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論據以含糊籠統的說法為依據，因而是根本錯誤的，他在論述中舉了一個例子，要想證明因為在蘇格蘭用人為方法從事製酒這一措施的不足為訓，所以用人為方法建立工業也是愚蠢行為，這個例子也是根本錯誤的。
他把一個國家資本形成的過程，縮減到了一個收租者私人的動作，收租者私人的收入是取決於他的物質資本價值的，他隻有把他的儲蓄重新轉化成資本才能增加收入，除此以外別無他法。
他沒有看到，這種儲蓄理論，就商人的地位來說是完全正確的，如果由整個國家來遵行，就必然要使國家陷於貧困、粗鄙、無能和腐化。既然人人竭力從事於儲蓄與節約，生產的動機就不再存在。既然人人隻是致力於交換價值的累積，生產方麵所需要的精神力量就要漸告消失。假使作為一個國家的國民，都是象這樣一些頭腦不靈的守財奴，那就會為了怕負擔戰爭費用而放棄對國家防衛工作的注意，隻是在受到敵國欺淩，犧牲了一切財產以後才會明白，爭取國家財富與收租者私人致富之道有所不同，兩者是不能相提並論的。
收租者私人，當他作為一戶的家長時，他所應當遵行的一套理論方針，與這裏所提出的店主的物質交換價值理論就必然完全不同。他對於後代在教育方麵，至少必須支出那樣多的交換價值，當管理財產的責任一旦落到他們頭上時，使他們夠進行管理。
國家物質資本建立時所采取的方式與收租者單純儲蓄的方式完全不同，也就是說，這是與生產力建立時的方式相同的，因為它主要依靠國家的精神資本與物質資本之間及農工商業資本之間的交互作用。
國家物質資本的增長有賴於國家精神資本的增長，反過來也是這樣。
農業物質資本的形成有賴於工業物質資本的形成，反過來也是這樣。
商業物質資本處處是作為一個中介者存在著，在工業資本與農業資本兩者之間起著協助與補充作用。
未開化國家，在漁獵生活下，一切東西幾乎全部是來源於天然力量，資本幾等於零。國外貿易使資本有了增長，但是在這樣的過程中（通過槍炮、火藥和子彈的作用），天然力量的生產力也就被完全破壞。儲蓄理論對一個打獵的人並無好處；在這種理論下他勢必要改行，改成一個牧羊的，否則就必然要沒落。
在畜牧國家，物質資本會很快地增長，但是隻有當天然力量對家畜能夠自然而然地供應食料時，才能獲得在這個限度內的增長。家畜以及生活資料有了增長以後，人口就會緊跟著增加起來。一方麵牛羊群和牧場隨著人口的增加，分割成越來越小的範圍；另一方麵，國外貿易對消費在發生著誘導作用。這個時候對他們宣傳儲蓄理論也是徒勞的；國家勢必要從畜牧事業轉變到農業，否則將陷於貧困。
就農業國家來說，它可以利用處於潛在狀態下的天然力量，從而增加財富，它的活動領域是廣大的，但畢竟是有限度的。
就農民自身來說，他可以貯存糧食，改進莊稼，增加牲畜；但是生活資料有了增加以後，人口總是要跟著增加的。生產愈豐饒，人口愈增加，物質資本（即耕地和家畜）也就隨著這個增進程度被增進中的人口分割得更零碎。但是靠了勤耕力作是不會使土地麵積擴大的，而且由於運輸工具的缺乏——那是我們在前一章已經指出的，由於商業往來不發達而必不可免的欠缺情況——對於土地的固有力量是無法充分利用的。還有一層，純農業國家多半感到缺乏的是，通過工業及由工業而來的商業給予國家的那些手段、智力、進取心、活動力以及社會發展，因此純農業人口不久就會達到這樣一個情況，這時農業物質資本不再能與人口的增加齊頭並進，國家的資本總量雖然在不斷增長，但個人的貧困卻越來越顯著。
在這樣情況下，國家最主要的產物就是人，他們在自己國家既然不能夠豐衣足食，就要向外國遷徒。流行學派把人看作是累積的資本，對這樣一個國家來說，這種說法是很難使它感到安慰的；因為人口輸出以後是不會引致回程貨物的，而且適得其反，將造成大量物質價值如工具、家具、貨幣等等作非生產性的輸出。
處於這樣的情況時，國內分工還沒有正式發展，要想增加物質資本（個人在物質上的富饒），顯然是既非勤懇、也非節約所能奏效的。
當然，作為一個農業國而絕對沒有任何國外貿易的情形是很少的；國外貿易，就它所發生的影響來說，關於資本的增長這一點，也未嚐不能補國內工業的匱乏，因為它由此使國外工業家與本國農民有了商業關係。但是這種事態的發生，性質畢竟是部分的，而且是缺點極大的。首先，這種商業隻限於某些大宗產品，活動地區主要隻是在那些沿海岸及通航河流一帶；其次，無論如何，這種商業關係總是極端非正規的，遇到戰爭、商情變化、貿易方麵的法製有了改變，或者遇到國外有了特大的豐收或輸入方麵的變化，這種關係是往往會中斷的。
要使農業物質資本作大規模、有節奏、繼續不斷的增長，隻有在農業國建成充分發展的工業，才能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