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產力理論與價值理論
亞當·斯密把他的名著命名為《國家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這位流行學派的創立者在這裏所表示的是一種雙重觀點；國家經濟同各個人的私人經濟一樣，是應當在這種雙重觀點下來考察的。
財富的原因與財富本身完全不同。一個人可以據有財富，那就是交換價值；但是他如果沒有那份生產力，可以產生大於他所消費的價值，他將越過越窮。一個人也許很窮；但是他如果據有那份生產力，可以產生大於他所消費的有價值產品，他就會富裕起來。
由此可見，財富的生產力比之財富本身，不曉得要重要到多少倍；它不但可以使已有的和已經增加的財富獲得保障，而且可以使已經消失的財富獲得補償。個人如此，拿整個國家來說，更加是如此（例如，國家是不能僅僅靠著收租過日子的）。德國過去每一個世紀總要受到疾病、饑荒或內訌、外戰的摧殘，但是它總能保持住大部分的生產力，因此每次受到打擊以後，總是能很快地恢複到一定程度的繁榮。西班牙原來是既富且強，不過是備受專製和佰侶勢力的折磨的，雖然它的國內環境比較地和平，但是總不能擺脫貧困，而且越陷越深。照耀著西班牙人的還是同一個太陽，他們所據有的還是同樣的領土，礦藏還是同樣豐富，他們還是與美洲發現以前、與宗教法庭成立以前同樣的人民；但是這個國家逐漸喪失了它的生產力，因此日趨貧困。美國在獨立戰爭中喪失了無數資財，但是它贏得了獨立以後，生產力有了無限提高，隻是由於這個原因，使它在和平以後短短幾年之內，就在財富上獲得了空前大規模的增長。如果我們把法國在1809年與1839年的情況作一對比，後者的有利情況要勝過前者多少倍！盡管如此，法國在這一過程中卻喪失了歐洲大陸很大一個地區的主權，遭到了兩次破壞嚴重的侵略，付出的戰費和賠款達數十億法郎。
象亞當·斯密具有這樣明徹理解力的一個人，說是會完全不理會到財富與財富原因之間的差別以及這類原因對國家狀況的莫大影響，那是不可能的。在他那部書的緒言裏，他曾明白、剴切地這樣說：“勞動是任何國家財富所由產生的泉源，要增加財富，依靠的首先是勞動的生產力，也就是國家所一般使用的勞動的精巧、熟練和鑒別力程度，其次是從事於生產勞動者與不從事於生產勞動者的人數的比例。”由此可見，斯密對於國家狀況主要決定於生產力的總和這一點，看得何等清楚。
但是，使完整的科學端端正正地從個別思想家的腦海裏一下子湧現，看來並不是造化的計劃。斯密顯然完全被重農學派的世界主義觀念、“普通自由貿易”和他自己的偉大發現“分工”迷惑住了，所以對於生產力對國家的重要意義這一點不再能有深切體會。不管他著作的其餘部分對科學作出了多大貢獻，他似乎認為“分工”這個概念是他思想上最卓越的一點。他是打算靠了這一點使他的著作問世以後能哄動一時，使他自己能揚名後世的。
他是深通世故的，他不會不懂得這個道理，不論哪一個，如果有一粒寶石要出賣，把它埋在一袋小麥裏帶到市場總不是最好辦法，雖然小麥是極有用的；聰明的辦法莫過於把這粒寶石擺在最顯眼的地方。他是廣有閱曆的，因此他不會不懂得，一個初出茅廬的演員（他的書出版時，他在政治經濟學方麵所處地位就是這樣），如果在登場第一幕就顯一下身手，博一個滿堂采，那未後來幾幕即使平平而過，也比較地容易獲得諒解；他是蓄意要把分工原則作為書中的緒言與讀者見麵的，斯密的打算沒有落空，他那部大作的開宗明義第一章就使他站穩了腳步，成為經濟學權威。
但是在我們方麵卻深信我們能夠證明，正是要把“分工”這一重要發現擺在顯著地位的這種熱情，妨礙了亞當·斯密，使他不能深入探討“生產力”的思想內容，使他不能用更完善得多的形式來表達他的學說——雖然“生產力”這個名詞在他的緒言裏並不是沒有露麵，以下也常常見到，但隻是偶然提及的。雖然他自己曾清楚地看到，也曾明白表示，勞動生產力主要決定於完成勞動時的技巧與鑒別力程度，但是由於他對“分工”概念的過度重視，就顯然趨入了歧途，把勞動本身看成是國家財富的”泉源”。我們要問，如果一種現象，它本身就是許多深一層原因的結果，而我們卻把這種現象說成是起因，這難道可以認為是科學的推理嗎？毫無疑問，一切財富總是由腦力和體力（勞動）得來的，但是並沒有理由說是由這一事實就可以得出有用的結論；因為曆史告訴我們，曾有許多國家，它們的國民盡管克勤克儉，還是不能免於貧困，有些國家由貧窮落後的地位進入富強，有些則由富裕與幸福的狀況淪入貧困，凡是對這樣的演變想試究一下原因的，當他聽到了勞動造成富強、怠惰造成貧困的道理以後（其實所羅門王在亞當·斯密之前早就提出了這一點），總是不禁要再問一下，勞動的起因是什麼，怠惰的起因又是什麼呢？
我們說財富的起因是勞動，說得與事實更近一些，也就是起因於人的頭腦和四肢；於是接著就發生了這樣一個問題，促使頭腦和手足從事生產、從事於這類活動的是什麼？我們說，這是對個人有鼓勵、激發作用的那種精神力量，是使個人在這方麵的努力可以獲得成果的社會狀況，是個人在努力中能夠利用的天然資源；除了這些還有什麼呢？當一個人感到必須為未來作準備時，他對於這一點看得越清楚，他的智力和感情對他所起的激勵作用就越大，從而促使他要為與他關係最密切的親人謀未來的安全，提高未來的幸福生活；他如果從少年時起就慣於作遠慮，慣於積極活動，他在這方麵的習慣越鞏固，他的高尚感情就越加發展，身心就越加獲得了鍛煉；他從小所看到的榜樣越好，他利用他的身心力量以改善他周圍情況的機會就越大；他的正當活動所受的束搏越少，已往努力的成就越大，所獲得的成果越鞏固，他的有組織、守紀律的活動就越加能夠博得社會的同情和尊敬，他的心情由於偏見、謬論、迷信、無知等而受到的打擊也越少；在這樣的情況下，他的身心力量對生產目標將作更大的發揮，將獲得更大的成就，對於他已有的勞動成果也將作更加圓滿的利用。但是所有上述這些方麵，主要還是有賴於個人所處的社會狀況的。談到社會狀況，這就是說，科學與藝術是否發達；公共製度與法律對於宗教品質、道德和才智、人身和財產安全、自由和公道這些方麵是否能有所促進；國內的物質發展、農工商業這些因素是否受到一視同仁的、相稱的培養；國家是否有足夠強大的力量，可以保障它的國民在財富和教育方麵世世代代發展下去，可以使他們不僅能夠充分利用本國的天然資源，而且通過國外貿易和殖民地的占有，還能夠把國外的天然資源供他們自己來利用。
亞當·斯密一般說來，對於這些力量的本質極少認識，甚至不認為維持法律與秩序、培養和促進教育、宗教、科學、藝術的人的精神勞動具有生產性。他的研究隻是限於創造物質價值的人類活動。關於這一方麵的勞動，他當然也認識到它的生產力是取決於進行勞動時所運用的“技巧與鑒別力”的；但是當他研究到這種技巧與鑒別力的起因時，他隻說到分工為止，他用來說明這一點的隻是交換、物質資本的增加和市場的擴大這些因素，因此他的論點很快就越來越深地陷入於唯物主義、狹隘觀點和利己主義。假使他不是把全部精神貫注在“價值”、“交換價值”那些概念，而同時還能夠注意到“生產力”概念，他就會看出，要解釋經濟現象，除了“價值理論”以外，還必須考慮到一個獨立的“生產力理論”。他走錯了路，他要從物質環境和狀態來解釋精神力量，就由於這一點，他奠定了這一學派的種種錯誤和矛盾的基礎（關於這一點我們隨後將有所論證），一直相沿至今，政治經濟學說所以會使最富於理解力的人望而卻步，原因就在這裏。斯密學派的教導，除了價值理論並沒有什麼別的，這不但是由於它的學說處處以“交換價值”這個概念為依據，而且由於它對它的學說所下的定義。據薩依說，這個科學所教導的是，財富或交換價值是怎樣生產、分配和消費的。這樣說，他所指的那個科學，與生產力的怎樣興起和發展以及怎樣受到壓迫和摧殘這些方麵當然沒有關係。麥克洛克直截痛快地把這個科學叫作“價值科學”，近來英國作家們則稱之為“交換科學”。
私人經濟裏的一些例子，是最足以說明生產力理論與價值理論之間的差異的。
假定有兩個家族，家長都是地主，這兩位家長每人每年可以積蓄一千泰勒，各有五個兒子。前一個家長將他的積蓄存儲生息，叫他的兒子從事於普通力作，而後一個則將積蓄用來培養他的兒子，把其中兩個教育成為有技術、有知識的地主，使其餘三個各隨著他們自己的興趣學習一種行業；前一個家長是按照價值理論行事的，後一個的行動依據是生產力理論。前者在他臨終的時候，單單就交換價值來說，可能比後者要富裕得多，但就生產力來說，情況卻完全不同。後者把他的地產分成兩份，由於管理方法的改進，結果每一份的產量相等於原來兩份的共有產量；而其餘的三個兒子由於各有專長，獲得了豐富的生活資料。前者的地產將分成五份，每一份的生產方法都一仍舊貫，結果五個部分的總產量比前毫無增益。後一家族在精神力量和才能上獲得了巨大的、種種不同的培養和發展，而且一代一代傳下去，獲致物質財富的力量將有增無已；而前一家族地產愈分愈小，愚昧和貧困情況的演進就勢難避免。因此奴隸主由於奴隸的繁殖，他所占有的交換價值有了增加，但後代的生產力卻被他所毀滅。所有關於下一代的教養、公道的促進、國家的防衛等等支出都是對於現有價值的消耗，而目的是在於生產力的增長。一國的最大部分消耗，是應該用於後一代的教育，應該用於國家未來生產力的促進和培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