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經濟學與世界主義經濟學
在魁奈一派法國經濟學家以前，隻有在實地應用下存在的政治經濟學，那是由公務人員或行政官們來執行的；至於敘述這類問題的作者，他們所寫的隻是屬於他們自己國家的農工商業與海運業事項，完全以這一範圍為限，關於財富的起因這類問題是不加分析的，關於全人類利益這類問題是絕對不予考慮的。
首先把研究擴展到全人類、不以國家概念為考慮對象的是魁奈，普通自由貿易這個概念也是從他開始的，他把他自己所寫的那本書命名為《重農主義，或最有利於人類的支配力量》，他要求我們必須具有這樣的想法：所有各個國家的商人是處於一個商業聯邦之下的。魁奈所談的無疑是世界主義經濟，是從事研究如何使全人類獲得發展的那種科學；它與政治經濟學，即以研究如何使某一指定國家（在世界當前形勢下）憑農工商業取得富強、文化和力量的那種科學是對立的。
亞當·斯密也在同樣擴大的意義下研究他的學說，盡管重農主義者違反了自然法則，違反了邏輯，發生了嚴重錯誤，他仍然以闡述全世界範圍的商業絕對自由原則作為他的任務。亞當·斯密同魁奈一樣，對於真正的政治經濟，也就是各個國家為了改進它的經濟狀況所應當遵行的政策這方麵，卻極少過問。他把他的著作題名《國家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這裏的國家指的是全人類中所有國家）。他在他書裏的個別場合談到各種政治經濟製度時，隻是為了指出這些製度的無成效，從而證明必須以“世界主義或世界範圍的經濟學”來代替“政治的”或國家的經濟學。他雖然在這裏或那裏不時提到戰爭，但隻是偶然提到的。構成他理論基礎的是持久和平局勢的概念。為他作傳記的斯圖亞特曾明白指出，他的研究從一開頭所根據的就是這樣一個原則：“為促進公共福利而訂立的國家規章大部分是多餘的，一個國家要從落後的未開化狀態轉變到盡可能最高的進步狀態，無需什麼別的，隻需合理的租稅、公正的司法與和平。”亞當·斯密所理解的“和平”，當然是象聖皮埃爾神甫所說那樣的“持久、普遍的和平”。
薩依就曾毫無掩飾他說明，為了理解普遍自由貿易這個概念，我們必須具有這樣的想象，一個世界範圍的共和國是存在的。這位作家主要所努力的是就亞當·斯密所提供的材料形成一個體係。他在他的《實用政治經濟學》第六卷（第288頁）裏坦率說明：“我們考慮的範圍可以是屬於以族長為首的一個家族的經濟利益，有關這方麵的觀察和原則所構成的是私人經濟。但是屬於整個國家、不論是對這些國家本身或與別的國家有關的那些原則，它們所構成的是公共經濟。歸根到底，政治經濟學所研究的是一切國家的利益，是全體人類社會的利益。”
這裏並須注意的是，首先，薩依承認在他所使用的“公共經濟”這個名詞下，國家經濟或政治經濟是存在的，但他在他的著作裏並沒有談到這些；其次，他把在政治經濟這個名詞下所包含的內容歸納到一種學說，這種學說顯然是世界主義性質的；結果他在這個學說中所談的始終隻是以整個人類社會的利益為唯一對象的經濟，並不顧到各個國家的不同利益。
所謂“公共經濟”，老實說，它的內容應當沒有別的，隻是屬於某些指定國家的經濟，也就是真正的政治經濟；如果薩依在向我們說明他所說的政治經濟是什麼（實際上沒有別的，隻是世界主義的、世界範圍的或屬於全人類的經濟）以後，使我們知道當他談到一些學說的原則時他喚作“公共經濟”的是什麼，那麼這種在名詞上的代用，原也可以存而不論。
但是當他給這種學說下定義並加以引伸時，簡直無法避免從國家的概念和性質開始，這就必然要使所謂“全人類經濟”發生實質上的改變；因為現在人類還是在不同的國家下互相分開的，各自在它共同力量和利益下結合在一起，各不相謀，而且與那些在天賦自由權的行使上彼此對立的其他同樣的社會不同。他用政治經濟的名稱來稱呼他的世界主義經濟時，在這一點上並沒有作出說明，由於這種名詞上的移動，跟著就發生了意義上的移動，這樣就掩蔽了一係列最嚴重的理論錯誤。
一切後來的作家都陷入了這個錯誤，不能自拔。西斯蒙第也把政治經濟學明白他說成是“以造福人類為使命的科學”。亞當·斯密和他的後繼者在這一點上所教導我們的，主要也就是魁奈和他的後繼者所已經教導過了的。《方法評論》裏一篇文章談到重農學派時所說的話幾乎與亞當·斯密一派的話如出一口，它說：“個人福利是完全依存於全人類福利的。”
就亞當·斯密所了解的，美國倡議自由貿易最早的是哥倫比亞學院院長托馬斯·庫柏，他甚至否認國家的存在，把國家說成是出於“字麵上的創造”，隻是為了避免表達時的多所周折而設的，除了存在於政治家的頭腦以外，並沒有實際的存在。庫柏在這一點上的主張是非常一貫的，實際上他的態度比他的前輩和老師們還要徹底得多；因為這是很明顯的，如果承認了各個國家以及它們各個性質和利益的存在這一點，這就立刻有必要按照這些各自不同的利益來考慮修改屬於人類社會的經濟學，如果庫柏的意向所在是要把這類修改說成是錯誤的，那麼在他的一方麵最聰明的做法就莫過於從頭否認國家的存在了。
就我們這方麵來說，我們絕對不是要把流行學派主張的世界主義經濟理論一筆抹殺；但是我們認為政治經濟，或者象薩依所說的“公共經濟”，也應當科學地加以發展；可是我們還認為對事物應當給以正確的名稱，這樣總比使用意義相反的名稱要好些。
我們如果想對於邏輯、對於自然法則信守不渝，那就必須使個人經濟不與社會經濟相混淆，關於後一項，又必須把政治經濟或國家經濟與世界主義經濟劃分開來。政治經濟或國家經濟是由國家的概念和本質出發的，它所教導的是，某一國家，處於世界目前形勢以及它自己的特有國際關係下，怎樣來維持並改進它的經濟狀況；而世界主義經濟產生時所依據的假定是，世界上一切國家所組成的隻是一個社會，而且是生存在持久和平局勢之下的。
如果象流行學派所提出的那樣，我們的確有一個包括一切國家在內的世界聯盟作為持久和平的保證，那麼伺際自由貿易原則似乎是完全正確的。就個人來說，他爭取個人發展時所受到的束縛越少，同他自由往來的那些人人數越多，財富越大，他個人活動的範圍越廣，則為了爭取進一步發展，對於他先天的稟賦、後天的知識和才能以及供他支配的自然力量，利用時就越加容易。個人如此，就各個社會、地區和國家的情形來說，也是如此。就美國的各州、法國的各縣、德國的各聯邦來說，說是與其把它們聯合起來彼此進行自由商業往來，不如用內部地方關稅把它們互相隔開更為有利，隻有傻子才會這樣想。
大不列顛三王國與愛爾蘭的聯合，使全世界看到了一個顯著的、無可反駁的例證，在聯合國家之間的自由貿易是具有無限效能的。假使世界上其他一切國家也在同樣情況下聯合起來，則全人類由此所獲得的進展和幸福將達到何種程度，就是最豐富的想象力也難以描畫。
毫無疑問，世界聯盟和持久和平的觀念是受到常識和宗教的擁護的。如果個人之間的爭鬥認為與理性相違背，那麼國家之間的爭鬥受到同樣譴責時，在譴責的激烈程度上應當擴大多少倍？社會經濟學能夠從人類文化史提出的證據，說明全人類在正義的法律之下聯合起來是合情合理的，看來在人類健全的理智之前，這一證明是最為明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