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上帝的邀請
在我就任美國駐毛的中國聯絡處主任剛剛一個月的時候，亨利·基辛格將訪問北京。這是我就任後在外交上遇到的第一個大挑戰。
在70年代中期的那些年裏，如果你是福特政府的一名成員，隻要說出“中國”這個名字，不管亨利·基辛格在哪裏——開羅、耶路撒冷或者巴黎——他的觸角都會顫抖幾下。中國是亨利的私人外交領域，是他取得最大外交業績的地方。
基辛格突如其來的北京之行已經過去四年了。那是尼克鬆總統對中國采取的曆史性主動行動的第一步。現在尼克鬆總統已經下台，但他的國務卿仍然指導著美國總的外交政策，特別是對華政策。
我接替戴維·布魯斯擔任美國駐人民共和國的外交使節後，很快了解到這一點。
我的任命是福特總統邀我到橢圓形辦公室討論我在他的新政府中應當擔任什麼角色問題時作出的。曾考慮我擔任的第一角色副總統的職位已由納爾遜·洛克菲勒出任。福特在宣布他選擇洛克菲勒之前，曾打電話通知我這件事。當時他提到我們將盡快全麵的“討論未來”。
談到未來，就巴巴拉和我來說，我們能想像的最美好的“未來”是讓我們盡可能遠地離開剛剛過去的事。在尼克鬆政府最後幾個月裏擔任共和黨全國委員會主席成了我的一場政洽惡夢。盡管我們留戀華盛頓，但如果有人能在那個時候向我們提供一個合適的工作，那將是離開這座城市的好時機。
當我在橢圓形辦公室作客時，總統首先感謝我作為共和黨全國委員會主席做出的貢獻，然後提到有兩個重要的外交職位即將出現空缺，一個是駐英國大使，一個是駐法國大使。
但是我另有考慮。戴維·布魯斯正打算離開他的美國駐中國聯絡處主任的職位。我向總統提出，如果允許我選擇的話，這才是我所希望得到的職務。
福特在煙鬥裏填滿煙後抬起頭來說“中國？”顯然他感到驚奇。
我再一次說：中國——如果有這種可能的話，並且在有這種可能的時候。
巴巴拉和我已經談過這件事。我們已經作出了決定，就像我們在1948年決定類似的事一樣。那時我們決定不幹那些老一套的工作，而打算到西部去。現在我們同意，如果總統讓我們在海外職務中進行選擇的話，我們將要求去遠東。到倫敦或者巴黎這些重要的使人垂涎的地方任職對前程是有利的。但去北京卻是一個挑戰，前途未卜。一個新的中國正在出現，在未來的歲月裏，美國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將是至關重要的。這不僅僅是就美國的亞洲政策而言，就其全球政策來講也是如此。
美國同人民共和國當時還沒有建立正式外交關係。因此，我的任命不需要經參議院批準。但是這需要得到亨利的合作，因為在美國政府裏，沒有一件有關中國的事不得到他的審查和同意會獲得通過的。
亨利深恐泄露中美關係的情況，以至於國務院和國家安全委員會為我擔任新職務而進行的情況介紹會都是秘密進行的。
有些我需要知道的最重要的文件，比如導致發表1972年《上海公報》的尼克鬆同毛的談話這樣關鍵性的文件，都由亨利的幕僚嚴密保存著，我隻有到國家安全委員會的高級幕僚和中國問題高級專家之一理查德·所羅門的私人辦公室裏才能看到這些文件。
基辛格的專長是歐洲事務，而不是亞洲事務。但是，他是從全球戰略和安全的角度來觀察美國—中國關係的。他公開講，對華政策隻能由他及他最親密的助手如所羅門和當時負責東亞及太平洋事務的助理國務卿菲利蒲·哈比卜以及國務院對外政策規劃處處
長溫斯頓·洛德來掌握。
在我動身赴華前，亨利向我保證，他和他的助手們將把美中關係的任何情況全部通知我。就美中關係所做的大部分工作都是在華盛頓進行的而不是在北京。亨利同我的對手即中國駐美國聯絡處主任黃鎮大使經常在華盛頓見麵。和戴維·布魯斯一樣，我也發現，要得到國務卿同中國人之間私人談話的任何一點情況，都得同國務院費一番口舌。
1974年9月中旬結束情況介紹會後，巴巴拉和我便動身赴任。我們家庭的新成員C·費雷德·布什在飛機貨艙裏和我們同行。
C·費雷德的名字是按照我們在米德蘭及休斯頓時的朋友C·費雷德·錢伯斯的名字起的。當巴巴拉問黃鎮大使可不可以帶我們的新家犬到北京時，我們第一次領悟到在我們的新職務中將會遇到某種文化衝擊。
“一隻狗？”黃說，然後點點頭說，“當然可以，把它帶去嘛。”接著又問，“是不是一隻袖珍狗？”所謂袖珍狗，據說是中國人對小獅子狗的稱呼，因為舊時的滿清宮員經常把這種小獅子狗放在衣袖裏。在毛的中國，革命前的那種“袖珍狗”已不再得到人們的欣賞。
C·費雷德通過了這一關，但當到達中國後，它又成為對中國人的某種文化衝擊。從40年代內戰結束後人民共和國為防止疾病傳播而開展滅狗運動以來，狗在中國已經非常稀少。當我們帶費雷德散步時，中國人竟張冠李戴，指著它叫“貓！”還有一些人表現好奇，也有個別人害怕。巴巴拉自然而然學會的第一句中國話是：“不要怕，它是一隻小狗，不咬人。”
在現代中國，狗並不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在我們抵達中國不久參加的一次晚宴上，正式菜單上曾有一道榮稱作“五香肉”。我們回家後把這份菜單拿給一個熟悉中國文化的職員看，他解釋說，我們剛剛吃過的這道菜是用中國野狗的上嘴唇燒的。
基辛格是在我到任一個月後來訪問的，那時我同約翰·霍爾德裏奇副主任為首的美國駐中國聯絡處30名官員剛剛熟悉。約翰身高六英尺以上，曾是一名大學運動員，體格魁梧，在外交場合頗引人注目。他是一位中國問題學者，後來任美國駐新加坡大使，然後又擔任負責遠東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其他高級官員包括中國政治問題專家唐·安德森，經濟處主任先是赫伯特·霍魯威茲，後來是比爾·托馬斯，以及我的執行助理詹尼弗·菲茨傑拉德。
在美國外交人員中，安德遜所擔負的工作是最艱巨的任務之一，他受命搞清楚在一個百年來習慣於秘密統治的國家裏政治形勢是如何發展的。唐和他的助手們致力於搜尋關於中國領導人地位升降沉浮的極微小的線索。他們成了研究中國領導人活動情況的專家。例如，在關於某中國領導人的誕生地落成新建築的新聞消息中是不是沒有提到他？是不是某位中國部長沒有被派出去出席一個國際會議，卻派了他的副部長出席？為什麼已經三個多月沒聽到關於某某人的消息？誰提升了？誰降職了？
聽了唐和他的政治處宮員們關於微妙的中國政治情況彙報後，我簡直難以想像，如果伊乃斯、諾瓦克、薩姆·唐納森及美國的其他政治專家們像觀察華盛頓那樣來觀察北京，這將是多麼好的一個獲得意外成功的時刻啊。
熟悉聯絡處的官員後，我的下一步工作安排是開始會見唐·安德森所屬部門向我建議的某些中國領導人。我拜會的第一位中國高級官員是我在聯合國工作時所認識的喬冠華。
喬當時任外交部副部長，他曾於1972年率領第一個中國代表團出席聯合國大會。在向大會發表的演說中，喬向聯大這個世界性機構申明了中國的立場，他不偏不倚地既攻擊了美國，又攻擊了蘇聯。喬成為第二天報紙上的漫畫人物，在畫中，他手端一碗米往我和雅可夫·馬利克的頭上傾倒。
這就是喬冠華這位強硬的外交家的形象。但後來我發現他是一位溫和的外交家，他熱心於按照他們國家的外交政策改善同美國的外交關係。通過一些非正式的晚宴交談，我們彼此有了了解。
當我做為聯絡處主任第一次拜會喬時，他已升任外交部部長。他仍然記得我們在聯合國時的那些日子。拜會不久，他為巴巴拉和我舉行家庭式晚宴。其他外國駐華使館，
特別是蘇聯使館的那些政治專家們，可能已注意到這場活動並開始為此得出結論。毫無疑問，當喬安排晚宴時，就已經想到了這個問題。
喬曾在德國受教育，英語講得很好，他同中國外交部的一位高級官員章含之結了婚。章長得漂亮，迷人，留一頭西方式發型。這種發型在毛的中國很不尋常。喬不像許多其他中國領導人那樣，他同外國人談話時表現得很自然。他很和藹，但也很直率，還經常以周恩來總理來對照自己。
後來，由於一係列的原因，喬和他的夫人都失去了權位。在一段動亂時期，喬站在反鄧派方麵。章同後來成為“四人幫”領袖的毛夫人過於親近。1976年秋天“四人幫”被打倒和鄧重新上台時，喬和他的夫人同那些支持錯誤一派的中國領導者們走到一條路上去了。
可是兩年前即1974年秋天我剛到北京時，喬在中國正是一位青雲直上的人物。由於他的才華和坦率，西方外交官都願意同他見麵和交談。
我們討論了基辛格即將訪華的事宜，我可以按照喬對亨利的說法說一句：中國人對亨利這位美國國務卿是非常尊敬的。據我了解，中國領導人認為，同其他西方高級外交家相比，亨利對中國以及對俄國都有更多的了解。當基辛格乘坐的帶有美國國徽的藍白色巨型噴氣飛機降落時，北京機場的歡迎人群就連美國總統來也不會更多。
當飛機艙門打開的刹那間，我還以為來訪的客人是總統。走出艙門的第一個人竟是亨利的保安人員。我數了五六個人之後停下來，不再計算人數。
當基辛格的特工班子匆忙走過時，中國政府的官方翻譯唐聞生議論說，“這麼多人！”對一個嚴密控製的國家來說，人數似乎過多了些，因為國務卿的安全實際上是由
主人負責的。
這時亨利由其夫人南希和兩個孩子戴維和伊麗沙白陪同走下舷梯，在飛機旁受到熱烈歡迎。然後，基辛格乘坐官方的黑色轎車離開機場，在塵土飛揚中駛往北京西郊的政府賓館。
可真是塵土飛揚。雖然北京是有名的曆史古城，但到那裏剛剛一個月時間卻使巴巴拉和我回憶起1948年我們在得克薩斯州奧德薩東七條街住時的生活情況。像奧德薩一樣，中國的首都位於一片大平原的中央。刮風時未鋪瀝青路的小道灰沙彌漫，簡直使人看不清路。C·費雷德的毛色由又光又亮的金黃色變成暗淡無光的灰色。我患了感冒，雖然不一定是灰沙引起的，但也因此而加重了病情。
我們到了基辛格下榻的賓館。亨利神采奕奕，正和中國主人談笑風生。我在其他場合也見過亨利的這個樣子。每當這位國務卿在其成為中心人物的場合，他就變得活躍起來，就像一位搞政治的候選人會見選民後回到家裏一樣。
為了節省往返聯絡處和基辛格下榻賓館之間穿過街上百萬輛自行車的時間——巴巴拉和我臨時住在附近的一座賓館。一位中國主人直截了當地告訴我們，我們已被安排住在賓館的第18號樓。尼克鬆1972年2月第一次訪華時就住在這棟樓裏。
賓館雖不豪華，但還舒適。像中國的多數招待所一樣，賓館裏準備了外國客人可能需要的一切用具：筆、墨水、信紙、浴巾、拖鞋、化妝品，甚至牙刷和牙膏。在第一次
正式官方活動的短暫休息時間，巴巴拉坐下來寫了封家信。她在信封上寫好了地址，並準備貼上中國郵票，可中國郵票的背麵卻很少有塗粘膠的，她環顧了一下四周，然後說道：“這裏什東西都有，就是沒有膠水。”
當時房間裏隻有另外兩個人：約翰。霍爾德裏奇和我。第二天，一瓶膠水放在了桌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