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國梁自傳《與球共舞》（一）
（一）父親的夢
這個場景重複過多少次，我想我已記不清了。從5歲開始打乒乓球，到現在大大小小地拿了乒壇所有該拿的世界冠軍，我總是在做這個動作。
似乎從一生下來，我便注定了要與乒乓球結緣。
我的父親劉占勝是河南新鄉市體委的乒乓球教練。父親非常熱愛乒乓球，所以給哥哥和我分別取名為“國棟”、“國梁”，希望我們長大了能為國爭光。從我和哥哥很小的時候起，父親就開始有意識地對我們進行身體訓練，也算測試吧。至今還記得父親在屋裏垂下一根線，線上栓著一個乒乓球，讓我們練習擺動作。還有什麼打手、眼珠隨行等等，訓練我們的靈敏度和眼神，因為打乒乓球的人，眼神也是非常重要的。在這類遊戲中，父親發現我的反應比一般小孩都快，就更堅定了讓我打球的決心。
童年的一切都同乒乓球聯係在一起。爸爸把他所有能找到的有關乒乓球的資料都找來給我和哥哥看。當時中國大概拍過兩部有關乒乓球的影片，一部是《乒乓之路》，還有一部記不太清了。父親都領著我們去看了。又給我們買了書《乒乓群英》，每晚臨睡前都要講乒乓球運動員如何刻苦訓練奮力拚搏的故事。印象最深的是容國團，還有“不拿世界冠軍死不瞑目”這句震撼人心的話。父親的苦心沒有白費，從我懂事起，幼小的心靈中除了“當世界冠軍”外幾乎再沒有別的念頭，打球乃是天經地義的事情。
（二）“我真想拿塊金牌玩兒！”
4歲多時，在我即將正式開始我的“乒乓生涯”時，父親把我帶到了北京。新鄉出過一個世界冠軍張立，她後來和國家隊的另一位世界冠軍李振恃結了婚。父親認識張立阿姨，把我帶到了她家裏。一進門，就看見了一個好高好漂亮的大玻璃櫃，玻璃櫃輝煌燦爛，裏麵擺著各種各樣的獎杯和獎牌，靜靜地閃著光。
我癡癡地站在櫃前發呆，甚至想拿一塊出來仔細看看，把玩把玩——當然，也知道那是不大可能的事。我多想自己也有這麼一個”寶貝”啊！
從張立阿姨家出來，爸爸故意問我：
“怎麼樣，漂亮吧?”
“真漂亮！爸，我真想拿塊金牌玩兒！”
“想玩啊，那你就好好打，也當世界冠軍！”
6歲時，我進了新鄉市業餘體校，正式跟著父親學打球。父親為我們哥兒倆製定了非常周密的訓練計劃。當時因為我們個子小，在標準球台上打得踮起腳尖。父親擔心這樣會影晌我們的技術動作變形——正是打基礎的時候——便請體委的人按比例縮小，做了兩張小球台。直到後來我進了八一隊，人家都說我的基本動作規範，這跟父親的兩張小球台，有著不可分割的聯係。
（三）彈弓和廣東香腸
現在回想起來，小時候練球還真是苦。上小學後，每天下午放學就直接練球去。我就讀的新鄉市人民路小學跟體委隻一牆之隔，4點多下學一直練到晚上9點多才回家。
父親管我管得特別嚴，為此別人曾經有過意見，說他怎麼隻管自己的兒子。然而父親認定了我在乒乓球上有天賦，在我的訓練上下了不少工夫。比如說一堂訓練課兩個半小時，而小孩子的注意力是不可能集中那麼長時間的，父親就在一堂課裏不斷地翻“新花樣”，以此來吸引我們的注意力，並且父親還不斷地設立各種獎品以“引誘”我和哥哥好好打球。記得那時的獎品真是五花八門，從廣東香腸到彈弓，簡直什麼都有。
說起彈弓，還想起小時候的一段故事來。我和哥哥曾經擁有兩把世界上最漂亮的彈弓。那是爸爸為了獎勵我和哥哥的好成績，特地請廠裏的師傅用不鏽鋼的邊角料做的。弓身鋥亮鋥亮，還纏著彩色的塑膠線，跟周圍的小夥伴木頭的彈弓一比，嘿，別提有多神氣了！那簡直是我和哥哥的驕傲之一。
有一回訓練完了回家的路上，我和哥哥為了一個球爭起來了。兩人都爭相說：“我肯定能贏你！”“肯定是我贏你”兩個倔蘿卜幹說著說著動起手來，掏出彈弓互相射擊。這一射不要緊，就聽見“嘩啦”一聲——鄰居的窗戶玻璃被我們打碎了一塊。
我倆溜回家，抖抖索索地等父親回來，肯定會有人跟他告狀的。果然一會兒父親回來後，沒收了我倆心愛的彈弓，可是看起來他卻並不是很生氣，隻是談談地說了我們兩句就完事了。唉，隻要不涉及到乒乓球，父親一向是溫和寬厚的。
打球時的父親比誰都嚴厲。在我的印象中，我和哥哥從來沒有過周末。一到星期天，別的孩子都出去玩兒，而星期天對我倆來說卻意味著更苦更累——好容易有個時間全天訓練了。一年365天，除了大年初一上午要去姥姥、奶奶家拜年不用訓練外，我和哥哥都跟隨著父親在體委的乒乓球台上一拍一拍地揮灑著汗水。
說來也怪，我一向是個比較淘氣的孩子，可訓練再苦我都沒掉過鏈子。也許是因為乒乓球對於我來說有太大的魔力，對於它，我總有問不完的問題。“為什麼這樣打?”這是我問得最多的一個問題，而父親每次都耐心細致地跟我解釋，直到我弄通了為止。
可我畢竟還是個孩子，當然會有“犯錯誤”的時候。有一次不記得是怎麼了，反正好像是訓練練中溜號了吧，父親狠狠地訓了我一通，說到生氣處還踢了我一腳，好像是要揍我的樣子。我真是嚇壞了，然而心裏的那點小聰明又告訴我，父親其實是非常“寶貝”我，不舍得打我的，擺出那架子來不過是要嚇唬嚇唬我。於是後來那天我練球的時候特別乖，跟在父親身後一張球台一張球台地轉，轉到後來父親的氣也消了，又開始說起技術動作來。
（四）“世界冠軍要有大將風度”
從小練球，父親教我的不僅是技術，還有風度氣質。那時候新鄉的乒乓球運動開展得非常好，父親每年要組織好幾次不同年齡、不同層次的業餘乒乓球比賽。父親還老把我們這撥業餘體校的小孩兒帶出去和大人們打比賽，以提高我們的水平。於是經常就會出現六七歲的小孩兒同二三十歲的大人對壘的滑稽場麵。
一次新鄉市職工比賽，我碰上的那位比父親的年紀還大，跟父親也認識，平常見了都是叫“伯伯”的。那是第一次和他打，沒想到竟毫無還手之力，一局球被人家贏了12分！輸得稀哩嘩啦的。乒乓球一局一共才21分哪！我心裏那個委屈那個不服氣呀！比完了，他還“假模假式”地走過來要跟我握手，我氣哼哼地一扭頭，走了。
父親把我叫住了：“去，去跟伯伯握握手。”
“為什麼?”
“國梁，你這種不服輸的精神是很好的，打球就是要有這種誌氣這股精氣神兒！可要當世界冠軍，不光得球打得好，還要有“大將風度”要尊重自己的對手。你不尊敬人家，人家怎麼會尊敬你呢?不管是贏是輸，都要保持良好的風度氣質。你說是不是?
我心悅誠服地點點頭，走過去跟伯伯握了握手。結果第二年，我便在這項比賽上贏了他，扳回了“麵子”。
8歲時，我和哥哥參加了河南省少兒乒乓球比賽，拿到了團體冠軍；並且哥哥拿到了單打冠軍；我則拿了亞軍。第二年、第三年又蟬聯冠亞軍。那時父親便注意到我打比賽時特興奮，競技狀態非常好，斷定我屬於“比賽型選手”。
有一天我的班主任找到父親，跟他說我非常聰明，幹脆別打球，好好念書考大學得了。父親堅定地說：“不可能！”當時我已經在河南省初露“頭角”，而父親卻已經把他的目光瞄向了中國乒乓球水平最高的地方---北京。
（五）殺進北京
1986年，我10歲。那年，父親帶著我們哥倆和他手下的另一個隊員到了北京，和北京的高手們“過招”。
我們最先去了什刹海業餘體校。這是北京最好的業餘體校，許多世界冠軍都誕生在這裏，我們打了一圈，“橫掃”什刹海；於是又轉到先農壇，到北京市乒乓隊打。現在想來，也是因為我們當時把什刹海全贏了，否則人家北京隊不可能和我們打。又打了一圈，對同年齡組我全贏了，年齡比我大一擋的贏了一個；在北京隊打完之後，我們又轉戰八一隊。一進八一隊，感覺就不太一樣了，到底是來自五湖四海的人才啊。隊員都比我大兩三歲，水平自不待言——能進八一隊的可都不是一般人。
不過我發揮得還是不錯，打了七八場隻輸了一場。這一下引起了八一隊教練的注意，於是我人尚未回新鄉，入伍通知書已經發到家裏去了。
10歲就進八一隊，這在八一隊的曆史上還從未有過先例。而八一隊的“迅速”也確實達到了“先下手為強”的效果：當時河南隊也想要我——這是他們很早就有的想法了——但是一直覺得我還小，再等等，過兩年再進。然而兩隊比較起來，八一隊名氣較大，出世界冠軍也多，管理、各方麵的條件也比較好，於是很自然地，我和父親都選擇了八一隊。
父親頂著一定的壓力把我送到了北京，那會兒河南隊對父親的這一舉動還很是不滿了一段時間——放走了一個好苗子嘛。父親和母親送我到了北京，又陪我呆了一段時間。
然而他們終歸是要走的，印象中，那天陽光燦爛，父親跟我說，中午他們要走了。我聽後半天沒支聲，好半晌才說，那我送送你們吧。
吃完飯，我和一個小夥伴一起，陪著父母去車站。一路上父親叮囑我要刻苦訓練，別像在家時那樣淘氣；要爭取多跟高水平選手切磋交流；要懂得照顧自己，吃飯穿衣可不像在家時有媽媽照顧了……我答應著，直點頭。
“回去吧。”走出八一隊大院時，父親說。
“再走一段吧。”我說。
我把父母送到車站，足足走了三五裏路。車來了，母親一直濕潤的眼睛終於控製不住了，淚水流了下來。“好了好了，”父親催促著，“上車吧。”我朝他們擺擺手，把臉扭到一邊，我不願讓父母看見我眼裏有亮晶晶的東西在閃爍。
（六）青年隊的歲月
其實我在八一隊也沒有呆很長時間，1987年，國家青年隊集訓，我便和馮哲、孔令輝等一起成為其中的成員。
國家青年隊原本的年齡線是十五六歲，可我們那一拔都是十二三歲。這個“提前招生”的決定是由當時的國家隊總教頭許紹發提出來的，曾遭到了不少人的反對。據說開全國教練員大會時，許指導多次被“炮轟”。
當時的我們自然是不知道這些的，也沒有太多心思去想這些。記得我到青年隊的那天，看見馮哲——當時馮哲是我們這撥裏打球最好的——心想：上海隊這小孩球不錯。到了中午孔令輝到了，挺高興地跟他打了個招呼。因為之前他們在無錫集訓八一隊也去了，我還跟他打了一場比賽，當時是我贏了他。心裏就感覺：哦，這個跟我水平差不多，我不怕他。
那時我、孔令輝、馮哲，還有一個湖北的小孩，四個人住一屋。幾個十來歲的臭小子住一塊兒還有什麼好事嗎，自然是比賽著怎麼淘氣了，那個小房間差點兒沒讓我們折騰成“兒童樂園”。
熄燈了，我們屏住呼吸，手裏捏著中午從食堂偷帶回來的桔子皮，開始打鬧，互相亂砸。一時間桔皮紛飛，孔令輝嚷嚷問是誰砸了他，“凶手”馮哲就喊是劉國梁……諸如此類，互相推諉互相“陷害”。玩著玩著就逐漸從“四強混戰”發展成“雙峰對峙”：孔令輝跟馮哲一夥，我和湖北小孩一夥，四個小家夥鬧得不亦樂乎。
“架”越打越大，聲音越來越響，終於驚動了在樓裏“巡查”的教練。麵對缺乏自覺性的我們，教練隻好讓一個大隊員住到我們房間，而把我調到了那個大隊員的房間，同三個大隊員住在一起，離開了那個小小的”兒童樂園”。
那時候，我和孔令輝，還有現在在瑞典的黃大偉三個人特別好，經常湊一塊玩兒。都是小孩兒嘛，也沒多少錢，每到星期四下午調整的時候，三個人就把錢湊到一堆兒，數數。要多呢，就出門打個車到前門，吃燒麥。那會兒是誰發現一個吃的地方就去那兒。到了那兒之後，錢多的人就去買燒麥，錢少的人就去買水，沒錢的人就去端。現在想想，那時候的錢也不知道是哪兒來的，家裏給點兒，隊裏發點兒補助，反正誰有錢誰就先花。我們開玩笑，說是從小就過上了“共產主義”的生活。
剛進青年隊的時候，也就是1987年的北京集訓，當時一共是22個人集訓，馮哲排第一。我那時的成績不是特別好，和孔令輝、張勇、王飛差不多。第一次打的時候還不錯，排在中上遊；後來就不行了，因為實力在那兒，也就是個中遊水平。再後來，青年隊調我，也就是1988年吧，八一隊不大願意放。因為他們認為
我在八一隊重點抓，對我的成長會比較有利，所以就晚去了半年。後來又集訓了三個月，這次進步比較快，三個月之後就和馮哲，包括國家隊1972年出生的那批差不多是一個級別的水平了。孔令輝也進步得比較快，集訓結束後，馮哲、他、我就到了國家青年隊的最高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