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明顯，約翰·伯奇協會接管哈裏斯縣黨部會意味著共和黨近年來取得的全部成果都將功虧一簣。
我們坐下來吃午飯時，古第爾解釋道，在最近一次投票中參加縣主席競選的伯奇協會候選人以微弱票數之差被擊敗，但現在當選的主席要走，該由黨的執行委員會挑選一位接班人。除非再有一位強有力的候選人參加競選，伯奇協會成員就會當縣主席。由於伯奇協會的擁護人組織嚴密而又很積極，所以這次競選不會很順利。不管誰與另一位候選人競選縣主席都得超負荷地幹一番，一連幾星期跑遍全縣，訪問各個選區並且每晚發表演講。
古第爾及其小組想知道我是否對參加競選感興趣，我確實不用花費時間來考慮這個問題。這正是我在等著的挑戰——開始參與基層政治，政治即始於基層。
緊接著的幾個星期裏，我和巴巴拉第一次嚐到了後來成為一種生活方式的滋味。我們每天夜裏都在奔波，競選於一個選區又一個選區。有時我能吸引多達5O名聽眾到選區集會上，而有時少到兩個人。即使在那種情況下，我也很樂觀。對為數不多的聽眾發表演講有其局限性。如果我的演講砸了鍋，閑言碎語也不會散布得很快。
這又是一次很好的鍛煉，就像我在奧德薩的那些日子一樣。我們主持所有的會議，我在與聽眾目光直接接觸下發表演講（聽眾中隻有四隻眼睛時，接觸更容易），這時巴巴拉在台上坐在我後麵繡花邊。她說這是晚上10鍾聽一個她以前已聽過150次的演講而不使自己打瞌睡的方法。
這次演講本身是有關在得克薩斯州建立兩黨製以及共和黨人在政治上給予休斯敦人什麼來取代守舊的民主黨建製。我對一種競選方式感到非常適宜。正如人們聽一位候選人進行第一輪競選而對候選人有所了解一樣，候選人對自己也有新的了解。我發現置人於死地的政治把戲——卡反對派的脖子——不是我的風格。這是從我經商過程中得出的教訓。競爭變成扼殺對手時，大家誰也別想取勝。有時相互對抗是解決問題的唯一辦法——但隻能在所有其他途徑都嚐試過以後作為最後一招。這就是我在第一次競選時采取的辦法，也是我在緊接著的兩年裏當哈裏斯縣共和黨主席時繼續沿用的辦法。試圖解決成員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麵根深蒂固的紛爭是毫無意義的，所以我將著重點放在建立黨組織的所有要害處，我的主要之點是我們都抱有基本的保守觀點，但為了使自己有效率，我們得集中精力對付民主黨人，而不是自己相互之間內訌。到1963年底我們的成員增多了，而且籌集到了足夠的資金來將總部遷到一個更好的地方。
伯奇協會的追隨者仍牢騷不止，但這是我在經商過程中得出的又一教訓：人們不可能使所有的人皆大歡喜。
喬治·布什在星期六共和黨參議員提名的決定性選舉中以壓倒多數順利擊敗傑克·考克斯，他保證在競選中擊敗民主黨方麵很有抱負的拉爾夫·亞巴勒。得克薩斯州選舉機構從249個縣的選舉結果報告中對226個縣作完統計，這些縣的票數顯示布什得49548票，考克斯得30122票。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拉爾夫·亞巴勒也許會在林登·約翰遜的保護下再次當選，而亞巴勒僅僅在一年前稱過林登·約翰遜為“醉心於權力的政客”。兩人之間隔閡很深，肯尼迪總統1963年11月22日去達拉斯時，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勸成他的副總統與來自得克薩斯州的民主黨參議員握手言和。 但現在約翰遜是總統了，正如《時代》雜誌所報道的，“倘若林登·約翰遜的家鄉得州把布什選進共和黨人約翰·陶威爾所在的參議院之得州純共和黨班底，那對林登·約翰遜的個人虛榮心將是當頭棒喝。”
“如果林登對此不聞不問的話”，《時代》得出結論說，“共和黨人布什就會得此良機。但約翰遜是不會對此置若罔聞的，這樣就會使布什倒黴。”
從黨主席彼得·奧唐奈勸我向亞巴勒挑戰之日起，這種不得誌者的競選運動就一直是漫長而又艱難的。我在哈裏斯縣的經曆已幫了忙。但黨內預選及決定性競選使我對得克薩斯州包括多大疆域有了新的認識。民意測驗顯示，我作為一個州範圍內候選人的最大缺憾是隻在休斯敦、米德蘭和奧德薩有點名氣，而在州內很多地方隻能在競選招貼上見到我的名字及笑容。
然而，到10月初我獲益於一次形式不拘的況選運動，利用帶進會場的“黑山少年”和“藍帽美女”兩個組織來愉悅場上的人們，我填補著“喬治·某某”這一空白。
這不是一種通常代表共和黨候選人的競選運動，而是從得克薩斯州類似人民黨主義舊書的一頁上摘出的。而且在這裏戈德華特、尼克鬆及其他聞名全國的人物訪問之後，競爭趨於緊張激烈，林登·約翰遜勝券在握拉爾夫在得克薩斯州順利取勝對手對我的人身攻擊反給我擴大名聲幫了不少忙。被人叫成“做投機生意的北方佬”總覺得不是滋味，然而這意味著我們已將亞巴勒嚇倒了。情況開始趨向有利……
林登要是置身於事外就好了。
……亞巴勒參議員星期二晚間早些時候宣布獲勝，布什於晚上11點半鳴金收兵。
“數字表表示我們已失敗，”布什說，“我一直在努力思索我們失利該責備誰，但很遺憾地得出結論：唯一該責備的是我自已。我相信參議員拉爾夫·亞巴勒擊敗我是毫無置疑之處的，我向他致以最好的祝願。”
我在米德蘭叫一個指導我進入石油業的大人物給打敗了，現在我又被另一大人物擊敗了。在我競選美國參議員失敗15個月後的1966年2月，我辭去了薩帕塔公司的董事長和主要行政負責人職務，將全部時間用於競選國會議員。我如果不那樣做。對公司股東和雇員來說就太不公平了。1964年競選參議員使我懂得當候選人就得全力以赴。像任何成功企業一樣，薩帕塔需要有人在第一線親臨指導。
不要過河拆橋是婦孺皆知的。然而，在某種情況下，拆橋是有其原因的。辭去薩帕塔總裁之職使我隻有一條路可走，那就是向前——在新建的休斯敦第七區贏得議員席位，接著向華盛頓進軍。
布斯特·惠亭頓是我在薩帕塔公司的同事，他不理解我著了什麼魔。布斯特後來告訴一位記者說，他曾問道：“他究竟為什麼放棄所有這些而要一個每年薪金18000美元左右的差事呢？”我的回答是：“我不能對我妻子解釋這一點，所以我怎麼能對你解釋呢？”
實際上我不必向巴巴拉解釋，她跟我一樣關心著國內各種事情的發展，跟我一樣感到我們有義務對已經給予我們很多的社會進行報答。
阿琳·史密斯是我們小家庭以外首先意識到1964年競選參議員對我的生活哲理有著深刻影響的那些人中之一員。阿琳是我的秘書，後來進入我們的華盛頓班底。她告訴采訪過布斯特的同一記者：當我與亞巴勒那次競選後回到工作崗位時，“他再也無心賺錢了”。
這一觀察恰到好處，雖是七口之家，你不會真對掙錢的重要性處之泰然。我和巴巴拉現在已有滿滿一家子人——喬治，傑伯，尼爾，馬文，還有我們最小的多蘿西。
同時，我們存了足夠的錢來維持孩子們上學，而靠眾議員的收人來生活。按照得克薩斯州石油大財團水平，我們不算富翁，然而，金錢已不再是我年輕時所認為的衡量成功的最後標準。年過40之後，我終於認識到還有其他重要途徑來為孩子的將來著想。去華盛頓當一名國會議員即朝此方向邁出的一步。
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我得擊敗保守的民主黨人弗蘭克·布裏斯科。布裏斯科作為地區檢察官兩年前以三比一之優勢再次當選。與此同時，我在新的第七區以八比五之優勢擊敗亞巴勒而搬掉該選區的選舉箱。這次競選被認為是一次勢均力敵的競選。
吉姆·艾利遜是我的來自米德蘭的一個密友，也是我所認識的最勤勞的人之一。他屈尊來為我組織競選。哈裏·特裏利文沒去他的國家公共關係廣告社上班而編了一套宣傳節目。當時幾件大事是越南戰爭以及林登·約翰遜的偉大社會計劃裏的一係列聯邦開支項目。另一問題是州工作權利法。
我與競選對手都支持政府的越南政策，都保證削減聯邦開支，讚成工作權利法。 在一次候選人之間沒有明顯意識形態分歧的政治角逐中，投票人的取舍則決定於哪一位候選人在國會上更能代表該地區講話。特裏利文是一位經驗豐富的政治性公共關係擁護者，他通過一張身穿襯衫、外套背在肩上的候選人照片，介紹我們將競選重點放在“行動”這一思想上——把喬治·布什選進國會，看行動。這成了我們競選的主題。但光是主題並不能贏得選舉，除非在組織上能堅持到底。我們將“行動”這一思想運用於我們所做的每件事情，每天工作完畢之後，總有無數自願來敲門和按門鈴的人擠滿街坊鄰裏。
這是一次共和黨關鍵性的全國中期選舉。理查德·尼克鬆代表參眾兩院候選人跑遍全國，為其1968年競選總統奠定基礎。他來到休斯敦為我們的競選揭開序幕。眾議院共黨領袖傑裏·福特10月中旬出麵為我們籌集資金。這次競選是對共和黨在民主黨人1964年取得壓倒多數勝利後能複出的一次考驗，因而引起全國注目。
我們能夠複出而且確實複出了。
如果這次投票有令人沮喪的地方，那就是縱使在黑人選區費了很大功夫，爭取黑人選票還是慘敗了。這既令人不解，又叫人泄氣。我的競選對手作為地區檢察官受到社區黑人領袖批評，他的競選活動竟然針對我資助一個黑人女子壘球隊而大作文章。
我一直希望有一位共和黨候選人能夠打破民主黨對這一地區黑人投票人的控製。作為一縣的共和黨主席，我已將我們黨的資金存人一家黑人開的銀行並在南得克薩斯州學院附近開了一個有全日工作人員的共和黨辦事處，該校是州裏主要黑人學院之一。在競選國會議員過程中，我談到了這樣一種取得突破的可能性，即不僅在地方黑人領袖方麵而且在一位交往時間頗長的朋友比爾·德倫特方麵取得突破。1948年比爾·德倫特是一位主管黑人學院聯合基金會的全國領導人，我當時在耶魯校園領導黑人學院聯合基金會運動。
林肯的黨既應擁有也應吸引越來越多的黑人給予支持和參加進來。這在1966年似乎
很重要。在80年代依然如此。黑人作為直接選舉投票人，民主黨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這種情況對他們並不是最有利，對我們的政治體製也並不是最有利。
公民權住房不受歧視法案於1968年4月提到眾院，而當時全國仍受著小馬丁·路德·金慘遭暗殺的創傷。這是在國會四年中我投票讚成的最有爭議的法案。我的行政助手露絲·紮瑪麗亞每天都向我報告郵件數。該地區的信件以壓倒之勢反對這一法案。在我投票讚成該法案後，郵件越來越多了，而且越來越惡劣。恐嚇不僅衝著我而來，而且還對準了我身邊的工作人員。
單獨付諸筆端的答複不會使該區反對住房不受歧視法案的人們滿意。這一問題感情色彩很濃，不得不麵對麵地說清楚。
投票一周後。我乘飛機回家，參加在該區西部紀念堂舉行的一次集會。屋裏的人擠得滿滿的。從介紹我時場上發出的各種怪聲來看，這裏麵也是沸沸揚揚，群情激昂。另一位發言者為會議定了調子，他預言住房不受歧視法案“將使政府控製私有財產，那是共產分子的首要目標”。
會場一靜下來，我就開始發言，開場白的主題是愛德蒙·伯克對自由社會中立法者的作用下的定義。“你們的代表不僅將其勤勞而且將其是非曲直判斷力歸功於你們，”伯克寫道，“他若隱沒自己獨到的見解而盲從於你們的觀點，那就不是為你們行事，而是背叛了你們。”
這一段話道出了我對自己作為他們的眾議員這一職務的看法，但還有一點要申明，不管我的清一色的白人聽眾是否同意。這跟下列一點有關：住房不受歧視法案應獲得他們的支持，也應得到我的支持。
我提醒他們，甚至在我們聚集一堂時，美國黑人卻為了保護我們的自由及生活方式而正在越南戰鬥。從越南回來的一位美國黑人勇士反而被剝奪我們美國白人享有的自由，他們對此感受如何呢？
“一個人不應因為是黑人或者講話帶拉丁美洲口音而吃閉門羹，”我說，“不管怎樣，這似乎是基本原則。”我總起來說：住房不受歧視給了那些“因習慣和歧視而被拒之門外”的黑人和其他少數民族一線希望。
我說話的當兒，那些因我被引薦而向我發出的致意尖叫聲停止了，觀眾似乎安靜下來。在大多數情況下，我能得到某種暗示。怎樣使一次演講被人接受，而那天晚上，我一直到結束也沒觀察出什麼東西。
我講完後，向前望了望一排排表情沉靜的麵孔，接著轉過頭向節目主持人表示謝意。就在這時，掌聲四起，並且聲音越來越大，直到有人站起來熱烈歡呼。在這以前發生的所有煞風景之事似乎煙消雲散了，我感覺到某種異樣的事情發生了：在場的有些人——不是全部，而是有些人——心裏發生了變化。
20多年後我能毫不虛假地說，無論是在以前或以後的公務活動中，我都沒有體驗過什麼事情比得上那天晚上我回家時的那種心情。
1966年華盛頓出現了首次當選的眾議員。當時我國在東南亞正陷入困境，國內各城市因種族衝突而被搞得支離破碎。兩年前林登·約翰遜處於權力頂峰，現在他的影響正逐漸消失。
這不隻是共和黨在國會中期選舉中獲勝。總統也在漸漸失去對自己黨內成員的控製。政治形勢在發生大變化。國會山及其他地方的民主黨人逐漸成為總統越南政策強烈的批評者；而絕大多數共和黨人卻仍是該政策堅定的捍衛者，在參院由埃菲裏特·杜克森領導，在眾院由傑裏·福特領導。
林登·約翰遜用了一句話來描述拋棄他的那些民主黨人。他說他們已“將他們的驢都塗成白色，然後讓它們跟著羚羊一塊跑”。
一位在越南問題上支持林登·約翰遜的民主黨人——雖然他不讚同約翰遜的偉大社會計劃——是密西西比的G·V·（鬆尼）蒙哥馬利。雖然政治觀點完全相左，但我與鬆尼在眾院共事的第一年就成了摯友。
大多數首任眾議員去華盛頓時都帶了宏偉藍圖，為救國而樂於製訂新的法律，施行大膽的計劃。然而作為眾議院一名新手，你隻是435名立法者中之———加上參議員是535名——而且處於等級的最底層。你的地區選民與其說對你載入《國會記錄》中的一分鍾外交政策發言感興趣，毋寧說對你如何有效地清除那種維係著他們津貼支票或小型工業行政撥款的官樣文章感興趣，這也是因為你作為一名新手，在製訂外交政策方麵沒什麼可做的。
簡言之，在國會工作方式方麵你有很多要學的東西。正因為如此，在一個像眾議院這麼大的立法機構裏，你就得期望在這裏呆的時間最長的那些人——眾議院領導——指點你。
在鬆尼的情況下，當時民主黨領導是議長約翰·麥戈馬克和多數派領袖卡爾·艾伯特。在我的情況下——以及在我的共和黨密友威斯康星州的比爾·斯泰格爾、北達科塔州的湯姆·克萊普和阿肯色州的約翰·保羅·哈默施密特的情況下——我們指望少數派領袖傑裏·福特及少數派副領袖梅爾。萊爾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