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來到得克薩斯
天氣炎熱，但不是我記憶中在科珀斯克裏斯蒂海軍時期那種仲夏天氣的潮濕悶熱。這是得克薩斯的幹熱，這種酷熱能把瀝青變成黑硫砂，能使倉庫牆上的油漆起泡剝落。三位數字的熱度使適應野外生活的得克薩斯人不得不躲到附近的樹蔭下。
休·伊文斯是過慣野外生活而自由自在的得克薩斯人，他同我在奧德薩的艾迪柯公司供應倉庫一道幹過活。我喜歡休這個人，但同時稱他是一道幹過活的人可真勉強，因為他是那種隻要見到一點體力勞動就退避三舍的人。每天上午我們所有其他人都去喝咖啡時，休就無所事事地呆著，到聽見老板的追逐聲傳來，他便逃之夭夭了。
“我想還是到內爾咖啡店去喝一杯咖啡，”他到街上去吃午飯時說，“告訴奧爾·比爾，我馬上就回來。”等到休回來的時候，我們艾迪柯的老板比爾·納爾遜已經分派了一整天的重活，如卸設備和整理工具。
可是這天上午，休的時間選得不巧。那天老板心中早就盤算著要做一件事。正當休再度出現在門口過道時，老板說：“喬治，院子那裏那些油泵髒得太不像樣了，你和休去那兒把它們弄幹淨吧。”
弄幹淨意味著從倉庫貨架上提走油漆罐，搭上公司的小卡車到存放油泵的那個院子去。任何過往油田的人都見到過油泵在工作時的情況——龐大的鐵結構在一長杆子上一推一拉地工作著。它們大小規格的不同取決於油井的深度，但所有的看起來都像小鐵馬。
我們要弄幹淨的是在烈日下烘烤了好幾周的怪物。那意味著麻煩，因為給油泵刷漆的唯一辦法是你要騎在主要的橫梁上，從頂部到底部移動。想想看，騎著不帶馬鞍的熱烙鐵，你可以想象出那種景象。
休·伊文斯在這之前上過這個當，他大概不想重蹈覆轍。所以他開始在最大的油泵設備底部工作，慢騰騰地不賣勁地幹著。大約5分鍾後，他停止工作，點燃一支煙，溜到附近的樹蔭下去了。
從那時起，我獨自一個人在那兒刷塗了。
“喂！喬治，你知道我們離開倉庫時溫度計上是多少度嗎？”休從25碼以外10英尺以下的地方說，“105度，但外麵是幹熱，所以你感覺不到那麼高的溫度。”
我朝下看，見他又燃起了一支駱駝牌香煙。他靠在樹蔭下，噴吐著煙霧，哀歎著這太不公平了。
“如果你問我，我得說，在這種折騰人的鬼天氣裏讓人們去漆油泵設備，”他說，“那真不公道。”
這就是過去的休。可以想象，倘若他使某人觸怒了老板比爾·納爾遜，他忽略了他的同事不會同他一道幹。休從一開始就把我當作一個年輕的東方傻瓜，一個知道聖經而不知道天使的大學生。他是對的，我還有許多東西需要學習。
但無論休是有意還是無意，他都使我顯得很好。比爾·納爾遜知道幹出來的活兒都不是休幹出來的。我想，比爾遲早會告訴艾迪柯的達拉斯分公司說，新來的實習生布什工作得很好，他每月的工資應該在三375美元以上。
幾個鍾頭過去了，溫度也降下來了。我們的工作結束的時候，氣溫不會超過98度。我受盡了折磨，後背部下端已被烤得受不了了。但是每個油泵都有了新的塗有艾迪柯的黑色和桔紅色外殼。
“好極了，喬治，”休·伊文斯讚賞我的手藝說，他眼睛看著油泵，然後慢慢轉向皮膚曬黑、油漆斑斑的我。顯然，他在考慮什麼。“喬治”，他說，“你不會介意我向你提一個個人問題吧？”
“休，那要看你想知道什麼？”我回答說。
“隻告訴我“，他說，“究竟是什麼使你來到得克薩斯的？”
這個問題需要給予一個長長的答案，但是考慮了所有的情況以後，我決定給他一個簡短的回答。我說，使我來到得克薩斯的是一個學習石油業務和賺錢的機會。休聽著，然後搖搖頭說：“那你來到了錯誤的城鎮，能賺錢的地方正是米德蘭。”
他是對的，米德蘭在東北20英裏，在80號公路的上端。其他新來的人就是在戰後得克薩斯開采石油熱的日子裏在米德蘭定居下來的。正是那兒，石油生意成交，而在奧德薩這個城鎮，油田設備賣了，鑽井承包商把鑽機閑置在那兒了。
米德蘭有投機商；奧德薩有承包商。米德蘭有地質學家和工程師；奧德薩有手工鑽機操作者、雜工和半熟煉工人。米德蘭有錢，奧德薩有力。總而言之，奧德薩不是一個24歲退役海軍軍人發財致富的地方，無論是一步登天，或者是逐步發跡。從直截了當的經濟觀點來看，我還是請我舅父赫爾比·沃克提供一個機會讓我加入他的證券經紀公司比較好。
但我來到得克薩斯不僅僅是為了掙錢，全部理由同下列情況有關：我來自何方，到過何處，我這一生希望到何處去——從康涅狄格的格林威治到小笠原群島，到耶魯，最後，到1948年夏天對我和我的妻子巴巴拉意味著什麼的奧德薩。切實地說，那年夏天把我帶到得克薩斯來的是一輛1947年出產的史蒂倍克流線型雙門小轎車，它是我在大學裏最後一年花了150o美元買來的，這車周圍都有窗，雞冠紅色，具有微拋物線形的最新式設計。按紐黑文地方的標準來看，那時我顯得有點俗氣，但等我在海軍裏待過三年之後回家時，我對於從生活之中要得到些什麼有了我自己的想法。
我想要什麼並不比我不想要什麼來得明白，我不想幹任何一成不變和一見就明白的事。我是在戰爭年代成長的，見到過不同的人和不同的文化，經曆過危險的處境，也忍受過失去密友的痛苦。像許多其他退役回家的軍人一樣，從年齡上說我是年輕的，但從外表看我卻成熟了。我所了解的戰前世界並不使我感到興趣，我那時在尋找另外一種不同的生活，一種在現存的生活模式之外帶有挑戰性的生活。我看不到自己對於開始工作然後回家這種每周五天周而複始的生活有什麼樂趣。
幸運的是與我結婚的人同意我這種與舊生活決裂的想法。巴巴拉和我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最後一年結婚的。當時我還是耶魯大學經濟係的學生，我們卻就我們這一生中該做些什麼與眾不同的事談論很多，我們充分地發揮著自己的想象力。
有一次，我們讀完路易斯·布羅姆菲爾德的著作《農莊》以後，我們曾認真地考慮過要去務農。那種自給自足的理想以及被布羅姆菲爾德說成是農莊生活組成部分的那些基本價值深深地吸引著我們。格蘭特伍德所描繪的景象仿佛呈現在我們麵前，金色的麥田延伸在中西部蔚藍色的天空之下，有一個家庭在那農莊裏生根發展。
然後，我們開始更深一步地調查農莊的經濟生活。不僅是要知道該做些什麼才能成功地經營一個農莊，而且還要弄清楚對於土地、牲畜和農莊設備的第一批投資需要多少。算下來超出了我們的負擔能力。我們沒有那麼多錢，也不知道上哪兒去籌集這筆錢。有一件事是肯定無疑的，那就是這種營生不是我們兩家所能幹得了的。
我父親，老普雷斯科特·布什，是一位成功的商人，一位布朗兄弟和哈裏曼股份公司的投資銀行企業合夥人。他能掙錢，所以我們一家過得舒適，但並不奢華。在掙錢、存錢、花錢的問題上，父親是信奉老本·富蘭克林習字簿上寫的至理名言的。在其他方麵，我父親和母親也是不折不扣地體現了清教徒的道德準則。他們的孩子——我的哥哥普雷斯、弟弟約翰和布巴克，妹妹南希以及我——都已長大，懂得生活不是一個可以無限支取的銀行戶頭。我們需要什麼，應該先去掙錢。我們從小就懂得如果一有病痛或發生什麼嚴重情況，那麼一家人會互相幫助，但是我們一旦離開了家庭，我們在事業上或以後的生活上發生了什麼，那就都得靠我們自己去解決了。
如果我確曾相信有一樁前景牢靠的事業需要討論，我早就會毫不猶豫地去找父親。
然而，不管我們怎樣看，喬治和巴巴拉農莊辦成了一個風險大、有投資卻無收獲的事業。
我們有另一個甚至更好的理由使得我們從未考慮去我們家中要錢。與舊生活決裂就意味著我們要靠自己生活。我在海軍時積攢了3O00美元。錢不多，但足夠我們自己開始獨立生活。我們那時還年輕，才20出頭，我們要開創自己的道路，犯自己的錯誤，締造自己的未來。
事實上，我僅僅做著我們父母那一代曾經做過的事。他們是移居到新英格蘭謀生的中西部人。父親來自俄亥俄的哥倫布，母親出生時名叫多蘿西·沃克，來自聖路易斯。
我父親最初到東部去上學。他在耶魯大學畢業後，參加了陸軍的野戰炮兵部隊，當時美國已參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他被遣送到海外後，晉升為上尉，後來回家便開始經商。我祖父塞繆爾·P·布什是哥倫布巴凱鋼鐵鑄造廠的董事長，但父親對到那兒去工作不感興趣。他在我母親的故鄉聖路易斯的西門子五金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
父親是個企業管理人員，他擅長改組失敗的公司，使公司扭虧為盈。他在西門子公司工作了多年之後又受雇於休普產品公司的債權人，清理該公司的財務。這個公司是一個室內裝修公司。當父親指出問題所在——具體說就是獲取非法利潤——休普先生自己攬下了過錯。這導致了一場經濟管理危機，而這在企業管理法第101條中沒有說明。我
父親不得不在辦公桌抽屜中放一支上了鏜的手槍。當休普先生被宣判犯有詐騙罪之後，這種形勢才最終得到了解決。體普的債權人要求父親留下經營這個個公司。他幹了，幹得很出色。經過一係列兼並，該公司最終成為美國橡膠公司的一部分。
那時候，我的父母已開始養活一個五口之家了。我哥哥小普雷斯生於1922年，那時父親在田納西州金斯波特的西門子公司工作。到1924年6月12日我出生時，全家已遷往馬薩諸塞州的米爾頓，那時父親就在那裏的美國橡膠公司工作。當那家公司將總部遷往紐約以後，我們家也終於在康涅狄格州的格林威冶附近定居下來。
我們家經常搬來搬去，那段時間正是汽車在改變著美國19世紀舊生活方式的年代。好多年以後，當我到金斯波特進行旅行演說時，我遇到一位老太太，她還記得20世紀20年代初我父親曾在那兒工作。返回華盛頓途中，我思考著這樣一個問題：如果我的父母不曾遷往新英格蘭而定居在金斯波特，我的生活會發生多大變化呢？我會移居到得克薩
斯州去嗎？會不會跟霍華特·巴克和比爾·布羅克一起參加到東田納西的共和黨政治生活中去呢？很可能去得克薩斯，我從18歲時起似乎就已命中注定如此。甚至當我在海軍的日子裏，我被派往的航空母艦“聖賈辛圖”號掛的就是得克薩斯州的州旗。但我從事政治起步有點晚，因為在我長大成人時，我們的家庭與政治的關係還不多。父親是共和黨人，還曾積極為州的黨組織募集基金。但當一家人在一起的時候卻很少談論政治。每周一次，我父親作為會議主席參加格林威治市鎮會議，與其說是在盡政治義務，還不如說是在盡公民義務。
直到1950年，在我到得克薩斯兩年之後，我父親才第一次參與政治上的角逐，他當上了美國參議院的候選人，當時他年已55歲。對此，我並不感到驚奇，因為我知道是什麼原因驅使他這麼做的。他在企業界已有名氣，現在感到有一筆債要償還。
《新聞周刊》雜誌在一篇關於參議院競選的文章中引述了一位被稱為“無情的政治作家”所描述的有關我父親競選的一段話：
“普雷斯有一個陳舊的觀念，那就是一個人獲得的利益愈大，他對公眾服務所承擔的義務也愈多。他相信這一概念，也討厭它。我相信他。”
在1948年哈裏·杜魯門險勝湯姆·杜威後，父親關注兩黨製的前途。到195O年，共和黨已在野18年。除總統位置外，民主黨在這18年中控製國會達16年。富蘭克林·羅斯福已去世5年，他在30年代所創立的聯合國仍然統治著美國的政治。共和黨麵臨永遠處於少數地位的威脅。
那時，共和黨大致沿著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劃分的線分裂著。一邊是老孤立主義者，他們在戰後年代總的說來反對美國對西歐承擔義務的觀念。另一邊是這麼一些共和黨人，他們支持北大西洋公約聯盟，並且相信美國作為自由世界的領袖，必須對全球事務起積極作用。
父親讚成北約。他站在人們在1952年所熟知的黨內艾森豪威爾派一邊。他是一個保守主義者，相信美國必須采取強硬立場反對共產黨在東歐和亞洲的入侵——這個問題在1950年6月美國和盟國軍隊派去阻止北朝鮮接管南朝鮮時就看得更清楚了。
我父親在195O年康涅狄格州的競選中，顯示出他適合於發展成為一個能代替民主黨的新政和公平政策的高層共和黨人。當時民主黨在參議院的參議員是威廉·本頓。父親在862000張選票中僅以1000票之差落選——這對第一次參加競選的人來說，顯示了他強大的力量。兩年後，當高級民主黨參議員布裏恩·麥克馬洪去世時，父親被提名去參加一次特別選舉的競選，以便填補這個任期未滿的位置。那時巴巴拉和我專程從得克薩斯趕去為他助威。他終於擊敗亞伯拉罕·裏比科夫，取得了參議院的席位，並在1956年擊敗托馬斯·多德再次當選。多德和裏比科夫一樣後來也進入參議院。我父親在參議院服務整整10年。他於1962年退休——正是那年我在得克薩斯州哈裏斯縣開始了我自己的政治生涯。
對於在康涅狄格州格林威治長大起來的布什家五個孩子特別是兩個大孩子小普雷斯和我來說，我父親對我們在如何觀察世界的方法上有很大的影響。但有位作家曾經描述我父親對我的生活有著“唯一最大的影響”，他的話隻是部分正確。我們的母親對我們有同樣強烈的影響和榜樣作用。父親教導我們如何去履行職責和進行服務，母親則教導
我們如何對待個人生活和處理與別人之間的關係。
像父親（以及我外祖父）一樣，母親是一級運動員。她身材並不高大，但她能與任何人比賽網球、籃球和壘球——因此，我不記得母親在哪次競走中沒得到第一。即使在她10多歲的兒子們長得高過她的時候，隻要我們自以為是太過份了，她就能讓我們收斂收斂。
50年以後，母親對任何來自她的孩子那裏聽起來像是“自吹自擂”的言談，仍然是那樣警覺。她在讀完一段關於我競選演說的新聞報道後對我說：“喬治，你對自己說得太多了。”我指出，作為一個候選人，選民期望我告訴他們關於我是否夠資格當選的一些情況。她想了一會兒，然後勉強作了讓步，她說：“好啦，這我懂，但是你要努力克
製自己。”
甚至在我當了副總統以後，有一次總統在電視上發表國情谘文時，我也在場，當時母親就打電話給我，要我端莊一些。她說，我在裏根總統演講時閱讀東西，這對我來說看起來不大得體。當我向她解釋說，為了跟上總統的講話，眾議院議長奧尼爾和我事先得到了講稿的副本。她並沒被說服，仍說：“我真看不出這種做法有什麼必要。你隻要
注意聽，就會知道他要說些什麼了。”
有時，母親對我作為副總統的行為舉止向我提出更為細致的建議。有一次，她打電話對我說：“喬治，我注意到裏根總統對南希多麼體貼，我還從未看到過他先於南希下飛機或者走路時走在她的前麵，他是如此體貼人！”我記住了她的教誨。
像我父親一樣，母親對孩子們的批評總是建設性的，而不是消極的。他們是我們的最大支持者，我們需要他們，他們就會來支持我們。他們信奉一種撫育家中孩子的老辦法——有足夠的愛護，也有嚴厲的紀律。宗教教育也是我們家庭生活的一部分。每天早晨，當我們圍著桌子吃早餐的時候，母親或是父親就給我們讀一段聖經。我們家是聖公
會成員，所以每到星期天我們就去格林威治的基督教堂做禮拜。
我們是個親密、快樂的家庭。感到最為親密、最為快樂的時刻是在每年的夏天，到那時我們五個孩子，還有兩條狗，擠進一輛麵包車，由母親開著車去緬因州肯尼班克港的沃克角。沃克角是為紀念我外祖父喬治·赫伯特·沃克和他的父親大衛而命名的，他們兩人合夥把它買來作為假日的家庭別墅。
外祖父沃克先生生在聖路易斯的一個虔誠的天主教徒家庭，以17世紀宗教詩人喬治·赫伯特的名字命名。他是中西部的商人，是比我在俄亥俄的祖父山姆·布什更富有自由精神的企業家。他攻讀法律以後，就跟他父親一起經營自家的企業愛麗·沃克公司，這公司後來成為密西西比西部最大的紡織品批發公司。過了一些時候，他的自由精神使得他開始經營自己的投資公司——G·H·沃克公司。
他是一位體育家，同時又是運動員。他年輕時就進行艱苦的體育活動，成為密蘇裏的業餘重量級拳擊冠軍。晚年時，他愛玩高爾夫球。他不僅高爾夫球打得好（讓六到七分），而且是國際高爾夫球規則委員會成員，並且從1921年至1923年擔任美國高爾夫球協會主席。
外祖父沃克在聖路易斯的一位最為親密的朋友德懷特·戴維斯創立了業餘網球錦標賽——戴維斯杯。他提議為高爾夫球創立一個類似的國際業餘比賽。1923年，外祖父采納了這個建議，創立了沃克杯，這一獎金迄今每年授予同英國最佳業餘高爾夫球手競賽的美國最佳業餘球手。
這就是我以其名字命名的外祖父。但我的命名也不是沒有周折的。我母親下不了決心用外祖父的哪一個名字給我命名，起先傾向於用喬治·沃克，後來想用赫伯特·沃克。到了要洗禮的時候，她終於決定不去選定哪一個名字，索性給我取名喬治·赫伯特·沃克·布什。
幾年以後，我父親對我的名字又有新的想法。母親是這樣敘述這件事的經過的：有天，父親拖住媽媽到一邊說，他們犯了一個“嚴重的錯誤”，因為外祖父沃克的那些兒子，也就是我的舅舅們叫他“波普”，並開始叫我“小波普”和“波皮”。父親說，對一個小男孩來說，這名字無關緊要。如果作為一個綽號跟著我一生，那可不行。
父親經常作正確的預言，但這次他錯了。一直到我在海軍或去得克薩斯時，“波皮”這個名字都不曾跟隨過我，現在也沒有人用它稱呼我，除了它偶爾成為“都麗斯伯瑞”漫畫中的人物，這是因為我當了副總統的緣故。
對布什家庭中的年輕成員來說，夏天的緬因是可能碰到奇遇的一切地方中最好的一處。我們為了尋找海星和海膽得消磨許多時間，這時那些棕色的螃蟹圍著我們的腳邊爬來爬去。那兒有奇妙的潮水潮汐漲落；有令人感到冷爽的空氣散發著鹹鹽的氣味；晚上海浪拍打海灘，發出有節奏的聲音，暴風雨會突然席卷布滿岩石的海岸線，創造出自然
界的奇景。
還有，我們爬上外祖父的“湯姆孩童”號龍蝦船出海冒險去釣魚，試試我們的運氣如何。那時候，好鬥的青魚還不曾來到緬因海岸，而我們的目標隻是希望拽回捕獲的小鯖和綠鱈。外祖父相信用簡便的方法能釣到魚。隻需要一根普通的綠色釣魚線，繞在木板上，拿一塊從舊襯衣或手帕上弄來的布條作誘餌就可以了。
這不是什麼幻想，我們也不需要幻想，如果鯖魚快遊時，什麼東西它們都會咬的，那大個兒的——對當時的普雷斯和我來說算是大的，有一磅半或兩磅重吧——會猛烈撞擊，還會進行一場相當艱難的戰鬥。大家提著自己捉到的魚——特別是漂亮的綠魚——走到一起，然後並排坐下來吃著冰淇淋，一直呆到很晚，完全是為了夏日的消遣。
正是外祖父沃克，他首先教我們怎樣駕船和泊岸。在普雷斯11歲和我9歲時，我們得到許可由我們自己駕駛“湯姆孩童”號去大西洋了。
普雷斯和我都還記得那第一次海上曆險的情景，我們興奮地靠自己做著我們曾經看到外祖父所做過的事，興奮地實踐著外祖父曾經教過我們怎樣應付急流、海浪和潮湧。
我長大以後學會了操縱艇外推進機和汽艇，而且能駕駛汽艇高速度地在波濤洶湧的海麵上穿行。駕船已經成為我的第二本能。我喜歡駕駛著馬力大的機器，喜愛開足馬力在驚濤駭浪中搏鬥的那種真實感受。海浪湧來，使船尾高高抬起，而令船頭下落，來回起伏，氣勢澎湃。
1941年12月7日，日本人轟炸了珍珠港，那時我應該到哪一個部隊去服役已經毫無問題。我當時立刻想到要去海軍航空部隊。因為大學要到第二年秋天才招生，所以不得不等等。我真想立即應募入伍，越快越好。
六個月以後，我獲得了安多弗菲利普斯專科學校的畢業文憑。陸軍作戰部長亨利·斯廷森從華盛頓來到學校發表畢業典禮演講。他告訴我們畢業班的同學，戰爭會是長期的，盡管美國需要戰鬥人員，但我們在參軍前接受更多教育，將來會更好地為國家服務。
典禮結束後，在演講大廳一個擠滿了人的過道裏，父親提出了最後一個關於我的未來計劃的問題。父親是一位儀表堂堂的人，身高6英尺4英寸，有著一雙深陷的藍灰色眼睛和有回聲的音調。
他說，“喬治，部長有沒有說些什麼使你改變了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