在底胎表麵糊裱幾層麻布再加以髹飾,最後除去泥胎,即可製成堅實輕巧的夾紵漆器。漢代以前,夾紵大多為杯、奩、匣等形狀比較簡單的器物,魏晉南北朝時期則已能製作外形多變、體態較複雜的中空造像,如塑製高達一丈八尺的大型佛像,這是夾紵技法的重要的新成就。宋元後所謂“布心紙胎”、“重布胎”以及清代以來且至今仍為人們所稱道的脫胎漆器,實際上都是夾完好紵,隻不過名稱和胎骨用料稍有不同而已。北魏賈思勰在《齊民要術》一書中還列有專條介紹保護漆器的方法,反映了當時對漆的性質的認識以及在漆器使用和保護方麵的寶貴經驗。
隋唐以後,瓷器迅速興起,逐漸取代了日用漆器,但漆器作為輕巧美觀的生活用品尤其是作為精美的工藝品,仍然受到人們的喜愛,其工藝技術也有明顯的進步。如唐代創製了剔紅漆器。剔紅,即雕紅漆,是以銀朱調成朱漆,把朱漆層層塗在木或其他材料製成的胎骨上,然後用刀雕刻出深淺不同的花紋圖案,使之呈現出立體感。剔紅漆器的漆層有多有少,唐代屬於剔紅的草創時期,漆層較少且花紋大多較低平,明清剔紅的漆層則有多到五六十道甚至百道以上的。唐代的金銀平脫器也非常著名。“金銀平脫”就是先將金銀箔雕切成花片和鳥獸等圖像薄片,有的還要在其上加刻花紋,以膠漆粘貼在器物表麵,然後上漆若幹道使其與漆地齊平再打磨拋光。這樣製成的金銀平脫器,漆麵閃現出光亮的金銀花紋,更顯華貴考究。據文獻記載,唐代有平脫屏風帳、平脫盤、平脫盞、平脫胡平床等,傳世實物有金銀平脫鏡以及現藏於日本奈良正倉院的金平脫古琴等。
宋元時期漆器品種增多,剔紅、剔犀、螺鈿嵌飾、戧金等髹飾技藝也大為提高和更加純熟,其中尤以雕漆的成就最為突出。雕漆可細分為剔紅、剔黃、剔彩、剔犀等。如宋代的剔紅亦稱雕紅,比唐代剔紅更為精細。宋內府所用剔紅漆器,有的用金銀做底胎,雕工精巧,剔刻刀口顯露出燦爛分明的金銀胎色,尤其名貴華美。明代張應文提到:“宋人雕紅漆器,宮中所用者多以金銀為胎,妙在刀法圓熟,藏鋒不露,用朱極鮮,漆極厚而無敲裂,所刻山水、樓閣、人物、鳥獸,皆儼若圖畫,為佳絕耳。”剔犀,近世通稱“雲雕”,是在器物上用兩種或三種色漆逐層塗刷,並塗至相當的厚度,然後剔刻出回文、雲鉤等花紋圖案,在刀口斷麵可見不同的色層。1977年江蘇武進出土的南宋剔犀執鏡盒,圓形帶柄,木胎,在褐色漆地上用朱、黑、黃三色漆更疊髹製堆積成層,用刀剔出八組雲紋,刀口顯露不同漆色,這是現在已知最早的剔犀漆器。元代剔紅和剔犀繼承和發揚了前代的漆藝成就,故宮博物院藏著名匠師張成造梔子紋剔紅盤,楊茂造觀瀑圖剔紅八方盤,安徽省博物館藏張成造剔犀盒,都是傳世的元代雕漆精品。螺鈿漆器是用經過研磨和裁切的蚌殼薄片製成人物、鳥獸、花草等形象,以之作為鑲嵌紋飾的漆器,且有厚螺鈿與薄螺鈿之分。厚螺鈿漆器起源很早,如洛陽西周墓出土的嵌蚌泡漆托,三門峽虢國墓出土的嵌蚌泡漆豆,一直到唐代漆背嵌螺鈿銅鏡,晚唐五代間花鳥紋嵌螺鈿黑漆經箱等,都屬於厚螺鈿一類。薄螺鈿漆器以前多認為始於明代,1970年在北京後英房元大都遺址發現了廣寒宮圖嵌螺鈿黑漆盤殘片,表明元代薄螺鈿技法已經相當成熟,但迄今還僅此一例。關於元代漆藝、陶宗儀《輟耕錄》卷三十對黑光、朱紅、鰻水三種漆器的做法和戧金銀法等,有較詳細的記載,這是研究漆器發展史應予重視的較早的重要文獻。
明代漆器和黃成《髹飾錄》
明代是漆器生產有更大發展、漆器技術達到高峰的時期。當時官辦和民營漆器製造業都很興旺發達。如明宮廷內官監下設油漆作,禦用監有專人負責造辦螺鈿等漆器,內府供用庫還特設丁字庫,常貯生漆、桐油等物,在永樂至宣德年間(1403—1435)又開設果園廠,調用著名漆工,專門製作漆器。民營油漆作坊也分布很廣,如浙江嘉興、安徽新安、山西新絳,以至北京、揚州、蘇州、雲南、四川等都是重要的漆器產地。明代漆器品種已很齊全,主要有一色漆器、罩漆、描漆、描金、堆漆、填漆、雕填、螺鈿、犀皮、剔紅、剔犀、款彩、戧金、百寶嵌等。其中如嘉興和新安的剔紅,蘇州和北京的描金,揚州的薄螺鈿和百寶嵌,新絳的雕填和剔犀,雲南大理的雕漆等,都名重一時,具有很高的藝術水平。明代漆器不僅品種繁多,色彩絢麗,圖案精美,而且刻花、雕琢、鑲嵌和仿塑瓜果、花卉、飛禽、走獸及亭台樓閣等,也無不精工,髹飾工藝已達到完全成熟的階段。如傳世的宣德林檎雙鸝圖剔彩捧盒,木胎,色漆層次為紅、黃、綠、紅、黑、黃、綠、黑、黃、紅、黃、綠、紅,共四色十三層,刀法圓潤,圖案生動,色彩為刻後磨顯,雅麗多變,可說是明代剔彩器中罕見的作品。又如進獅圖剔紅圓盒,錫胎,漆色鮮紅,上刻一彪形大漢,高顴鉤鼻,須髯卷曲,耳穿大環,戴皮帽,插長雉尾,兩袖飛揚,作叱喝之勢,旁一雄獅,回頭奮爪,奔馳欲前。整個圖案人獸神情飛動,刻工簡練,是明代別具風格的剔紅精品。明末清初揚州著名漆工江千裏所製漆器,馳名當世,有“家家杯盤江千裏”之譽。傳世的江千裏雲龍海水紋螺鈿漆盒,是他的一件代表作,也代表了當時薄螺鈿漆器的最高水平。清代除宮廷設有漆作(漆器工場)外,民間漆器生產也有所發展。在髹漆工藝方麵則全麵地繼承了明代的技術,有些品種如百寶嵌、薄螺鈿、剔紅等做工更加精致纖巧,後來甚至趨於繁瑣拘斂。漆器產地與明代相比變化不大,但盛衰和質量略有不同。比較突出的是福建脫胎漆器和北京的雕漆大有後來居上之勢,至現代仍盛而不衰。此外,如廣東陽江漆器以牛皮作胎,貴州大方漆器以馬皮作胎等,防潮防水,堅固耐用,獨具風格。中國的一些少數民族也善於製作漆器,如彝族、傣族、高山族所製高腳盤、木勺、酒具、皮甲、皮盾、弓箭壺、馬鞍等,一般用黃、紅、黑等色漆描繪幾何圖案,紋飾古樸,風格粗獷,色彩對比強烈,可說是獨樹一幟,頗受使用者和收藏者珍愛。
明代黃成所著《髹飾錄》,是中國也是世界上現存最早的漆工技術專著。黃成,字大成,安徽新安人,是明穆宗隆慶年間(1567—1572)的著名漆工。他技藝高超,尤精於剔紅,並且“精明古今之髹法”,《髹飾錄》就是他係統整理和總結前人及自己的實踐經驗而寫成的。此書在天啟五年(1625)又經嘉興漆工楊明(字清仲)逐條加注,並撰寫了序言,內容更加豐富翔實。《髹飾錄》分乾、坤兩集,共十八章,一百八十六條。乾集主要講述製作漆器的原料、工具和設備,以及漆工容易犯的各種毛病和原因;坤集主要講述漆器分類和各類的不同品種,以及漆器的製作、髹飾和修複方法。《髹飾錄》的突出貢獻是根據漆器特征和工藝特點為髹飾工藝提出了比較合理的分類體係,同時也為品種繁多的漆器定名提供了比較可靠的依據。這部著作雖然講的是明代漆器但又不限於明代,往往上溯古法,描述唐宋或更早的製作,因而它也是研究漆工史的重要文獻。《髹飾錄》用相當多的篇幅來敘述各種漆器的形態和作法,其中有不少是現已失傳的品種,這類材料無疑是很寶貴的;書中關於漆工應遵循的基本原則,漆器生產的基本工藝流程和應避免的弊病等方麵的內容,也都很有參考價值,以上這些對挖掘、整理、繼承和發展傳統漆器工藝,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髹飾錄》作為我國現存唯一的古代漆工專著,很可惜在國內早已失傳,三四百年來隻有一部抄本保存在日本。直到1927年,此書才由朱啟鈐先生根據日本抄本刊刻行世。1983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王世襄先生所撰《髹飾錄解說》,對此書作了精辟的注釋和講解,並引用考古發現和傳世漆器二百十三件,插圖三十幅,書後附漆工術語和漆器門類表,使之內容更加詳明完備,現已成為這一領域公認的經典之作。除了《髹飾錄》以外,曹昭《格古要論》和方以智《物理小識》卷八等,關於漆器也都有較詳細的記載。
中國漆器在國外的流傳
中國的漆器及其製造技術,早在漢代以至唐宋時期就已相繼傳到朝鮮、日本、緬甸、印度、泰國以及東南亞、中亞、西亞各國,並在當地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漆器行業。如朝鮮平壤古代樂浪郡遺址曾出土了彩繪神仙龍虎盤等許多中國漢代漆器。在唐代,中國大量漆器以及夾紵造像、金銀平脫、螺鈿等髹飾技法流傳日本,奈良正倉院現藏有金平脫花鳥紋八角鏡、盒、古琴等唐代漆器,奈良唐招提寺供奉有鑒真圓寂時其弟子製作的夾紵“鑒真坐像”。宋元時期浙江杭州、溫州的雕漆,嘉興張成的剔紅,也曾傳至日本,備受推崇,如京都龍翔寺珍藏張成款綬帶鳥紋香盒,被日本指定為國寶。明代永樂年間中國使臣出訪日本也曾帶去大量漆器。而日本在仿製中國漆器的基礎上又有所發展,形成了自己的風格,並反過來回傳中國,對中國髹漆工藝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如明代楊塤、方信川、蔣回回等都是仿製日本描金灑金等漆器的著名漆工。《新唐書》卷二二二《驃國列傳》提到,驃國(緬甸)國王雍羌曾派遣其弟舒難陀率國家樂隊至成都,他們所用樂器中的牙笙、三角笙等都作了髹飾。緬甸與我國雲南接壤,兩國之間無疑會存在髹漆工藝方麵的交流。
我國的漆器還曾經由波斯和阿拉伯國家傳入歐洲。從十六世紀到十八世紀,荷蘭、英國、法國等國商船又曾將中國漆器直接運往歐洲,深受歐洲各國人民的歡迎。當時傳入歐洲的漆器大多是屏風、家具和花瓶、酒具、茶具等,其中不少珍品現藏於歐洲各國的博物館內。康熙時法國傳教士李明等還曾在寄回本國的書信中介紹了中國漆器生產技術的情況。歐洲一些國家也曾仿製中國漆器,但直到十八世紀,法國、丹麥、奧地利、英國等國的漆器才有了較迅速的發展。隨著近代化學工業的興起,出現了各種化學合成漆並得到了廣泛的應用,但中國天然漆及傳統漆器尤其是漆工藝品的一些優良性能和裝飾效果,仍然是合成漆所難以企及的。
明代的煤炭
明代采煤業的發展
煤炭業在宋代發展到一個高峰之後,進入元代沒有明顯的變化,隻是用煤更加普遍。對此,元代來華的意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1254—1324)、摩洛哥旅行家伊本·拔圖塔(1304—1377)都有過描述。《馬可·波羅遊記》中這樣寫道:“整個契丹省到處都發現有一種黑色石塊,它挖自礦山,在地下呈脈狀延伸,一經點燃效力和木炭一樣,而它的火焰比木炭更大更旺。”伊本·拔圖塔在他的旅遊見聞中說:“中國及契丹之居民,不用木炭,而用一種異土,以作燃料。此種之土,乃天然之產。……燃時亦與炭同。火力比炭尤烈。”馬可·波羅來自歐洲,在中國做官和遊曆達十七年之久,到過陝、甘、晉、冀、魯、蘇及新疆等省區,伊本·拔圖塔一生遍遊穆斯林世界,到過印度、錫蘭和中國的許多地方,這兩位見多識廣的歐非旅行家,看到中國采煤、用煤那樣普遍,幾乎到了“到處都有”的地步,非常驚歎。但是,在他們的語言文字中卻尚未有“煤炭”一詞,隻能稱煤為可燃燒的“黑色石頭”或可作燃料的“一種異土”。從這裏我們也可以作一簡單推論,歐洲、非洲及亞洲的印度等國,在十三至十四世紀時,用煤遠遠不如中國普遍,這些地區和國家的用煤曆史不會比中國更長,從而間接說明,中國是世界上發現和利用煤炭最早的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