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的訪問包括同鄧副總理和喬外長的高級會談。這些會談給了我了解中美關係最新發展情況的寶貴機會，上任四周後我便認識到，對一位駐中國的大使來說，獲得情況是很難的。
這不僅是我一個人遇到的問題——亨利在華盛頓的助手們也都不願意把自己所知道的情況讓大家分享。這一點不假，在北京的其他外交宮們同樣急於了解各種情況、猜測，甚至關於正在進行的事情的各種謠傳。一層保密的麵紗遮蓋著駐北京的外交宮們的生活。基辛格結束訪問後，我的約見登記本上寫滿了要見我的駐華大使們的名字，他們都爭先恐後地了解一些所能獲得的內部情況。
根據尼泊爾大使的說法，剛到北京的新使節有某些優越條件。他說，這是一種新的看法。“我到這裏已經十年了，”他說，“可我認為，我現在對中國人的了解實際上比我剛來時少了。”
外國大使們不久便發覺，中國外交運用委婉的措詞很有藝術。當你要求會見一位中國高級官員時，你可能被下列三種方式中的一種婉拒，而這三種方式都是很有禮貌的。
第一種方式，你可能被告知，這種會見“不方便”。這就是說，要等到地獄全部結冰才能見到那位官員。
第二種方式，你的要求可能“原則上”被接受。這意味著你不要著急。
第三種方式，你可能被通知說，會見是“可能的，但要稍等”。因為中國人的時間概念同沒有耐性的西方人不一樣，“稍等”可能意味著5至20年。
如同其他國家駐北京的大使們一樣，我不久也發現，“中國城牆”遠不止一種。拿起電話想要求與一位中國官員討論某個國際問題是不可能的事。這裏的規矩是：不必打電話找我們，我們會打電話通知你們的。
這堵“城牆”對剛到中國而很想了解這個國家及其人民情況的人來說特別失望。如果外交意味著什麼的話，它就是相互交往。但中國的官僚政治卻不這樣看。
舉個例子說，我們抵達北京不久，一個美國醫學專家組到中國進行訪問。專家們對血蛭病或叫做血吸蟲病的這種熱帶疾病很感興趣。因為這種病在中國傳播很廣，專家們了解這種病情肯定是為了幫助中國。我起碼作為美國大使是這麼看的。
中國人熱情地歡迎專家組，為他們特別安排了觀光旅遊日程和豐盛的宴會。專家們旅遊觀光的日子一天天過去。由於吃得好，體重日增，但這並不是他們來訪的目的。他們可以看長城和故宮，但看不到他們到中國想看到的東西。隻是在他們多次提出請求——最後抱怨時——中國官僚政治才被衝破，才允許美國人考察中國的血吸蟲病。
就中國人而言，外國訪問者隻能了解他們的中國主人想讓他們了解的東西。他們通常的做法是簡單地限製訪問者們去了解情況，但是有一個波將金式村莊那樣的地方專供基辛格這樣的特別訪問者參觀。
在基辛格一行五天的訪問即將結束時，又安排了一個去蘇州的旅行。蘇州位於北京和上海之間，以刺繡聞名。我們所有人分乘兩架由主人提供的英國三叉戟噴氣機從北京起飛。美國聯絡處的林思·帕斯特一周前陪一個美國大學校長小組先於我們到達蘇州。據他報告，蘇州和北京一樣，馬路上擠滿了自行車和運輸車輛。
但當我們同基辛格一行到達蘇州那天卻不是這樣，我們沿著幽靜的馬路行駛，沒有車輛，沒有行人。以前也有過類似的情況，曾陪一個新聞代表團訪問過中國的比爾·巴
克利有一次問他的陪同人員，人們都到哪兒去了？陪同人員反問，“你說什麼？”“人，”比爾回答說，“你知道，這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
當基辛格一行和布什的人員乘車行駛到蘇州的主要大街時，我可以看到有大批人群擠在馬路邊上，站在路障後麵。在我們訪問期間，不管中國政府以什麼理由清理街道，它都可怕地、甚至令人膽顫心驚地表明一個極權政府能夠如何控製它的人民。
在蘇州的一個公園裏像波將金村莊那樣的異常情景終於出現了，在那裏我們看到一群群兒童在玩遊戲、歡笑、唱歌，這顯然是一個經過精心安排和設計好的場麵。當我們回到車裏時，公園裏突然變得一片寂靜，由此，我們的懷疑得到了證實。場麵結束了，孩子們完成了毛主席交給的任務。
兩天後，基辛格一行飛回華盛頓，聯絡處大院裏的生活也恢複了正常。在我的前任戴維·布魯斯時期，聯絡處的作用僅僅是作為美國的一個觀察員和在北京外交界的一個聯絡點。他認為在美國和人民共和國之間沒有正式關係的狀況下，隻能進行低調的工作。
基辛格顯然同意這樣做。當亨利得知我為了去北京而放棄到倫敦和巴黎出任大使時，他感到迷惑。他說，“你會不時有實質性工作可做的，但在多數情況下，你會感到令人難以置信的厭倦。”他這樣概括了我當聯絡處主任的職責。
考慮到中國當局對外交使團的限製，這種說法在“正常”的情況下可能被證明是真實的。但當我考察了工作的局限性和潛力後，我開始重新考慮聯絡處周圍的所謂“正常”情況究竟如何。
聯絡處位於北京的使館區，它的庭院使人想起20年代南加利福尼亞的建築風格：那日落林蔭道一半是西班牙式，一半是東方式。兩名穿著綠色軍裝的人民解放軍士兵守衛著大門。
在聯絡處有一座小樓是領事樓，它的旁邊是主任官邸。官邸很明亮，樓下是會客室和餐廳，臥室在樓上。
主任官邸有六名工作人員——兩名廚師，兩名服務員，兩名清潔女工。服務組組長王先生是位二十多歲的年輕人，他很和善，責任心很強。主廚孫先生是位烹任專家，據說是北京最有名的廚師之一。其他使館沒有這樣幸運的條件。一位大使夫人經常向中國禮賓官員抱怨他們使館裏廚師的烹任水平如何差，中國人終於把那位廚師調走了——當然他們是不高興這樣做的。他們有好幾周沒新廚師來，使得大使夫人不得不下廚房。
在交通車輛方麵，為主任提供的車是一輛克萊斯勒轎車，巴巴拉和我起初乘坐這部車。但不到一個月，我采取了第一個步驟來打破過去希望駐北京的美國使節所采取的模式。這不是一個重大的外交行動，但它有助於證明亨利認為我對新工作會感到厭倦的估計是錯誤的。
在中國時，我曾想，為什麼不能像中國人那樣到處走走？我媽媽到北京度聖誕節時，王先生告訴我，他的朋友們把巴巴拉和我稱作“開路者，因為同中國人一樣騎自行車”。
1974年聖誕節是巴巴拉和我自結婚以來第一次分開度過的。她回國同孩子們一起過節，那時孩子們還在上學。但我也不是一個人獨自過節。我媽媽和一位姨母瑪喬麗·克萊門特那時已到北京。做完禮拜，我們騎車繞使館轉了一圈，之後拜訪了英國駐華大使
特德·龍德。
我們還往華盛頓打了電話，巴巴拉和孩子們正在華盛頓過聖誕節。傑布已當了φBK聯誼會會員，尼爾考試成績很好，馬文正加緊鍛煉，以迎接籃球季節。
在聖誕之夜，孫先生竭盡全力第一次烹製了西方節日菜肴：火雞、桔醬及配料；不過他沒做南瓜或者胡桃餡餅甜品而準備了一道別致的中國風味的甜品，叫做“北京粉
糕”。這是一種擠上鬆散奶油並在上麵撒滿栗子粉的點心。
但是聖誕節的大部分時間是在地下度過的。在基辛格訪問期間，亨利和我會見鄧副總理時，他曾問我是否有機會參觀“防空洞”。我說沒有參觀過，這樣就在聖誕節那天安排我去參觀。
“防空洞”就是北京城下麵的地道。一位人民解放軍幹部和附近街道的官員在指定的路口迎接我。他們領我走進附近的一家服裝店，幾個貨架後麵安著一個按鈕。按了按鈕後，一個活動門便慢慢打開。我們往下走了大約25英尺，穿過蜂窩狀的人行道，再穿過幾個像大房間的地道。地下有衛生間，雖無通風係統，但主人肯定地告訴我，地下空氣很好，並有排水設備，這個地道能容納所在街道的幾幹名居民。，
我們參觀的是地下避彈所，即人防“洞”。中國人在所有大城市中都在挖這種洞。毛主席曾教導，“深挖洞”，“廣積糧”。為什麼這樣做？據說是因為如果蘇聯決定對
中國發動戰爭，那就是用原子武器而不是常規武器。
參觀完“洞”並向我的向導表示謝意後，我騎自行車回到聯絡處。媽媽問我觀感如何，我把參觀的情況告訴了她。她評論道，這是一份奇特的聖誕禮物：在致力於全球和平的聖誕之日應邀參觀避彈所。
然而到此時，我在中國的時間已足以使我懂得，中國人在同外國人打交道上很少聽其自然發展或發生意外事情。中國最為重視的是對蘇聯保持警惕，並準備應付世界形勢發生任何變化，甚至最壞的變化。
我同意媽媽的說法，安排在聖誕節去參觀是奇特的時間安排。不過，選擇這個時間去參觀防空‘洞”，倒使我不會很快忘記這件事了。
聖誕節的這種安排有一點附帶的提示。它使我不能不搖搖頭，不知是不是應該消除尼泊爾大使說過的那種感覺——你對中國人知道的越多，對他們的真正了解就越少。
媽媽離開北京前，告訴我家的服務組組長王先生，她和姨媽瑪喬麗在來訪期間過得很舒適，她們表示非常感謝。出於過節的原因，媽媽表示要向王先生及他的服務組同事們送點小禮物並解釋說，這是我們國家的風俗習慣。但王先生說，“不用客氣，謝謝您。”媽媽堅持一定要送，心想王先生不過是表示客氣而已。但王仍然堅持不收，什麼也不能改變他的立場。
關於不收禮品的原因，據聯絡處的一位職員說，在毛的中國，如果因為幫了別人的忙而接收人家任何形式的報賞，都會被看作是資產階級——或者更嚴重。如果王先生接受了禮物，就會有風險。在統治著中國人生活的嚴格革命教義下，王先生可能會不得不在他的地區召開的所謂“自我批評”會上站起來，承認他接受了外國人的禮物。
聽到這種解釋，我點點頭，似乎懂了，但實際上我並沒有真懂——至少沒有全懂。原來有一種繞過不準受禮規定的辦法。隻要我們的客人講明那些東西是“供你們工作中使用”，王先生和其他人便會接受——這是我們在中國期間找到的解決東西方風俗習慣之間和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風俗習慣之間的難題的方法。也許我們是這樣認為的。
當“開路者”騎自行車繞北京城轉時，這並不失為打破北京的外國使館區這個外交圈子的一種方法，但它仍然沒有解決同中國政府官員隔絕的問題。外交使團的其他成員們至少在每個國家慶祝國慶的各種招待會上可以見到這些官員。一位中國政府代表和他的同事總是在這種歡迎客人的社交場合出現。
戴維·布魯斯沒有出席過這種招待會。他把他的作用嚴格地限製在美國同中國政府的聯絡方麵，而不是一個完全的外交代表。然而，我卻認為，放棄這些招待會就會失去讓人們感到我們在北京存在的機會，並且采取了接受國慶招待會邀請的做法。
我們接受的第一個邀請來自阿爾及利亞大使館。當我和夫人同霍爾德裏奇夫婦走進招待會大廳時，周圍的談話氣氛突然活躍起來。美國人出現在北京的外交招待會上了！但是，沒過多久，一切便恢複了正常。外交堅冰已被打破。從那時起，我們出席那樣的招待會便被視為慣例了。
亨利·基辛格並沒有把我扮演一個活躍的聯絡官員的做法當成一件什麼大事。有一次他告訴我，“不要管他們是否喜歡你。”我不同意這樣。我並不是為了在北京出風頭，而是要了解中國人——同時也讓他們了解美國人——在個人與個人之間。別人不說，亨利是懂得在世界事務中個人關係的價值的。正是由於他同安瓦·薩達特之間的親密關係，幫助打破了中東地區互不信任的障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