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總統請我……
總統準備於11月3日（星期一）華盛頓時間下午7：30宣布一些重要的人事變動，包括比爾·科爾比調離中央情報局。
總統請你接受作為中央情報局新局長的任命。
總統認為對你的任命是非常符合國家利益的，並且衷心希望你願意接受。你曾經不斷地為國家作出貢獻。我和總統一起希望你能夠接受為國效勞的這一新的挑戰……
“真令人震驚”，當我被任命為中央情報局局長的消息在北京傳開時，一位年輕的
中國向導對英國記者說，“布什先生來中國一年了，在此之前他在聯合國工作。想想吧，
他原來是個間諜！”
接到亨利的電報後，我驚訝的程度不亞於那位中國向導。中央情報局局長？我將電報遞給巴巴拉，從她的麵部表情來看，我們又想到一塊去了：1973年在紐約。用約吉·貝拉的話說：往事又曆曆在目。
當時的問題是水門事件，尼克鬆總統把我叫到戴維營，請我擔任共和黨全國委員會主席，處理來自白宮西廳的政治混亂。現在，總統又要我離開那個我倆都滿意的外交職位，回華盛頓去接管這樣一個機構——十年來，敵對的國會對它進行調查、揭發，指責它違反了法律，甚至說它無能。
我又讀了一遍亨利電報的開頭一句：
總統準備宣布一些重要的人事變動……
然後又讀電報的最後一句：
遺憾的是，宣布前時間有限，總統希望你盡快答複。
我沒有時間再通過電報去獲得更多的消息——亨利，誰調到哪裏去了或者發生什麼事了之類的問題找不到答案。如同外交辭令，政治辭令也有其微妙之處。國務卿電報的語氣表明，他們希望我盡快答複，不要提出什麼問題。
科爾比要調走了。大規模的人事變動正在進行。我去中央情報局嗎？去還是不去？
電報中最關鍵的幾個字是“總統請”。巴巴拉讀完電報還給我時說：“我還記得戴維營。”她沒有說別的話，隻說了這一句“我還記得戴維營”。
她特別記得我1973年的戴維營之行，因為她當時不願意我去接全國委員會的工作。但是，那天晚上我剛剛回到家，甚至還沒來得及脫掉外套，她便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總統請了我，隻要他的要求不是非法的或者不道德的，我覺得我就可以接受這項工作，我隻能作出一個答複。現在，兩年以後，巴巴拉知道這次我又隻能給總統作出一個答複。我們不久將離開北京返回華盛頓。
在北京工作的13個月期間，巴巴拉漸漸喜歡上了中國，還致力於研究中國的曆史、藝術和建築。對於我離開北京返回華盛頓這件事，她還有另外一個更屬個人性質的憂慮。她擔心我的工作變動會影響我們的孩子。我們仍然記得水門事件的那些日子，學校裏的一些同學常常使他們傷心。如果那算糟糕的話，那麼中央情報局局長的孩子在華盛頓的生活將是什麼樣子呢？
說到這個，那麼中央情報局局長本人在華盛頓的前途又將怎樣呢？且不說亨利的電報對我們私生活的影響，就它對我的事業意味著什麼來說，我自然想到以下兩個方麵：
首先，搞政治仍是我的首要興趣。即使在最好的時候，中央情報局的工作也不是通向更高級官職的跳板，如果隻是因為這一機構的局長必須是不介入政治的。任何人接受
這一工作都必須放棄所有政治活動。就未來擔任當選職務的前景來說，中央情報局是死胡同。
我的第二個反應是關心這次調動在外交上意味著什麼。一年多來，我——我們，因為巴巴拉也像我一樣投人了工作——為發展中美之間互相尊重的氣氛和友誼，為可以超越意識形態分歧的民間往來，做了一些工作。通過低調的、非正式的方法，我們在消除兩國之間的一些引起懷疑和互不信任的障礙方麵取得了進展。中國政府將會怎樣想呢？當外交官的布什不一直就是那個當過間諜的布什嗎？
當我把自己的憂慮告訴一位友好的西方外交官時；他講了另一位“中央情報局大使”理查德·赫爾姆斯的故事來安撫我。1973年一個夜晚在德黑蘭舉行的一次招待會上宣布了赫爾姆斯為美駐伊朗大使。這時，一位蘇聯大使（他本人就是克格勃老手）走到一位伊朗政府官員麵前問道：“部長先生，你怎樣看待美國人任命他們的居於第一位的間諜為駐貴國大使？”呷了一口香擯（這時是霍梅尼時代之前的伊朗），那位親西方的伊朗官員說：“閣下，我認為這比蘇聯的做法好些，美國給我們送來的是第十位的間諜。”
我的朋友對中國人對我成為中央情報局局長的反應的樂觀估計也不過如此。無論中國人多麼懷疑美國的意圖，他們對蘇聯的不信任程度有過之而無不及。當我任命的消息傳到北京時，中國官員根本沒有感到吃驚，還顯得很高興。有一位官員向我吐露，他們花了一年時間來向我“灌輸”他們對蘇聯的威脅的看法。現在，作為美國情報局的首要官員，我可以把那些看法再“灌輸”給美國總統。
其實，福特總統一個月後來中國訪問時——我和巴巴拉離開北京之前——毛主席和我打招呼時說：“你高升了，”然後又告訴總統：“我們真不願讓他走。”
但是，我得知中國不會為我的任命而不安的最重要暗示，是在鄧副總理邀請的一次私人午餐上。他向我保證，中國將永遠歡迎我，然後笑了笑說：“即使作為中央情報局局長。”
因此，我對亨利電報的外交影響所懷有的憂慮有180度的偏差。後來它對我的政治前途的影響也是如此。但是在那之前的幾個星期和幾個月裏，這一點並不明朗。一連串的告別宴會後，我和巴巴拉離開了北京。當時的心情非常複雜：我們十分留戀在中國工作的13個月，又因為要回家了而感到高興；我們對自己所做的工作感到滿意，但又不滿意即將擔任的這項在政治上似乎沒什麼出路的工作。
對照水門事件時的“星期六大屠殺”，華盛頓新聞界稱這次人事變動為“萬聖節大屠殺”。亨利電報中提到的重要人事變動包括辭職、退職和解雇。有些人提升了，有些人降職了，有些人則靠邊了。在一年半時間裏，福特領導下的白宮似乎一直在進行政治上的調整，為接踵而至的競選年做好戰鬥準備。
中央情報局局長吉姆·施萊辛格——比爾·科爾比的前任——調離了國防部部長職位，這一次調動並非出於他本人的意願。白宮辦公廳主任唐·拉姆斯菲爾德被提升到五角大樓，替換了施萊辛格。
一直戴著兩頂外交政策帽子的國務卿基辛格自願脫掉一頂，同意將副國務卿、空軍中將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提升為總統的國家安全事務顧問。
科爾比將調離中央情報局，而布什將調往中央情報局——如果參議院批準的話。
內閣成員調來調去的同時，納爾遜·洛克菲勒突然宣布他不是堪薩斯城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提名的副總統候選人。比爾·施泰格爾和湯姆·克萊普告訴我這是一個政治步驟，它使我得到了中央情報局這份工作。
據華盛頓推測，劇情是這樣的：由於裏根在與福特角逐共和黨總統提名，福特需要保護他的右翼。這就意味著洛克菲勒——從1964年起強烈反對戈德華特後一直被當作保守派的隱患——不得不離開。由於我在1974年競選福特的副總統時敗給了洛克菲勒，有些人可能認為我是在堪薩斯城爭奪第二把交椅的主要競選者——但是，如果我在以後的六個月中擔任被國會兩個主要委員會審查的、有爭議的機構的頭麵人物，情況就不同了。
這種經曆留下的創傷將是我被排擠出競爭，把那個位置留給別人。
回憶那段劇情時，我想起了到中國之前羅加·莫頓對我說過的那些話。“我不打算在商務部久呆，”他私下跟我說，“你應該考慮回華盛頓接替我。那個職位絕對是躍為候選人的一個跳板。”
然而，我在北京收到的電報並未提到羅加的商務部長職務將被埃利奧特·理查森取代。奇怪的是，理查森擔任司法部長的經曆應該使他成為接任中央情報局局長的最佳人選，而我從商的背景應該使我更適合在商務部工作。羅加懷疑是有意安排我不參加競選。我的朋友中不隻他一人得出這樣的結論。
“我想你該知道這裏的人們怎樣議論你去中央情報局的事吧，”我回華盛頓不久，一位眾議院的老同事告訴我，“他們都認為你上當了。喬治，拉姆斯菲爾德把你推上那個位置，你表示同意真是太傻了。”
白宮辦公廳主任唐·拉姆斯菲爾德——朋友們都稱他“拉米”——有能幹的行政官和擅長於政治上勾心鬥角的名聲。他不可避免地受到有關“萬聖節大屠殺”和操縱我調到中央情報局的謠言的牽連。在他辦公室召開的一次會議上，他斷然否認了那些謠言。我相信了他的話。然而，即使那些謠言屬實，隻要是總統請我承擔這一工作，無論它多麼困難，我也無法拒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