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眾院領導人——麥戈馬克、艾伯特、福特及萊爾德——懂得在自由立法機構裏領導的四原則：
一、不管在一個問題上的鬥爭多麼激烈。絕對不要個人化。不要說或不要做任何會在另一個時間另一問題上返回來纏住你的事。
二、做你所熟悉的事情。你若不知所雲，你就無法指導人家。在以後的年月裏，不管什麼時候我聽到誰稍稍評價福特總統對問題的洞察力，我都會指出，在國會四年中，
我從沒遇到過任何人能比當眾院共和黨領袖的傑裏·福特對未決法規之細微末節掌握得更清楚。
三、美國立法程序是一種平等互讓。用你作為領導人的力量去勸說別人，而不是去嚇唬人家。很有意義的是，曆年來兩黨的立法領導人一直是並不偏好於狂喊胡吹的人。
四、照顧到你同事的需要，即使他們在級別上處幹最底層。
有一位眾院領導人，我總是與這一點聯係起來記著他，他就是威爾伯·米爾斯。作為籌款委員會主席，威爾伯是我兩任眾議員期間最有力量的眾議院成員之一。我雖是一個新手，還是要我填補了共和黨在籌款委員會的空缺，我開始將民主黨主席尊為稱職的國會領袖之典範。
威爾伯是一位管理能手，它使委員會正常運行。他們都不去國外旅遊——對他來說，他們全是些“僵化之徒”，他認為，就在華盛頓我們在的地方，我們是有事可做的。他精通本行即稅法，這方麵知識相當豐富。他隻要開口講話，同事們就洗耳恭聽，受益匪淺。然而，最了不起的則是他待人接物從夾都是有禮有節，富有魅力，他是一位不是通過欺詐手段，而是通過耐心工作達成一致來達到其工作目的的領導人。
無論何時舉行聽證會，我與我的來自紐約州的共和黨同仁巴伯·科納布爾都會出席並坐在會議桌的最末端。我記不清我們參加了多少次聽證會。那些年各種法案與提案攪在一起，難以辨別。但有一件事仍記憶猶新，即不管時間多麼晚，主席總不會宣布散會，直到最年輕、級別最低的成員有機會向聽證人提問。
籌款委員會裏舉行的大多數聽證會是技術性的，所以引不起新聞界多大注意。這並沒使我的新聞秘書佩蒂·羅素的工作變得輕鬆。然而，有一次我們就一個法案舉行的聽證會吸引了一位大有名氣的聽證人，即汽車工人聯合會的頭兒沃爾特·路德。
這次聽證會一直開到下午，該委員會大多數其他成員提問後就走了。路德說了許多他得說的話。他要趕飛機，但屋裏還有記者。米爾斯主席看我坐在會議桌的末端，他說他理解這位聽證人的時間有限，但“我相信布什先生有些問題要問問你”。
威爾伯沒有忘記做一名新任的眾議員會是什麼情形，也沒忘記我讓休斯敦的選民知道我已在這一職位上該有多麼重要。同時，他知道我不會忘記他要使我有機會向可以製造新聞的聽證人提問。
這就是我所記得的處於巔峰狀態的威爾伯。後來他經受了對其個人的嚴峻考驗，他被人取笑，像酒鬼一樣成為人們的笑柄。然而在信譽上，他在從那種痛楚裏恢複過來的過程中，顯示了與其在國會山權力中心縱橫捭闔時一樣的力量與個性。
我在國會那些年對威爾伯·米爾斯十分尊敬，20年後我仍然如此。
我是一個善於傾聽的人。這不是吹牛，這是我年輕時自己學到的一點東西。我來到華盛頓後，這一點更趨完善。像大多數從政的人一樣，我喜歡聽自己發表見解，但我喜
歡吸收他人之見，特別是當這一觀點出自一位思想敏銳、分析能力很強或富於創新精神的人之時。
比爾·斯泰格爾就是這種人。比爾28歲就當上了國會議員，是最年輕的議員之一，但他機敏過人，對種種事物之要旨都能心領神會，而且他治學篤誠，一切都依邏輯行事——即使這樣做與華盛頓圈子裏的高談闊論或耍小聰明之風背道而馳。
比爾及珍妮特·斯泰格爾與大法官波特·斯圖爾特及其妻子瑪朋·安，是我與巴巴拉在我們家院子裏舉行的星期天非正式戶外宴會上的常客，我們那個家位於華盛頓西北的希爾布魯克大道，當時是通過電話而沒有去看看就從即將退休的米爾沃德·辛普森參議員（即現任阿蘭·辛普森參議員之父）那兒買下來的。老米爾沃德很會做買賣，我們不到兩年賣掉這所房子時就吃了虧——一我們可能是在華盛頓繁榮的不動產市場上唯一出過這種名的人。
我們後來搬到了帕裏賽地大道，對我們全家各種需求來講這可說是個理想之家，地址也不錯。家裏很舒適，孩子上學也方便。
舉行戶外宴會是我和巴巴拉以及孩子們早在休斯敦時就已保持的一種生活方式。喬治20歲，但其他孩子連青春期都還沒到：傑布13歲，尼爾剛過12歲，馬文10歲，最小的多蘿西7歲。
巴巴拉當然是主角，這樣一位家長總要留心幫助解決十幾歲及更小孩子的生活中出現的各種日常問題及緊急事情。但在我的辦公室當時誰都明白——現在也明白——任何一個孩子打電話來時，不管我在做什麼，都要給接通。周末我們要做完各項工作，這樣我就能單獨與孩子們聚一聚。
這些是我一星期中度過的最重要時刻。華盛頓的生活甚至能給一位新上任眾議員的家庭以莫大壓力。這可能成為一個陷阱。你參加公務活動是希望你孩子及下一代的將來能安穩無恙。在前進道路上的某一點，除非你小心翼翼，你可以忽略這樣一個事實：你作為一個家長首要的責任是你孩子在成長過程中需要你時，你這個時候就要呆在他們身邊。巴巴拉和我搬到華盛頓後，我們下決心不會忘記我們作為家長的第一優先考慮之事。
一位眾議員隻能與其工作人員一樣優秀，除了將我在得克薩斯州的人馬包括吉姆·艾利遜、佩蒂·羅素和阿琳·史密斯帶到華盛頓外，我選進國會後最漂亮的步驟之一就是雇露絲·紮瑪麗婭在朗沃恩大廈我的辦公室當主任。露絲在艾伯特·托馬斯手下工作過，他是一位來自休斯敦已退休的得克薩斯州高級眾議員。她不僅了解我所代表的選區，而且懂得國會上的辦事方式——使國會成為一個獨特機構的為人處事技巧及其微妙差異（有些人會稱之為部落傳統習慣）。
我是在為一項議案找共同提案人嗎？“跟甲眾議員談談，”露絲會勸道，“他一直對那一問題感興趣。但不要自找麻煩去對乙眾議員談論此事，因為如果這與其地區沒任何關係，他不會感興趣。當你對兩眾議員談到此事時，不要提了眾議員的名字，因為他們在一次秘密聽證會上剛爭論過這一問題，甚至在哪月哪天兩人也達不成協議。”
露絲也對適當的時侯做出適當的事非常敏感。最好的例子是在1969年1月20日總統就職日。大部分要歸功於我辦公室工作人員考慮了所代表的選區之需要這一有效方法，我在無人反對的情況下再次當選。旁邊搭起了一個專門的大站台，用於國會議員們來觀看就職典禮。我正準備到那兒去時，露絲突然有一個更好的主意。
“你知道你應該做什麼嗎？”她說，“無論如何你真沒必要在寒冷中坐上三個小時。你應該做的是出門去安德魯茲向約翰遜總統道別，去向他致意。他是民主黨員，但他是得克薩斯同胞，而且他當了我們的總統。”
她當然完全對。我出門前往安德魯茲空軍基地，約翰遜內閣成員以及一群他在參院和眾院的朋友都在那兒列隊道別。結果我是在那兒的唯一共和黨人。總統沿著隊列走著，對即將離開他度過大半生的這個城市而產生的任何想法都絲毫沒有流露。由於這些年我一直挖空心思反對這個人——不是約翰遜本人，而是其政策——此時此刻我不禁深感不安。
就是這位總統，不是很多年前曾伸出雙手，穿過人群，“親自接觸大眾的血肉之軀”。他熱衷於政治，醉心於權力。他從30年代就一直在華盛頓，他根據其偶像富蘭克
林·德·羅斯福來塑造自己，並且毫無疑問希望作為20世紀令人敬仰的美國領導人之一而與富蘭克林·羅斯福一道名垂青史。然而由於越南問題，這一鼓舞人心的宏願給斷送了。他一敗塗地，就要返回得克薩斯了。
我與他握了握手，祝他一路平安。他點了點頭，向著舷梯走了幾步後轉過身來，回頭望著我說：“謝謝你來送行。”
幾分鍾後他往家鄉飛去，這是他最後一次乘空軍一號飛行。
有一位參議員那天下午顯然沒有去安德魯茲，那就是拉爾夫·亞巴勒。我沒有注意到這一點，但林登·約翰遜似乎注意到了。民主黨朋友告訴我在緊接著的12個月裏，亞巴勒給約翰遜寫了兩封長信解釋他為什麼沒有去那兒。這位參議員擔憂是有其原因的。他1970年正在準備參加再次當選的選舉，所以不能冒昧去得罪約翰遜。
這位前總統退休後就回到皮得內爾斯河旁的牧場。我們從一位名叫奧維塔·卡爾普·霍彼的共同朋友那兒聽說：他對我去安德魯茲表示讚賞。後來在休斯敦一次我和他出席的公共集會上，他邀請巴巴拉和我去參觀他的大農場。我們訪問了一天，並體驗到了林登·約翰遜向所有參觀者提供的那種富有傳奇色彩的莊園之遊。這是指坐著白色的大陸林肯牌轎車以每小時75—80英裏的速度行駛在髒亂不堪的道路上，我們的主人開著車，一輛特工人員的大汽車拚命跟在後麵。
我們談論政治，但隻是泛泛而談。他問到了我父親。他們在參院共過事，彼此跨越政治上的鴻溝而相互尊敬。我們還大致上談了談事態如何對尼克鬆政府有利。但沒談到任何具體的事情。在那次行程中沒談到。
然而另一次我們確實談到了具體事情。關於白宮要我再次向拉爾夫·亞巴勒挑戰的巷談正在得克薩斯州傳開。尼克鬆總統及黨的其他戰略家包括像彼得·奧唐奈那樣的得克薩斯州共和黨領導人，把亞巴勒在參院的席位看作是我們能夠在全國中期選舉中拿到手的一席。人們感到我1964年沒擊敗亞巴勒的唯一原因是他在林登·約翰遜的保護下參加角逐的。六年後他似乎比什麼時候都更軟弱無力了。有關我想競選參議員的猜測開始出現在我回到家鄉後的多次記者采訪中。我對此有興趣嗎？我會放棄眾議院席位去競選參議員嗎？
事實上我還沒拿定主意。一方麵，亞巴勒的自由思想仍與得克薩斯州大部分民主黨人的意願相悖。但是……
這將是一次中期選舉——對掌管白宮的那個黨決無好處——而且經濟也不景氣，這就是1970年會有利於民主黨候選人的兩大因素。
我與林登·約翰遜有很多共同朋友。有一位朋友建議說，有個主意可能不錯，即去征詢一下前總統我是否該參加競選。我知道而非猜想，約翰遜不管怎樣討厭亞巴勒，也決不會支持一位共和黨候選人競選公職，但要知道他在這個問題上的真實想法是很難得到良機的。傑克·斯第爾是我在休斯敦的一位朋友，而且我一進人政界後他就一直是我的支持者。我與他飛往那個大牧場。
這次造訪沒有邀遊大牧場，因為約翰遜要親迎一些其他拜訪者的到來，包括我在眾院的一位同事傑克·皮克爾。我開門見山提出了我的問題。主人說沒錯，他已聽說過關於我競選的各種流言，但（正如我的預料）他是一位民主黨人並一直在任何競選中支持民主黨候選人。當然，他確實有能自行其是的朋友。
“總統先生，”我說，“我還有一個決定要做，我很想聽聽您的高見。我在眾院的席位是保得注的——上次沒人競爭——而且我還在籌款委員會得到一個職位。”
林登·約翰遜同意這對一位年輕眾議員來說是個艱難的抉擇。
“我不在乎去冒險，”我說，“再任幾屆，我會在一個強有力的委員會中擁有資深的地位。我就是拿不準這是否我該參加的一次賭博，是否真值得。”
“夥計，”約翰遜說，緩慢而有所指的，“我在眾議院工作過，”他頓了頓，“我也有幸奉事於參議院，”又頓了一下，“兩院都是工作的好地方，所以我不想首先規勸你做什麼，除了申明以下一點：當一名參議員與當一名眾議員之不同就像冷拌雞肉與碎泥雞肉之不同。”他又停了一下，“我說到點子上了嗎？”
我與傑克·斯第爾飛回休斯敦。我傾向於參加競選角逐。雖然決不能說林登·約翰遜已勸成了我與一位有抱負的民主黨參議員競選。然而無論如何我沒有枉此一行，此行使我的選擇明朗化了。如果要我作出一個選擇，而那種公正的競選能很好地組織起來，我就選冷拌雞肉。
得克薩斯州人星期二在該州選舉下屆美國參議員時，將決定他們是否是要采納尼克鬆總統或前總統林登·約翰遜的意見。
大約20O萬或更多的投票人將在46歲的得州共和黨人喬治·布什眾議員與49歲的民主黨人勞埃德·本特森之間挑選，二位富豪都是政治上保守的休斯敦行政官員。
獲勝者取代得州任期很長的自由派領導人即67歲的得州民主黨人拉爾夫·亞巴勒參議員，他在5月2日民主黨預選中已被本特森擊敗。
由於本特森出人意料地擊敗了亞巴勒，所以他一開始參加大選就處於決定性的有利地位。但各種跡象表明，競選結束時將難分難解，布什正在緊緊追上來……
投票人也要花相當時間來費力琢磨選票上七項擬議中關於投票的憲法修正案的措詞。有一項即第二項提議“廢除禁開酒店法”。這如果得到投票人的支持，那意味著立法機關可以在法律上許可酒類搭飲料之買賣由地方決定……
從自身經曆來說，我知道你及你的家此時一定感到失望。然而，我肯定你不會讓這次失敗打消你想繼續領導我們黨和國家所作出的努力。 理查德·尼克鬆
製訂出的各種最好計劃……及種種政治風險。
“誰會想到，”選票集中統計後在《林斯敦紀事報》工作的雷德·貝弗裏奇寫道，“布什能得1033243票還落選了呢？”
次日早晨我對孩子們解釋道，有些事並不是被認為是什麼就是什麼。
首先，我們已料到拉爾夫·亞巴勒沒實力，我們料中了。他非常軟弱無力，以致那些保守民主黨人將中意的候選人（不僅得到林登·約翰遜而且得到前州長約翰·康納利的支持）推推搡搡來到他前麵，而我甚至還沒有得到一次機會。第二，我們占據了城市地區——哈裏斯縣和達拉斯縣加起來共有10萬選票——但“酒類搭飲料”提案使鄉村縣達到創紀錄的票數。那些天所有民主黨人都投票反對“開放酒店”而按該黨意願進行投票。
所以我要回華盛頓幹完作為這一屆眾議員最後幾個星期的工作。但行前我要在休斯敦聯邦大廈裏我的地區辦事處舉行一次記者招待會。第一個問題當然是我感受如何以及將來的前景。
“在你遭受初次挫折即落選的打擊後，這並不是一件太壞的事，”我回答說，“未來看起來似乎不像八個小時以前那麼令人沮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