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中國期間，曾有一段時間使我重新估計，戴維·布魯斯不參與外交活動的做法是否正確？那時正是1975年春天，美國和我們的南越盟國的軍事形勢惡化了。形勢的這種變化似乎不僅加深了我國在全世界的敵對國家的反美情緒，而且也加深了我們的
一些朋友的反美情緒。每當我走過一群群外交官身旁時，我便感覺到他們的敵意，以及在某些情況下他們對美國在東南亞政策的失敗感到的心滿意足。
這些天來最糟糕的日子是4月30日，那是北京慶祝“五一”節的前夕。巴巴拉和我正在荷蘭大使館出席紀念朱麗安娜女王生日的招待會。當客人們聚集在一起時，消息傳開了，說西貢已經陷落。在一般情況下，這種招待會的氣氛比較拘謹，但在那天晚上，大廳裏卻議論紛紛。突然越南南方臨時革命政府的五六位代表急急忙忙走出了大廳。此時外麵大街上發出了歡呼聲。
巴巴拉和我一直呆到招待會結束後才回到美國聯絡處，這時北京城到處是鞭炮聲。第二天，即“五一”節那天，大街上的擴音器播放著革命音樂，一直持續了好幾天。這不僅是慶祝“五一”節，也是慶祝“越南人民的勝利”。在越南大使館外麵的櫥窗裏展出了美國領導人的照片——有趣的是，這些照片不是尼克鬆和基辛格的，而是前總統約翰遜和他的國防部長羅伯特·麥克納馬拉的。
對於生活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內的一小批美國人來說，那是一個處境困難的時期。得知那些消息後，友好國家一些同事紛紛找我談，強調不放棄在遠東特別是在南朝鮮所承擔的義務對美國是如何重要。這些意見中最令人感興趣的不是來自一位西方盟國的代表，而是幾星期後出自一位中國高級官員之口。他用其言論是經過授權的口氣對我說，“美國在亞洲擔任著有用的角色。”
中國人在對外關係方麵可能是不夠坦率的，但有些時候也講心裏話。那位官員向我講明的意思是，盡管我們在越南的利益是相互衝突的，但我們在對付俄國人方麵有共同利益。我們是相互“有用處”的。
1975年夏天，我們五個孩子中的四個同我們在一起。第五個是我們的第二個男孩，他叫傑布，當時22歲，因在得克薩斯商業銀行任職，不得不同他的妻子哥倫巴留在休斯敦。但是喬治在休斯敦，他當時29歲，剛從哈佛商學院畢業，準備在得克薩斯經營石油業務；尼爾和喬治在一起，他20歲，正在得蘭大學讀書；馬文19歲，即將入弗吉尼亞大學讀書；多蘿西在1975年8月18日以特殊的方式度過了她的生日。她是在北京我們的教
堂裏受的洗禮。 為了爭取團圓，她的生日活動已經拖了很久。多年來我們一直爭取祖父母、舅父、姨母等全家人團聚在一起為她慶祝生日。但我們從來未能把全家人聚在一起。後來多蘿西16歲了，實在不能再拖下去了。她的生日活動是很不尋常的。有些情景將永遠留在她的記憶中——有三位而不是一位中國牧師為她洗禮，三位牧師中一位是主教派，一位是長老教派，一位是浸禮教派，進行洗禮的教堂是供駐北京外交使團用的。
因為多蘿西的教父和教母——我姐姐南希·愛麗斯、貝特西·海明威的丈夫斯派克和我們家在休斯敦的朋友米爾德裏·克爾不能出席，她哥哥馬文充當了主教代理人。
在儀式上，關於多蘿西信仰的問答不得不由一位堅定的無神論譯員進行翻譯。看來這位譯員不太高興翻譯宗教詞彙。盡管如此，儀式進行中沒有出現大問題。儀式結束時，牧師們向多蘿西說，現在她已成為共產黨國土上一座小教堂裏的終身會員了，還說，“我們將喜愛你，永遠惦念你。”
國務卿亨利又來到中國，是在10月19日到達的。這次來訪有一項特別優先日程。他在北京為當年晚些時候福特總統正式訪華進行準備。同往常一樣，國務卿的訪問日程安排得非常緊，兩天內要同鄧副總理進行三次較長時間會談，詳細擬定將在福特總統會見毛主席後發表的公報的細節。
這並不是為世界上最強有力的領導人中的兩位設計會談時談些什麼，但要按著一般慣例，在來訪領導人到達之前。即使不能把他們坐下來會談時得出的結論全文都寫出來，也要準備一份提綱。這就使會談議程更加明確，並盡可能減少在重大問題上產生誤會。
中國方麵參加基辛格—鄧小平會談的有外交部長喬冠華，美方除國務卿的隨行人員外，還有助理國務卿菲爾·哈比卜和我。在此之前，我同鄧見過幾麵。鄧在中國是正在上升的權貴人物，有可能在毛和周之後繼承最高權位。他不停地吸煙和喝茶。他說自己是來自中國西南四川省的鄉下佬和大兵。
鄧在同外國人會談時善於運用韌和柔兩手並且恰到好處。但他同基辛格會談時的表情卻明顯的是咄咄逼人的，談話是強硬的。他令人難以置信地責怪說，美國在蘇聯對世界和平的威脅麵前表現軟弱。這真像1964年聽巴裏·戈德華特講話一樣，隻不過語言不同而已。
鄧同毛和其他中國領導人一樣，對美國同蘇聯搞緩和政策的趨向表示關心。他指責說，美國人對俄國人的政策類似1938年英、法在慕尼黑對希特勒的政策。鄧稱這種政策是“綏靖”政策。基辛格有些惱火，但設法抑製感情衝動而保持冷靜。“不能說一個有1100億美元國防開支的國家是在追隨慕尼黑精神。”他回答說。“我願提醒您，當你們兩國出於本身的原因還是盟國的時候，我們就一直抵抗蘇聯的擴張主義。”
雙方爭論得很激烈。這就很好地說明為什麼在首腦會談之前需要預先進行討論。最後，為緩和美中分歧的氣氛，基辛格說，“我認為總統訪問後不應該給人留下我們兩國
在吵架的印象。”鄧表示同意。“還有時間進一步具體進行討論，”他說。
然而，基辛格此次進行預備訪問有一個尚未得到答複的大問題是，他是否會被邀請會見毛主席。同往常一樣，中國人用迂回的方式對付他的問題。
在10月21日的午宴上，副外長王海蓉有意識地提醒說，前英國首相愛德華·希思最近訪問時會見了毛。這位毛的侄女補充說，希恩明確地提出了會見要求。基辛格明白了王的意思，“如果這是正式詢問我是否願意會見主席，”他說，“我的回答是肯定的。”
幾個小時之後，基辛格在人民大會堂同鄧和喬進行第三次也是最後一次會談，會談時我看到遞給鄧一張紙條，上麵寫著幾個中國大字。鄧看過紙條後打斷會談，宣布說，
“你將在6時3O分會見主席。” 毛住在距人民大會堂不遠，專供高級官員們居住的一塊與世隔絕的幽靜的飛地中。我們通過一個精致的大門進去，然後汽車又開過了一個湖和幾個庭院才到了會見地點。一個中國電視攝影組等候在那裏。他們跟隨我們穿過了幾個房間，便來到毛的起居室。
我們進去時，81歲的毛正坐在一個扶手椅上。他由兩位女服務員扶著站起來。這是我到中國後第一次同毛會見，從遠處看上去，他的健康狀況使我吃驚。當他張嘴向基辛格——按照官員職務大小，他是第一個進屋的人——表示歡迎時，隻聽到從喉嚨裏發出來的沙啞聲音。
我是第二個進屋的。此時在較近地方看上去，主席的健康狀況似乎好一些。他個子高大，皮膚有些黑，仍顯得相當結實，握手時很有力量。他身穿一套做得很好的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服裝。他腳上穿著棕色短襪和一雙白色膠底的黑色便鞋，這種鞋就是千百萬普通中國人穿的那種。
基辛格向毛問安時，毛指著他的頭說，“這一部分工作得還好。我能吃能睡。”又拍著雙腿說，“這部分的活動不好，走起路來沒有勁。我的肺部也有些毛病。”他停了一會兒又說，“總之，我不太好了。”然後笑著補充道，“我是供客人看的一個陳列品。”
我坐在基辛格的左邊，基辛格坐在毛的左邊。我環顧了一下房間，一麵牆上裝有拍電視用的照明燈。在我們麵前的茶幾上放著一本書法書。房間那邊的幾張桌子上放著一些某種型號的醫用橡皮管和一隻小氧氣罐。
毛神態自若。他說，“我不久就要去見上帝了，我已經收到了上帝的邀請。”世界上最大的共產黨國家的領袖竟說這樣的話，使人吃驚。
基辛格笑著答道，“不要很快接受這種邀請。”
毛已不能有連貫性地講話，他吃力地在一個拍紙本上寫字，以使別人明白他的意思。他寫後，站在他身邊的兩位女服務員便走過去看看他寫的字，並試圖判斷他想說什麼。毛寫道，“我遵從Doctor的囑咐。”用中國人使用的這個頭銜稱呼亨利·基辛格博士是語義雙關的。
亨利點點頭，然後轉了話題說，“我非常重視我們的關係。毛舉起一個拳頭並把另一隻手的小手指頭也舉起來，然後指著拳頭說，“你們是這個。”又指著小手指頭說，“我們是這個。”接著又說，“你們有原子彈，我們沒有。”由於中國已擁有原子武器
十幾年，毛的意思顯然是說，美國在軍事上比中國強大。
“但中國說軍事實力並不是唯一的因素，”基辛格說。“而我們有共同的對手。”
毛寫出他的回答；他的一個助手拿過來給我們看。上麵是用英文寫的：YES·
主席和國務卿還談到了台灣問題。毛說，這個問題會在“一百年“甚至“幾百年”的時間裏獲得解決。我斷定，中國人這樣講是告訴外國人，他們已有幾千年的曆史。他們同性情急的西方人打交道時，是把時間和他們的忍耐修養當作他們的砝碼的。
像鄧和其他大多數革命領袖一樣，毛也有出身鄉下的背景，即便是在正式外交會談當中也常常使用一些粗俗的語言，比如在談到另外一個問題時，他形容美中關係中的一個具體問題並不那麼重要時，說它連“放狗屁”都不如，他的一位女助手忠實地把它譯作“一個狗屁”。
這種詞甚至在哈裏·杜魯門的粗俗詞彙中也找不到。
會見在繼續進行，毛看起來更有精神了，也更機敏了。他不時地打手勢，把他的頭從這邊移到那邊，好像談話使他興奮起來。他又提起上帝，他說，“上帝保佑你們，不
保佑我們。上帝不喜歡我們，因為我是個好鬥的軍閥，一個共產黨，他不喜歡我。他喜歡你們三個人。”他向基辛格、溫斯頓·洛德和我點點頭。
會見快結束時，毛把溫斯頓和我也拉到會談中來。“這位大使，”他對著我說，“處境不好。你為什麼不來見我？”
“那將非常榮幸，”我答道，“但我怕你太忙。”
“噢，我不忙，”毛說，“我不管國內事務，我隻讀國際新聞。你一定要來見我。”
五個星期後福特總統到北京進行國事訪問時，我又見到了毛，這是第二次，也是最後一次。那時，關於我即將擔任中央情報局局長的任命已經宣布。基辛格會見毛後，我在同聯絡處官員談話時提到了毛說要我去見他的事情，並說我可能爭取見到他。他們的印象是，這隻是毛的外交表示而已，因此，我就沒再考慮這件事。然而，一年後——那時毛已去世了——當巴巴拉和我訪華時，我向中國政府一位官員談起毛主席的那句話。
“你應當按照你想的去做，”他告訴我。“我可以向你保證，如果不是毛主席想那麼做，他是從來不會發出那樣的邀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