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涼拌雞肉與……之不同
有時幾年之後才覺得一件事好笑，但有時一件趣事剛一發生就讓人忍俊不禁。“我真討厭拿這個給你看，喬治，”一位競選工作人員遞給我一份關於亞巴勒的情況時說，“但我以為你應該知道……”
那是投票前的星期天，我很累，但我肯定注意到了這一點。對我的種種感受，大家似乎格外牽掛，好像我是一個飄浮的鼓足氣的氣球，隻要碰一下就可能爆炸。但我從未感到如此暢快，從競選一開始就如此。經過幾個月的角逐，當擊敗一位候選人而終於目標在望時，那才是競選人的最好時刻。
目標並不僅僅是競選的結束，而是要贏得這次競選。我們要贏，這一點毫無疑問。民意測驗顯示，林登·約翰遜在得克薩斯州以壓倒優勢的票數超過巴裏·戈德華特，而美國參議員競選卻難分伯仲。有件事懸而未決。
這就是我的競選人的最佳時刻所帶來的副作用：絕對相信所有安排進去的工作——不愧由我而且由我的家人、工作人員及自願工作人員安排的工作——在選舉日都會得到報償。報紙報道或是競選的最後指責都不能改變這一點。
那會怎樣呢？所有關於我的可能說的或者付印的東西都已說了或付梓了——包括報紙上整版廣告中的指控：對我的投票會像對戈德華特的投票一樣可能導致核戰爭。
一次競選就是一次學習的經曆。在我參加與拉爾夫·亞巴勒角逐競選美國參議員的一年半當中，我獲益匪淺。我和巴巴拉已周遊了得克薩斯州，從潘汗得爾到裏約格蘭德，從韋切塔瀑布到比維爾。再沒有比這更好的途徑去了解該州、該州的人民以及該州形形色色的東西了。而我對自己也了解了許多，實際上是對我們自己。
譬如說，我了解到了一些關於巴巴拉父親馬爾文·皮爾斯的事情。這在競選初期約翰·伯奇協會編印的一本小冊子上有記載。這本小冊子談到皮爾斯先生是麥高爾公司總裁。
這個我知道。
麥高爾公司出版了《紅寶書雜誌》。
我也知道這件事。
正如書名所指的，《紅寶書》是共產黨的官方出版物。
這一點我原來不知道。
當時有個體重不輕的家夥讓我知道了一件事，此事是關於一位讚助我競選而我不認識的人的。羅伊·古第爾是我的一位競選顧問，我和他當時在潘汗得爾區的一次政治性集會上正麵對著一群男男女女忙乎著。我們正在發放競選卡片：“幫助建立一個更強大的得克薩斯”，“幫助建立一個更強大的國家”，“將喬治·布什送進美國參議院”。
“布什。對，我聽說過你，”這家夥在我遞給他一張卡片後說道，“我不能支持你。”
“很遺憾聽你這麼說。”我說，心想他指的是他決不會支持一位共和黨候選人，當人們作出那種反應時，通常就意味著這一點。就你個人來說，我喜歡你，布什，但你所屬的黨派錯了。
記住，那是1964年。我們正在得克薩斯州建立共和黨，但進展很慢，特別在農村。然而，我作為共和黨人並不是給這家夥麻煩的原因，那是比這更糟的東西。
“你的石油生意已獲得了東部財團的資金，對吧？”
“獲得一些，”我說。羅伊·古第爾一直拽動著我的袖子。“嗯？你指什麼？每個打油井的人不是去西海岸就是去東部找投資者，這種生意就是這樣。”
向我提問的人搖搖頭，連聽都沒聽我的回答。“你的一些競選資助人怎麼樣了？“他提及一位有名的休斯敦律師，這位律師的捐助費或是100美元或是5OO美元。
“他怎麼了”我問道。羅伊拽得更厲害了。
“他怎麼了？明白嗎，布什？這就是我的意思。你或者不知道或者不在意？”
“不知道或不在意什麼？”我問。這時羅伊停止拽我的袖子，一把抓住我的胳臂，
慫恿道，“快點，喬治，我們得繼續幹別的。”
“喔，這個狗養的是對外關係委員會成員。”他說著說著，慢慢撕碎了我的競選卡並將碎片扔在我腳邊。
問題是，在某些投票人的心目中，對外關係委員會隻不過是共產主義—華爾街國際主義者陰謀組織的一個世界大同的工具更糟的是，那位休斯敦律師也為艾森豪威爾總統工作過，這位總統在某些約翰·伯奇協會成員眼裏是一個有名的共產主義分子工具。
我讀到拉爾夫·亞巴勒將我描述成“伯奇協會的寵兒”的那段話時，想起落在我腳邊的撕破的競選卡。我斷定拉爾夫到我家鄉來並照此說時，一定會不顧一切的。我被列在伯奇協會熱門的政治名單上，這在休斯敦是廣為人知的。
亞巴勒的戰略很明顯，就是將他的競選運動與約翰遜的聯係起來並將我定為一個“極端主義分子”。約翰遜在得克薩斯州民意測驗中以二比一領先於戈德華特，他競選抱著一個宗旨：如果巴裏當選為總統，他就會或者斷送整個世界，或者幹出一些危險的勾當，像在越南將美軍卷人一場陸上戰爭一樣。
聽說我是一個約翰·伯奇協會擁護人，令人驚奇。但競選中最深刻的教訓是：發現我不是得克薩斯州人——至少從我競選對手的觀點來說不是得克薩斯州人。根據亞巴勒的說法，我是一個從康涅狄格州南下的“做投機生意的北方佬”。甚至連林登·約翰遜在該州競選高潮中也提到了這一點，即使我覺得在奧德薩、米德蘭和休斯敦生活、工作
和養家16年後，我作為一個得克薩斯州人的可信性是很大的。
我能應付這一指責，即使它是出自總統之口（我從1948年就呆在得克薩斯州，畢竟比林登·約翰遜呆的時間長）。但不能對付的指責——因為那是事實——是與我的黨派有關的。即使艾森豪威爾50年代在該州競選成功過兩次——我在米德蘭為兩次競選活動做了基層工作——得克薩斯仍是一個完完全全的民主黨州。當得克薩斯州人舉行選舉時，他們實際上貼出一個告示：公職招聘——共和黨人不得申請。”
約翰·陶威爾是一位保守的大學教授，他確實作為一位共和黨人參加了競選並於1961年林登·約翰遜成為副總統後贏得了約翰遜在參議院的席位。但陶威爾是一個例外——從19世紀中期以來贏得全國性選舉的唯一共和黨人。6O年代早期在該州的絕大部分地區，得克薩斯共和黨是一個瑪·貝爾業務小組——如果開一次地區共和黨員會議，不會需要比一個電話亭再大的地方。
我在改變這一狀況方麵即幫助在得克薩斯州建立兩黨製方麵會起到一點作用的想法，在50年代早期和中期我還沒有。我那些年最要緊的是建立一項產業，賺足夠的錢來養家糊口及維持孩子們的學業。
關於我個人，我的政治觀點早就形成了。我支持哈裏·杜魯門40年代後期的許多外交政策。但我不喜歡他和民主黨以一種龐大的中央集權統治的方式代表的那些東西——“華盛頓知道得最清楚”的態度以及華盛頓製訂的政策和規劃。我認為自己是一個保守的共和黨人，但我在得克薩斯州的早些年（當時我在奧德薩為鑽機刷漆）一直沒什麼機會參與任何意識形態方麵深人的討論。
在緊接著的歲月裏，特別是父親1953年當上參議員後，政治以其他方式進入我的頭腦。但那些方式叫人痛苦，30年後仍然如此。這些涉及到某種企業家的政治活動，他們相信任何東西都是用來做交易的，而不能收買的可以用威嚇得到。我了解到當時石油業屬於這樣一類——即被艾森豪威爾總統在一時不悅的情況下稱做的“無責任心的一小部分工業”。
艾克所指的是某些石油說客超越常規，忙著於1956年使國會通過反天然氣限製法案的方式。我認為這是一個好法案，因為縮小幹預範圍會刺激更多獨立生產者去勘探天然氣，這樣會增加供給而最終降低價格。但我的觀點是一個從事石油業的得克薩斯州人的觀點，這與我父親的觀點不同，我父親是一位代表石油消費州的參議員。他與其代表的
康涅狄格州選民反對這一法案。他們以為縮小國家幹預範圍會意味著天然氣價格更高，我認為他們錯了，那隻是30年前我父親及當地人的想法。
通過幕後一番廣泛的遊說活動，該法案於1955年在眾議院通過。1956年該法案送到參議院時，壓力很大，對石油天然氣工業界試圖收買選票及收買強硬的反對派參議員的指摘趨於表麵化。
就在這一時期，石油界大亨們的電話接二連三地打到我的辦公室。有些叫人難以捉摸的家夥問我是否能使我父親在該法案問題上改變態度；有些笨手笨腳的家夥說我他媽的最好使我父親回心轉意。我竭力控製住自己的感情，即使有些打電話的人更尖酸刻薄。我的回答始終如一；我不同意我父親的立場，但我尊重他的立場。是的，我對他說過我
對這一點及其他問題的感想，但決不從自身利益出發。他已聽過我的意見，但仍堅持反對該法案。
各種電話接著打到我原來的老板那兒，即在德雷塞公司的尼爾·馬朗那兒。菲力浦斯石油公司的頭兒K·S·（布茨）亞當斯告訴尼爾說：“如果普萊斯科特·布什不讚成這一法案，你可以別再提將德雷賽的設備賣給菲力浦斯了；還有，你可以告訴喬治·布什別提他的近海井生意了。”
後來有一天淩晨2時，我在家接到石油業一個更帶挑逗性的說客打來的電話，他當時在替錫德·理查森做事。理查森是得克薩斯州石油大王，據說他當時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他是該法案的主要提議者。理查森的這一說客是從科珀斯克裏斯蒂打的電話，他當時醉醺醺的，說他討厭持觀望態度。情況差不多就是這樣我他媽的更了解：除非我父
親在縮小國家幹預問題上“改邪歸正”，“這就是她寫給你的全部東西，布什，因為我們要把你這蠢貨攆出近海石油鑽探業。”
講這話是很有份量的，因為如果有人在美國想把某人攆出石油鑽探業，那就是錫德·理查森。第二天早晨——比通常要早一點，因我接電話後沒睡多久——我去上班途中順便去湯姆·福勒家將這事告訴了他。湯姆在石油業界是個老手，他對是非曲直之判斷力，我當時直到現在都很折服。他是我和巴巴拉搬到米德蘭後最先結識的朋友之一。湯
姆認識錫德·理查森。甚至在我還沒把這事說完之前，他就向我保證說：“這不怪錫德，這要怪他那傻乎乎的說客。你隻管去上班好了，喬，我來親自撥一個電話。我們要那笨蛋生吞大烏鴉——羽毛。嘴，一切的一切，都要他吞掉。” 剛要吃午飯時，我又接到理查森的那個人打來的電話。他聲音沙啞，似乎半醉不醒的，或用湯姆·福勒的話說，剛吞下了烏鴉的嘴巴。“昨晚很抱歉，喬治，”他說，“我管得太多了，忘掉我說的話吧，真是大錯特錯。”
絕對如此。這終究是許多錯誤之一。每個機構，不管是在公立部門還是在私立部門，都不得不防止那些盲目熱心的工作人員在工作中“管得太多”。這些人不僅會使他們為還會設法攪亂後者正力圖取得成功的事情。由於拙劣的院外遊說活動而使縮小國家對天然氣幹預範圍法案獲得通過，新的艾森豪威爾總統否決了這一法案，放風說“這類工業愚蠢到叫人難以置信”，後來他在日記中將此事描述成這樣一種事情。“對任何稍微注意到一點倫理道德水準的人來說”，它能使“美國政治生
活成為一種陰鬱而令人沮喪的經曆”。
然而這件事並沒有打消我參與政治的日益增長的興趣。我們搬到得克薩斯州後，我所企望的每件事都獲得了成功。我白手起家，幫助建立起一家公司。即使石油業多次起起落落，我的絕大部分投資都有收益。薩帕塔近海石油公司發展興隆。我們擁有金融證券、溫暖、密友以及舒適的家庭。我當時還年輕，隻有30多歲——當時那麼年輕，能尋求種種新的挑戰。
得克薩斯總帶有一種政治氣氛，從50年代後期我就開始向密友們談到我對公務日益增長的興趣。他們勸我若我想嚴肅對待競選公職，明智之舉即皈依另一個政黨。 這些都出自民主黨人之口，有些還是對得克薩斯州政治頗有影響的人物，像林登·約翰遜的朋友喬治·布朗，此人是布朗—魯特建築公司的。如果我脫離共和黨而當一名
民主黨員，他們提到了好幾種可能性，包括在美參議院弄個席位的機會。他們說皈依民主黨毫不費勁。得克薩斯州實際上有兩個民主黨——一邊是保守民主黨人，另一邊為自由民主黨人。我隻需參加民主係統的保守派一邊。
這個爭論產生了實用效果，但我當時就沒看到這一點。就思想觀點說，我是共和黨人，所以皈依另一政黨的想法對我來說是很不合適的。再說，得克薩斯州政治中正吹起陣陣怡人之風。著名的得克薩斯州人像州共和黨主席比得·奧唐奈及黨的著名領袖塔得·哈奇遜正試圖建立全州性的共和黨組織。就得克薩斯州人來說，反對共和黨人的事情要上溯到一個世紀前的南北戰爭及重建時期。該州隻有單一的民主黨。得克薩斯州人對“父輩黨”的忠心在大蕭條的艱難歲月裏變得更為強烈。3O年代的民主黨競選綱領將失業與取消農場贖回權歸咎於“胡佛共和黨人”；富蘭克林·德·羅斯福及民主黨據說是人們當時的唯一朋友。
然而，從5O年代起，在羅斯福之後的得克薩斯州民主黨開始出現裂痕。民主黨自由派如拉爾夫·亞巴勒與保守派如阿蘭·席弗斯州長之間的分歧越來越大。德懷特·艾森豪威爾在全國選舉中以壓倒多數兩次在該州獲勝。1960年約翰·肯尼迪也差一點在得克
薩斯州輸給了共和黨人理查德·尼克鬆，盡管當地人林登·約翰遜投了他一票。
當時得克薩斯州特別是休斯敦和哈裏斯縣的政治底層發生一片騷動。尼克鬆在休斯敦擊敗肯尼迪，休斯敦成了196O年落入共和黨之手的全國最大都市區。
得克薩斯州民主黨人已變得呆鈍遲緩而自鳴得意，我覺得他們已脫離群眾。新一代得克薩斯州人已成長起來，年輕人對未來很感興趣，而厭倦重建時期及赫伯特·胡佛的那些令人不快的往事。這些人都是些能將得克薩斯變為真正兩黨製州的投票者。，
1962年春天一個陽光照耀的星期六上午，羅伊·古第爾、湯姆及南希·托利、傑克·斯第爾以及其他地方共和黨領導人在布賴爾道我們家裏跟我聚集一堂，商談他們在哈裏斯縣建立共和黨的計劃。
古第爾是一位年輕的獨立經營石油戶。他活躍於得克薩斯州共和黨政界已好幾年，此時頭發剛開始變得灰白，政治上卻已贏得老練之名，這後來使他以“銀狐”之稱而聞名於華盛頓。他開始說哈裏斯縣共和黨組織正在忍受越來越大的痛苦。隨著對該黨的興趣日益增長，派係也相繼產生。由約翰·伯奇協會成員組成的一個比較特殊的派別威脅著要接管該黨。
約翰·伯奇協會成員們對什麼於國家有益有個固定的看法，對自己的看法以外的任何其他觀點都不能容忍。對他們來說，美國人分為三種：（l）那些與伯奇協會路線一致的人；（2）共產分子；（3）那些不同於伯奇協會路線而有意無意充當共產分子工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