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的電報給我帶來最初的驚訝後，我仍有機會將事情反複思考一下。在中國任職13個月後，我喜歡上了領導一個世界範圍的組織和幹那種要求從早到晚全力以赴的工作。至於“上當”了，我告訴我以前的同事，做這麼重要的事必須優先於個人誌向。
我的前同事聽後，聳了聳肩。“你還是太傻了，”他說，“不過如果我能幫上忙的話，你隻管說好了。”
“給弗蘭克·丘奇打個電話，”在門口握手告別時我回答道，“告訴他，我是一頭馴服的大象。”
參議員弗蘭克·丘奇是愛達荷州的民主黨和一個特別調查委員會的主席。在1975年就中央情報局工作舉行的一次意見聽取會上，他曾稱中央情報局為“一頭難以駕馭的、凶猛大象”。但是，我提到這一點有雙重含義。丘奇是最先起來反對我的任命的人之一，他說，我作為一名前共和黨全國委員會主席，與政治的牽連太深，不適合擔任中央情報局局長的職務。
另外一些參議院民主黨人和有影響的新聞輿論都附和丘奇的看法。《創紀約時報》的安東尼·劉易斯寫道：中央情報局恰恰不需要像喬治·布什那種“黨派性很強的野心家”來領導。《巴爾的摩太陽報》問：“誰會相信一個前共和黨全國委員會主席的獨立性呢？”《華爾街日報》的羅伯特·基特利稱我為“又一個努力向上爬謀求官職的人”。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我同意幹一項政治上沒出路的工作時，卻有人指責我與政治的牽連太深了。
然而，我也得到了出人意外的支持。參議員沃爾特·蒙代爾——15個月後當上了副總統——走出黨派行列對一名記者說，也許“一位政治家”做中央情報局的工作是好的，因為他對這一機構濫用權力的危險性更加敏感。當保守派的報刊專欄作者喬治·威爾懷疑對我的任命是否明智時，《紐約時報》的自由派專欄作者湯姆·威克則提出，我從政的經曆、在聯合國和中國時不受任何黨派控製的工作經曆，也許正是中央情報局重新獲得信譽的資本。
有關我任命的爭議越來越多，導致參議院為此而舉行了意見聽取會。當時我還收到了從加利福尼亞州聖克利門蒂寄來的一封信，信中給予了我支持和建議。
親愛的喬治：
同你目前將要麵臨的事情相比，你過去所經曆的就太輕 鬆了。我隻有一個忠告：你將很願意來一個“全盤端”使參 議院委員會成員確信中央情報局將公開今後所幹的一切事情。當然，這樣肯定會使你得到參議院的認可並減少反對你的票數。但是，這樣也肯定會毀掉一個己被參眾兩院調查委員會不負責任的攻擊大大削弱了的機構。
理查德·尼克鬆
尼克鬆提到的全盤端是暗指我的前任比爾·科爾比在中央情報局時采取的政策。科爾比任中央情報局局長時，常常受到情報局和政府的一些專家的批評，因為他在國會委員會作證時總是毫無保留。科爾比引用基辛格有一次對他說的話：“比爾，你知道你每次去國會幹什麼嗎？你是招供去了。”
但是，作為中央情報局局長，我也不得不走科爾比當年走過的那條險道。問題是國會和公眾有權知道的內情到底有多少，從哪一步開始保守情報工作所需要的秘密。即使在最好的情況下，這也是自由社會情報工作中所遇到的問題。任何單一的專斷的回答都將受到蔑視。在“國家安全利益”這個大而不明確的範圍內，某位政府官員認為是“絕密”的東西，另一位可能認為它根本不屬於保密範圍。
科爾比是在中央情報局在國會的信譽空前低落的時期出任局長的——由於國會掌握著政府的經濟，這意味著情報局的活動能力也空前降低。越南戰爭和水門事件期間濫用了“國家安全”這個詞，當人們反應強烈起來時，中央情報局——由於它的工作性質是政府中最秘密的機構——特別受到強烈攻擊。
科爾比就像率領著一支已經瓦解、正在潰退的軍隊的將軍。他試圖把這支軍隊再團結起來，以便能夠再打一個戰役，再堅持一天。科爾比認為，7O年代初中央情報局最不需要的是可能被指責為敢於頂撞國會和公眾的局長。
科爾比的“門戶開放”政策並沒有充分滿足外界批評者的要求。有些嚴謹的政府官員將所有的文件，甚至最後一份備忘錄，都標上絕密或者秘密。在國會和新聞界，有一些投機分子卻將中央情報局所遭受的打擊視為實現自己野心的工具。國家情報機構在70年代所麵臨的不僅僅是公眾失去了對政府機構的信任，還有對一些政治家和記者的限製喪失了——沒有認識到“國家安全”這個詞可以被濫用，但真正的國家安全利益確實是存在的，而且在當今世界中必須受到保護。
尼克鬆給我的信中談到了這個問題。
在任何緩和時期，戰爭的危險減弱了，但是不靠戰爭而征服的危險不斷增加。我們可以預料，世界上那些反對我們和我們的朋友們的陰謀活動將在幾個月和幾年之內大幅度增加。美國不能采用我們的共產主義對手特別是蘇聯的那種為 了達到目的可以不擇手段的哲學。另一方麵，如果共產黨想利用緩和時期來征服我們的話，我們必須找到一種有效的方法來對付他們，挫敗他們。
信中附有《孫子兵法》要點（孫子是公元前三世紀的中國克勞塞維茨）。尼克鬆還把一句概括出其來信要旨的格言留了出來。孫子在《謀戰篇》中說：“是故百戰百勝，
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要使參議院批準一個共和黨人為中央情報局局長，1975年12月並非最佳時間。福特總統與國會的蜜月階段已經過去很久了。似乎每三位民主黨參議員中就有一位在競選總統，另外兩位則在利用各種手段謀求下屆政府的副總統或者內閣職位。
但是，黨派競爭隻不過是福特政府整頓中央情報局所遇到的部分問題。這一年快結束時，圍繞情報局展開的爭論一天天熱烈起來。
11月20日，參議員丘奇的小型特別委員會發表了一個報告，控告中央情報局6O年代參與了在古巴刺殺菲德爾·卡斯特羅和在剛果刺殺帕特裏斯·盧蒙巴的陰謀。
12月4日，丘奇宣稱中央情報局卷入了兩年前1973年推翻智利總統薩爾瓦多·阿連德的事件。
11天後，由紐約眾議員奧蒂斯·派克領導的眾議院小型特別委員會要求福特政府解釋美國暗中卷入安哥拉內戰這件事。72個小時後，參議院停付了那場戰爭中親西方派的所有軍需經費。
如果需要什麼訊號的話，這便是國會不再在外交事務上服從白宮領導的一個訊號。我們在華盛頓看到了這個訊號。不幸的是在世界其它國家的首都也出現了這個訊號。在海外一些友好國家，問題是福特總統是否真正掌握美國外交政策。在華盛頓，問題是福特是否能夠使參議院通過一個有爭議的任命。
12月23日，聖誕節前兩天，中央情報局駐希臘情報站站長理查德·韋爾奇在走出家門時被暗殺。在此之前，他的名宇和工作情況在一封寄往雅典英文《新聞報》的信中出現過。
這確實是一個悲劇，它說明海外情報局人員經常麵臨危險。但是，從華盛頓的氣氛來看，有些人並未從理查德·韋爾奇的遇害中吸取教訓。科羅拉多的參議員加裏·哈特是丘奇委員會的成員之一，他透露收到一封指控委員會導致韋爾奇遇害的愚蠢信件。哈特順乎潮流地公開推測中央情報局是信件的幕後操縱者。
這些都為我在參議院軍事委員會參加的兩天意見聽取會定下了基調。共和黨人布賴斯·哈洛是艾森豪威爾時代國會事務的專家。福特政府召他來為通過我的任命拉選票。
布賴斯是國會反對派中最精明的領導之一。他迅速了解到委員會的態度，回來告訴我們說，民主黨多數派打算不僅就我過去的政治生活，而且就我將來的政治前途大作文章。
“他們要你發誓不參加明年秋天的競選，”他說，“否則我們得不到選票。”
即使十年後再想起這個要求，也會覺得十分奇怪。發表一個有關副總統競選的謝爾曼式聲明？有點類似“即使提名為候選人，也不參加競選；即使當選，也不主持參議院。”這都毫無意義。我向布賴斯反複說明，中央情報局不是走向高官職位的跳板。
他點頭表示同意。“他們還是要你發誓，”他說。
“我不會發誓的，”我回答道。夠了！為總統效勞是一碼事，為了被認可而去迎合政黨要求就太過份了。
事情就此擱淺了。最後達成了妥協：我不必發誓了，但是白宮必須發表一項聲明。
布什大使和我同意，國家對當前外國情報的需要必須優先於其它方麵的考慮，而且中央情報局的領導應當有其延續性。因此，如果參議院批準布什大使擔任中央情報局局長，我將不考慮他作為1976年我的副總統候選人。 傑拉爾德·福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