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答說:“沒有，先生，我還是要去參軍。”
父親點點頭並握握我的手。
在我18歲生日那大，我到波士頓宣誓進人海軍，當一名二等水兵。此後不久，我乘上一列鐵路客車南去，到北卡羅來納州接受海軍的飛行前訓練。
我人伍學飛行，像學彈鋼琴的學生不知道為什麼不能一開始就彈《藍色狂想曲》一樣，在我抵達查珀爾希爾那天，我興高采烈地戴上皮頭盔和防護鏡。由於缺乏飛行員，海軍將飛行員訓練課程縮短10個月，但飛行訓練不存在捷徑。幾個月後我才終於爬進了海軍二中隊的一架N－2S教練機——海軍的“黃禍”號，一架兩個座艙敞開式的飛機。
甚至到了那個時候，我還是有這樣的印象：我的教練以為我仍然是個毛孩子，將這麼一件昂貴的海軍設備讓我使用很不放心。
翻閱剪報簿上當時所拍的照片之後，我不好責備教練了。我是比其他受訓的人年輕——在我放單飛時，我是海軍中最年輕的飛行員。更糟的是，我看起來比我實際年齡還輕，這一點已足夠使我心中明白了。當巴巴拉來訪時——她是在去南卡羅來納上學的路上經過這裏的——我甚至讓她把自己說大一點，要她把自己的年齡說大幾個月，告訴任
何問她的人，說她是18歲，而不是17歲。
六個月前，找們在一次聖誕舞會上相遇，我現在不太記得起當時人們的穿著，但那特別的場合在我記憶中很突出。樂隊奏著格倫·米勒的曲子，我走向從紐約州拉伊來的一位朋友傑克·沃曾克拉夫特，問他是否認得舞池對麵的那位身穿紅綠相間節日禮服的女孩。他說，她是巴巴拉·皮爾斯，住在拉伊，在南卡羅來納上學。要我為你介紹一下
嗎？我告訴他這是一個人人都有的想法。於是他為我們介紹了，正在此時，樂隊指揮決定改變舞步，從狐步換為華爾茲。因為我不會跳華爾茲，我們坐著沒跳舞。幾個曲子奏過去了，我們聊著天，彼此就這樣結識了。
那是一次像小說裏描寫的那種會見。盡管那年頭大多數青年男女之間是認真嚴肅的，但也會這樣說起他們的第一次相見。3O年代末和40年代初期的青年人伴隨著現代心理學家稱之為增強了的意識，生活在不安之中。那是一段不安定的歲月，每天黃昏給人們帶來戲劇性的電台新聞廣播——愛德華·默羅發自倫敦，威廉·夏勒發自柏林——報道著一場我們所知道的擺在我們麵前的戰爭。
從我們第一次見麵到巴巴拉來查珀爾希爾探訪我的八個月期間，她和我已從單純的“嚴肅”相處進展到彼此與對方家人相見並共度時光——這對當時的少男少女們來說是跨出了相當重要的一步。在我放單飛行和接受高級飛行訓練以後，我們又邁出了重要的一步。1943年8月，她參加了布什家庭在緬因的夏日聚會，在劃船和釣魚的遊覽旅行中，我們秘密地訂婚了。秘密得連德國和日本的高級司令部都未曾察覺。當年12月，我們公
開了我們訂婚的事，雖然我們知道結婚還是幾年後的事。我在羅得島查爾斯城海軍航空站受訓的日子逐漸臨近結束。1943年秋天，我被分配到VT—5l部隊，這是一支隨時準備開赴太平洋執行任務的魚雷中隊。
在對日戰爭勝利日之後八個月，《生活》雜誌登載了一篇報道，題目叫“回到父島列島去”，講的是關於對兩個犯有戰爭罪行的日本軍官進行審判的情況，這兩名軍官被控以殺害過在小笠原群島上空被擊落的美國飛行員以及甚至更為震驚的吃了人肉的罪行。
我是在離開海軍不久進人耶魯大學作一名新生的時候讀到這篇文章的。它使我回憶起戰時我所度過的最壞時刻。
那是1944年9月2日的一天，是我們中隊VT—51從“聖哈辛托”號起飛對小笠原群島進行集中空襲的第二天。“聖哈辛托”號是海軍中將麥克米徹爾的第58特遣部隊所屬八條快速航空母艦之一。我在那天的飛行日誌上是這樣記載的：墜落海中——靠近小笠同群島——敵人行動。
在“乘機者”一項下麵是德蘭奈和海軍上尉懷特的名字，傑克·德蘭奈是我的“格羅曼複仇者”號魚雷轟炸機上年輕的無線電報務員兼尾部機槍手。威廉·G·懷特是中隊的射擊技術教官，他在那天是代替我們正式的回旋機槍手利奧·納都執行任務的。
VT—51中隊裝備有26架F6F“女妖式”戰鬥機和9架“複仇者”號魚雷轟炸機。快速而機動的“女妖式”戰鬥機，使得天空中的敵機匿跡。“複仇者”號已贏得了這樣一種聲譽，即被認為是在周圍地區最大最好的單引擎轟炸機，用來運載魚雷，下滑轟炸，反潛艇巡航以及在兩棲部隊登陸時提供空中掩護。它帶有一個三人機組——飛行員，回旋
機槍手和無線電報務員兼尾部槍手或叫“蟹刺”，還有200O磅炸彈的有效負載能力。
那天的目標是父島列島上的一個無線電通信中心，父島列島是小笠原群島中三個島嶼之一，其餘兩個島是母島列島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時令人難忘的太平洋島嶼硫磺島。在頭一天，德蘭奈、納都和我已經執行過一次飛行任務，目標是父島列島上的高射炮陣地。我們炸掉了一些，但還不夠。在島上深挖地下掩體的日本人仍然有強大的防空後備力量。
德蘭奈、納都和我遠在國內時，當VT—51第一次歸屬“聖哈辛托”號時就在一起了。
我們曾在威克島、帕芳島、關島和塞班島的上空執行飛行任務，也執行了許多次緊急命令，其中包括一次在海麵上的迫降行動，我們都安然無恙。那次迫降是因為我們的飛機出現了漏縫，而當時飛機上運載著打算對付敵方潛艇的四個深水炸彈。你怎樣把腹下帶有四個500磅炸彈的一架“複仇者”號魚雷轟炸機降入水中呢？要非常小心，令人
緊張得腎上腺素在體內奔流著，嘴上在祈禱，食指和中指交叉成十字。
在科珀斯克裏斯蒂和沿東海岸進行的飛行訓練中，我們曾學過如何測定風速和海浪高度。我得知風速約每小時15海裏和海麵上有相當大的風浪之後，將飛機的頭部盡可能調高而不冒失速的風險。我們降落時讓尾部在下麵，這樣我們就可以用機翼滑行，一俟飛機下沉，已將救生筏充氣並開始劃槳。
我們覺得幸運。在數秒鍾內當飛機的魚雷因其保安設備承受不住水下的壓力而爆炸時，我們甚至更覺幸運。然後，大約過了30分鍾，這次迫降事故得到一個愉快的結果，即美國艦船“布朗森”號驅逐艦看見了我們的救生筏並將我們救起。
像大多數“複仇者”號魚雷轟炸機飛行員那樣，我喜歡這種同心協力的精神和同事之間友誼和忠誠的表現，這些已經成為三人機組的一個組成部分。我跟我的飛機已經形影不離的了，所以為它取了一個諢名，叫“巴巴拉”。
“複仇者”號轟炸機的飛行速度並不快，非官方的海軍界以“低而慢”來描繪它。正如利奧·納都曾經描述的那樣，這種轟炸機“下降速度比它飛行還要快”。其巡航速度約每小時140海裏，在航空母艦上降落時可減速至小於每小時95海裏。但是，它是堅實的，而且是平穩的，它堅實而平穩得足以即使在不良的降落中也容許飛行員有一點誤
差。回顧飛行訓練時，我從一開始就喜歡這種魚雷轟炸機所給予的挑戰，喜歡俯衝向下飛近水麵以及開足馬力飛行的激動場麵。
沒有任何事情可以同一架飛機在航空母艦上降落相比擬。開始時，它是那麼令人可怕，但很快你就習慣了。“聖哈辛托”號是一條新型的輕量級航空母艦，在它的經過改裝的巡洋艦船身上有一條很狹窄的飛行甲板。下降時要集中全力作一緊促轉彎飛入船尾，然後沿著著陸航線飛行，並注視著信號軍官是否搖動他的槳形信號工具，以便讓你知道
飛得太高或太低。你要是把飛行“姿態”變動一下，就會墜入海中或墜毀在甲板上——像我有一次看到的一架“女妖式”飛機的飛行員，他從關島飛行返艦時，沒有掛上艦上的著陸攔機索而墜毀。
我們中隊在一次出擊後正在進艦：首先是“複仇者”號進人，然後是那些戰鬥機。我已經降落了，並站在甲板上觀望著，那時看到一個飛行員把他的節氣閥向前緊壓，試圖再行升空，但失去了空速。他的飛機打了個轉，直到撞到一炮位才停住。那位炮手被甩了出來，炮手的一條仍穿著鞋子的斷腿就在幾碼遠的地方顫抖著。40多年後的今天。
此情此景仍在我眼前出現。
當此不測之事發生時，中隊的另兩名成員在我旁邊。我們都深知戰鬥的風險，說不定什麼時候會失去親密的朋友：我第一位同房間住的同事吉姆·懷克斯有一天在執行一次例行反潛艇巡航任務中一去不複返。但我們沒有人看到過死亡離我們那麼近，來得那麼突然。有四個水兵幾秒鍾前還和我們在一起，僅在一次偶然的意外事件中送了命。
後來，為了打破緊張局麵，主管甲板上船員的海軍軍士長走過來，大聲發令道：“咳，你們這些家夥，快給我幹活去。還有些飛機在上麵，它們無法在這樣一團糟的地方降落。”戰爭似乎有它自身的一套反常的邏輯。
9月2日早晨，6點多，我在待命室接受第二天空襲父島列島的最後命令。命令說，第58特遣隊南飛後改為由海軍上將“公牛”哈爾西管轄下的第38特遣隊。這一轉移計劃在空襲父島列島後立即進行。這意味著，如果我們要把小笠原群島上敵人的簡易機場和通信設施炸掉的話，日期就定在當天。
無需有人來提醒我們，此行是艱難的。在頭一天，我們曾飛入敵方強大的空防炮火區，並損失了一架飛機。小笠原群島距東京600英裏，是一個關鍵性的補給和通信中心。日本人為了拖延戰鬥的時間，已深挖了地下掩體。我們意識到，我們越接近敵人的老巢，遇到的抵抗也就越猛烈。
當特德·懷特走近我，要求在此次空襲中暫代回旋機槍手時，他是知道這一點的。特德是同我有私交的一個朋友。我們兩家過去在家時就彼此熟悉。作為射擊技術教官，他想在實地戰鬥條件下檢驗一下裝備的性能。
我們預定在7點15分起飛。我看了看手表對他說，“你必須快一點，隻要機長同意，納都是不會介意的，我當然也同意。”
在此次飛行任務中，機長是海軍少校唐·J·梅爾文，他自VT—51中隊成立以來就
一直領導這個中隊。唐·梅爾文30歲出頭，是一個飽經風霜的飛行員，他知道有關海軍飛機應該知道的每件事。他是一個冷靜而鎮定的領導者，使他中隊裏的青年人產生信心。戰爭結束之前，他已不止一次而是兩次獲得海軍十字勳章。9月2日那天早晨，他明確讓特德·懷特參加襲擊父島列島的任務。利奧·納都也應要求而作出離開的手勢。
我們按計劃起飛，先是轟炸機，然後是戰鬥機，有些是被彈射出去的，另一些則作全長度甲板起飛。在我套上降落傘背帶後，我的飛機被吊到彈射器上。我開足馬力，向彈射官做出手臂橫胸的信號，然後被發射升空而去。
天空是晴朗的，時而飄過幾塊雲朵，尚不能為飛行提供掩護。雖是清晨，卻像太平洋的這一地區慣常的氣候一樣顯得溫暖而潮濕。飛到該島花了大約一個小時，一路上我們一直在12000英尺的攻擊高度飛行。
我們中隊的攻擊計劃要求分三個組，每組以三架魚雷轟炸機組成，先以V字形飛行，隨後，當我們準備俯衝時轉變為梯字隊形。當我們接近目標時，從其它航空母艦上飛來的一些飛機加入了我們的隊形。
高射炮火是我曾飛進過的炮火中最猛烈的一次。日本人早已有準備地等待著。當我們向下俯衝時，他們的高射炮緊盯著我們射擊。當VT—51中隊準備好進入戰鬥的時侯，爆炸著的高射炮火散發出濃黑的煙霧布滿了整個天空。
唐·梅爾文打頭陣，一舉擊中一座無線電發射塔。我緊跟著，向下俯衝成35°角，這樣一個攻擊的角度聽起來並不大，但在“複仇者”號飛機中，就仿佛覺得你是在直往地麵衝。標圖束在我膝上，開始俯衝時，我已經找到了標區。在我進入標區上空時，我覺得四周都是炮火的爆炸黑點。突然我感到猛烈震動了一下，就好像一個有力的拳頭嘎
吱嘎吱地伸進了飛機的腹部。煙霧湧人機艙，我看到了火焰微微閃動著越過機翼的折縫，正朝著油箱徐徐蔓延。我繼續俯衝，尋找目標，投下我們的四個500磅炸彈，然後拉上飛機，直奔海上。一到水麵上空，我就進行降落前的平飛，並告知德蘭奈和懷特進行跳傘，我把飛機右舷轉動一下，以使向後的氣遊離開靠近德蘭奈座位的艙門。
直到那一時刻，除了濃煙的刺激模糊了我的視覺以外，我是處於良好的狀態。但是，當我進行跳傘時，麻煩就接踵而至。
照書本上說的，你向側翼俯衝下去，風會馬上把你從飛機上帶開去。但那時出了點毛病，似乎是風在搗鬼，或者更可能是我把開傘索拉得太早，所以先是我的頭部，然後是降落傘蓋碰撞到飛機的尾部。這是靠得很近的一次，如果再靠近一英寸，我就早已被鉤在機尾組合部件上了。而現在，那碰撞隻使我的頭部劃破了一個深長口子，傘蓋被撕
破了一部分。
因為傘蓋被撕裂了，我下落得很快，快得比我需要的下降速度還快。所有那漫長的應急訓練在此時得到了報償。第一條規則是關於在海上跳傘：降落後不要被裹在降落傘內。雖然我被碰撞得頭昏眼花，但我仍在降落的時候本能地開始解開扣帶，所以當我接觸到水麵時便輕而易舉地甩掉我的降落傘背帶。
我向四周看了看，尋找著德蘭奈和懷特，但唯一映人眼簾的是我的降落傘在遠處飄動。我的靠背座橡皮筏在這一區域中的某處，如果不是唐·梅爾文疾飛而下，然後上升，把橡皮筏的位置發了信號告訴我，我就永遠也看不到它，更不用說我能夠遊向它了。當時我並不知道，如果不是杜格·韋斯特駕著他的“複仇”號轟炸機以及我們的幾架“女
妖式”護航機的出現，即使我遊到筏子那裏，那筏子對我也沒什麼用處了，因為那時兩條日本小艇已經離開島向我駛來，準備捉我，是杜格和那些戰鬥機把日本人趕了回去的。
此時我才可能迅速遊向筏子，心裏希望著它沒有因下摔而損壞並放了氣。幸運的是，筏子是充滿著氣的，於是我攀上了筏子。不幸的是，應急用的水箱被摔裂，這樣我便沒有了淡水。杜格不知道這種情況，但他低飛時看見我的頭部在流血，就投下一個藥包。我拿到了藥包並在頭部敷抹了點紅藥水。
然後，我檢查了我的0．38口徑手槍，看它是否仍可正常使用。手槍是完好無損的，它對我會大有用處。但現在我寧願將它和50多個像它一樣的東西賣掉去換一把小小的槳。風又在搗鬼了。我的中隊已返航而去，把我一個人留在筏上。我正慢慢地向著父島列島飄去。
德蘭奈和懷特在哪裏？地平線上看不到其它黃色筏子的影子，隻有萬裏無雲蔚藍色的晴空和湧向海岸的起伏的綠色海浪。我用手使勁地劃水，但仍然不能前進一步。
我的頭仍疼，我的臂被一隻發怒的僧帽水母蜇得疼痛難忍。麻煩的是我沿途吞了幾品托鹹水，那意味著我不得不偶爾停止劃槳而靠在一邊。
我仍然活著，並有活下去的機會。問題是我的機組成員是否都還活著。在我發命令讓他們跳傘以後，他們誰也沒有什麼反應。在我與海浪搏鬥的時候，我記起了另外一些事：在空襲父島列島後，第58特遣隊正在拉出這一地區去與哈爾西的艦隊會合。唐·梅爾文或許已經用無線電將我的位置告訴了這一地區的友好艦船，但現實地說，如果那天
什麼也沒有在我麵前出現的話，我的好運可能就此與我無緣了。
半個小時過去了，一個小時、一個半小時又過去了。仍沒有來自島上的任何行動跡象，日本人沒有朝我這邊來，但也沒有什麼別的朝我而來。不知過了多久，終於我的祈禱靈驗了。從地平線上出現的倒並不是一條大輪船的影子，而是一個小小的黑點，僅僅在離我100碼遠的地方。小黑點慢慢變得大些了。先是一個潛望鏡，然後是駕駛指揮塔，
最後是一艘潛艇的船身從水底下浮了出來。
它是敵人的潛艇還是我們自己的呢？不用多長時間就會找到答案。一個長著胡子的大個子站在駕駛指揮塔的天橋上，手中拿著一樣黑色金屬的東西。當潛艇逐漸靠近時，才看清楚這樣東西是一架小型電影攝影機。
來營救我的艦船是美國“長須鯨”號。攝影愛好者原來是海軍少尉比爾·愛德華，他站在那裏拍電影。這時，潛艇繼續開到水麵上來，並有六個水兵匆匆跑到前甲板上。有一個人說：“歡迎上船，”他把我拖出了上下顛動的筏子，“讓我們下艙去，艇長說要趕快離開這個鬼地方。”我用那發抖的大腿爬下駕駛指揮塔，進人“長須鯨”號的底
艙。艙口的門砰的一聲關上了，警報器響了，艇長發出艇下沉的命令。
在狹長的軍官用餐室裏，另外三名海軍飛行員又一次歡迎我登艇。他們也是在此之前不久才被“長須鯨”號營救上來的。我默默地為我的生命得救而感謝上帝，並為我的機組成員的安全作了一次默禱。後來我才知道，傑克·德蘭親和特德·懷特兩人誰也沒有活下來。一個是與飛機一起墜落，另一個則是雖然跳了傘，但降落傘沒有打開。
作為VT—51機組的一個成員，我是隨著駕機飛行而產生的自由自在情感成長起來的。我是自己小組的一員，但和“長須鯨”號的官兵們生活在一起，我體驗到另外一種不同的協作關係和危險處境。
無論在艇上的飛行員們原來是怎麼想的，“長須鯨”號並不是一艘營救船隻，而是一艘巡航戰鬥艦。盡管我們多麼想回到自己的中隊去，但在這艘潛艇結束其戰時巡航而在中途島靠港以前，我們不得不耐心地等待。
在潛艇上等待的時光裏，人們會想得很多，也會令人們從戰爭內部向外觀察一切。在這一場空襲中，與其說我們是攻擊的一方，倒不如說是被擊的一方更合適些。人們談論著戰鬥飛行的風險，但在飛機中，你能以炮火還擊，並能耍弄些花招，而在潛艇上，你就隻能在炮火下躲在金屬管一樣的機艙裏，呼吸著不流通的空氣和汗氣。
“長須鯨”號在那次巡航中擊沉了足夠的敵艦噸位，使其艇長海軍中校R·R·威廉斯獲得了銀星勳章。他和艇上的全體人員是受之無愧的。艦艇奔馳在水麵時，我們遭到一架日本內爾轟炸機的襲擊。在水下時，我們又遇上了深水爆炸，潛艇震動了一下，被救上來的飛行員們對艇上的人員流露出擔心的神色。他們卻安慰我們說：“離我們還遠
呢。”
事實上離得夠近的了。為了嘉獎我在父島列島上所完成的任務，海軍授予我一枚卓越飛行十字勳章。不過在島上所發生的一切匆匆過去了，而在潛艇中所經受的深水爆炸，即便是十分鍾，也仿佛是永恒的。
但我在“長須鯨”號艇上度過的一個月時間裏，也有令人難忘的時刻。那裏有人情味的環境；這使我與人們結下了終生的友誼，也使我有機會回顧在父島列島上所遭到的重大摜失。我在獲救六天後寫過一封後來才寄給我雙親的信，信中描繪了我當時的感情。
我說，“我試圖盡可能不去想它，然而，我卻不能把對那兩位飛行員的懷念從腦海中抹掉。唉！我倒是挺好的。我要再度飛行，不會被它嚇倒，但我清楚我不可能擺脫掉我對這件事的回憶，並且我也不相信我會完全擺脫掉這種回憶。”
隨後，當“長須鯨”號浮出水麵給電瓶充電時，從午夜到淩晨4點值班期間，我站在駕駛指揮塔上了望四周。這是我最好的時刻。那潛艇像一隻海豚一樣移動著，水拍打著它的船首，海在不斷地改變著它的顏色。先是烏黑發亮的，接著是閃光的白色，它使我想起家，想起我們全家在緬因州度假的日子。夜間晴空萬裏，明亮得令你感到似乎可
以摸得著。這樣的夜景真令人陶醉，多麼平和，多麼寧靜，多麼美妙，真是上帝的傑作。
我們依然不理解戰爭的邏輯——為什麼有些人活下來，而另一些人還在壯年時期就死去了。但是，在“長須鯨”號的那個月，給了我時間去反思，深人地解剖自己並尋找答案。隨著年齡的增長試圖追憶那些曾使你成為現在的你的成長過程的時候，所尋找的成長標誌就是那些領悟甚至覺醒的特殊時刻。我記得在美國艦船“長須鯨”號上的日日
夜夜，就是這樣的時刻——也許可以說是我一生中最為重要的時刻。
我重新回到“聖哈辛托”號和VT一51中隊是在被擊落整整八個星期以後。我及時參加了攻擊敵人在菲律賓的陣地及其運輸船隻的行動。1944年10月，美軍已在菲律賓的萊特省登陸，我們中隊已在馬尼拉灣和呂宋地區采取了行動。我們還得到消息說：從塞班島起飛的100多架B—29型飛機轟炸了東京。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的三年，戰爭已在全麵鋪開。像一條絞索緊緊地繞住了日本本土列島。
12月，VT—51中隊由一個新的中隊來換防。而我在飛行了58次戰鬥任務後，受命回家一趟。再沒有一個比這還完美的親人重逢場麵。我是在聖誕之夜抵家的。在充滿節日的氣氛中，有激動的眼淚，有爽朗的笑聲，有親密的擁抱，有無限的歡樂，還有家庭的愛和溫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