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們破案要憑證據，不能隨口亂說，這可不是鬧著玩的，人命關天的大事，你們千萬不要冤枉好人啊！”吳新良有點反客為主，對民警說教著。
“我們吃飽撐的，和你沒冤沒仇，費這麼大工夫去逮你，你不要再熬時間，我們沒工夫陪你，作為漢子要敢作敢當才對！”民警愈加不耐煩。
屋內很靜，雙方的對峙顯得僵硬和尷尬。“既然你這樣講了，我也和你們講清楚，我不認識什麼陳偉的父母，更沒有殺人。別說我和陳偉是生意夥伴，就是陌生人，我也不會做出殘害無辜、喪盡天良的事情。我文化再低，‘老吾老以及人之老’這個道理我還是懂的，我根本沒見過陳偉的父母。”吳新良語氣中帶有怒氣。兩位訊問民警互相看了一下，然後一起轉向吳新良。“三個月前，陳偉父母明明乘車到你們公司去的，是陳偉為他們買的車票。你怎麼解釋這件事？”一民警質疑吳新良。“那我就不清楚了。本來我們在寶洲簽好的合同，講好各自回去準備資金，然後在寶洲碰頭的。可左等右等，等不來陳偉，我們納悶他是不是改變主意了，但也該和我們打個招呼，怎麼能擅自變卦呢？我和我店裏的馬勇就給他打電話，可始終關機聯係不上。我等不及了，眼看著我兒子結婚的日期快到了，我就回老家了。孩子事辦完後，我就幫助我的父母親在家門口經營起一個小百貨店，打發父母親晚年無聊的日子，我也就一直沒到寶洲去。誰知前天父母騎三輪車進貨，竟被一輛小貨車碰……我可憐的父母啊！我對不起你們呀……”說著，吳新良大哭起來。
“最近可有人給你打電話？”民警問。“前些日子寶洲店旁邊的朋友打電話對我說，有警察到公司來找我。”吳新良停止了哭泣。“你的意思是你與這起案件無關？”民警說。“無關也好，有關也好。反正我不至於去傷害我朋友的親人吧，你們應該會查清我的身份，我是一名農民的兒子，我最起碼具備農民的最基本的道德和素質吧？我不講自己多好多善，但農民的後代還去殘害農民，良心真的被狗吃了，你們說對不對？”吳新良講得很誠懇，沒有違心的跡象，說完靜靜等著對麵民警的評判。
“你回家後一直沒去過寶洲嗎？”“沒有，你們找到我之前都在家。我給店裏馬勇交代，一旦陳偉或者家人去寶洲，讓他給我電話，結果一直沒有等到馬勇的電話，就一直在家待著。我打過馬勇電話問陳偉的情況，他講那次簽過合同分手後就再也沒見到陳偉。”吳新良的表情再次讓民警心中犯了嘀咕，難道除吳新良之外，還有其他人參與此案，案件又出現了新的情況？
“那你一直在家，有人能夠證明嗎？”民警問。“我的家人和鄰居都能證明我從寶洲回來後沒出過門，你們去了解一下就知道了。”吳新良自信地看著民警。“你以前店裏總共雇了多少人，吳新良？”民警說。“一個男的，兩個女的。男的是外地人，懂鹵製手藝，女的是本地人，給他打打下手。我負責在外麵聯絡進貨和銷售，不怎麼具體問店裏事，所以遇到陳偉後就想把生意做大點。”吳新良遲疑了一下回答，他自己忽然覺得店裏的馬勇似乎有什麼不妥。“你和馬勇是怎麼認識的？”民警問。“我們是通過寶洲街上一個朋友介紹認識的。我們以前經常在一起打牌，後來就熟了。這個朋友講他會手藝，臨時又沒事做，就介紹他在店裏幫我照應生意。我看他還算老實，就把他當了朋友。”吳新良越講越感到不對勁。
“你打電話給他，別的可說什麼了，你可知道他現在在哪？”民警進一步問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