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宴席……
尼克鬆總統任命喬治·赫伯特·沃爾克·布什為美國駐聯合國代表，將遇到兩種可以預料得到的反應，一是世界上的聯合國事務觀察家會揚起眉毛表示驚疑，二是美國國會山也會提出種種疑問。
為什麼不呢？任命一個政治上的失敗者，一個沒有什麼外事經驗，更不要說外交經驗，而且即將去職的眾議員擔任此職，似可看作尼克鬆政府大大貶低聯合國的舉動。參議員們評判這一提名時，肯定會對任命這一保守的共和黨人、得克薩斯州的石油百萬富翁來擔任國家的最高大使級職位提出質疑。
第一次的印象有時候可能是不真實的。如果真有點幸運，事實將證明這次就是如此……
我和巴巴拉、小喬治居住在奧德薩一條泥濘街道的獵槍房裏已有22年，那時我在艾迪柯公司加班加點地工作以證明自己的能力。一個耶魯大學畢業生能否在得克薩斯州西部當好一名石油設備推銷員呢？
現在，“小”喬治在空軍中駕駛噴氣機，我則和巴巴拉及其他幾個孩子傑布、尼爾、馬文和多蘿西一起住在華爾道夫飯店一套可以俯視東河的房間裏。除此之外，一切都沒有變化。我還是在加班加點地工作，以證明自己能勝任新的工作。一個得克薩斯州搞石油、搞政治的人能否當好美國駐聯合國大使？
在擔任一項新的工作時，懷疑者無不投之以不信任的眼光，並詢問你獲得任命的原由。關於這樣的事情，有兩點可以說說。
首先，你隻能上進，別無它路。人們不可能期待一個“沒有任何外事經驗、更無外交經驗的即將去職的眾議員”倡導什麼大的和平行動。
盡管這麼說，為什麼還選擇我任《明星報》稱之為“國家最高級的大使級職位”呢？原因與在我之前獲得此職的多數美國駐聯合國大使一樣——政治原因，那些不會在有經驗的“聯合國觀察家”中或者國會山中引起驚奇的政治原因。
人們曆來把聯合國看作一個外交講壇。而自哈裏·杜魯門以來的曆屆總統都願意通過他的大使宣布自己的外交政策。在冷戰初期，杜魯門派駐聯合國的是他的朋友、參議院時的同事沃倫·奧斯汀。
艾森豪威爾總統任命了他原先的一位政治支持者，在參院競選中將席位輸給約翰·菲·肯尼迪的小亨利·卡伯特·洛奇作為他在聯合國的發言人。為了提高該職位的級別，艾克給洛奇以內閣成員的地位。
在肯尼迪當總統的時候，他把聯合國的大使職位看作解決政治難題的一種工具。肯尼迪任命能言善辯的艾德萊·史蒂文森作他的發言人，然而他的真實目的是不給史蒂文森擔任他真正想當的國務卿的職務。小阿瑟·施萊辛格寫道，肯尼迪“私下裏對史蒂文森的決斷能力有懷疑，而且無疑地不想要一個他擔心有可能與他相處不好的人來擔任國務卿”。
我被任命的政治背景要從1970年尼克鬆總統要我與拉爾夫·亞巴勒競爭參議員席位說起。在我們之間就此事進行的第一次談話中，他對我說，他知道我將為此而放棄可以穩穩到手的眾議員席位，但是選舉之後，他將對內閣成員進行一些調整，如果我競選失敗，他將考慮給我一高級職位。
我的回答是：如果我決定與亞巴勒對抗，那是因為我自己要這樣做，不論結果如何，總統沒有責任。我還告訴他，我沒有打算輸給亞巴勒。結果，當然，我沒輸給他，而是輸給了本特森。
選舉後不久，白宮辦公室主任H·R·霍爾德曼給我在朗沃思大廈的辦公室打電話，要我到白宮去一趟。霍爾德曼是一個精明強幹的辦公室主任，他能精確地反映出他為之工作的上司的想法。每當他講話時，你能明白你是在聆聽總統的旨意。他告訴我，尼克鬆正醞釀對內閣作些大的調整。在談到聯合國一職時，我的名字曾被提及。
當時尼克鬆正在物色一個人，來取代約翰遜政府留下的駐聯合國大使查爾斯·約斯特。約斯特領導下的美國在紐約的外交使團一直以低姿態出現。但是，在總統任期的後兩年，為了加強他1972年的競選連任活動，總統想要他自己的人出席內閣會議。而約斯特雖然主持一個無黨派傾向的職務，但他本人畢竟是一個民主黨人。我有一種感覺，他對尼克鬆的政策似乎並不完全滿意。同時我也知道，尼克鬆對約斯特處理聯合國的工作感到不快。
在白宮西側霍爾德曼的上等辦公室裏，白宮辦公室主任和我討論了白宮對駐聯合國大使人選的要求。顯然，這個人沒有過高估計自己的作用。美國駐聯合國大使雖與白宮和國務院緊密配合，但他並不製訂政策，而隻是執行政策。我的評論是，即使接受此職位的人並不懂得這一點，亨利·基辛格可以就此給他上一個24小時的速成課。不過，我還補充一句，聯合國大使應能參與決策，並能接近總統，才能工作得有效。霍爾德曼同意我的觀點。
談話中提到我缺少職業外交經驗的問題。假如我取代約斯特這樣一個職業外交家，肯定會引起人們的批評。但事實上，迄止那時，多數美國使節如奧斯汀、洛奇和阿瑟·
戈德堡（以及此後的帕特·莫伊尼漢、安德魯·揚、珍妮·柯克帕特裏克和弗農·沃爾特斯）等都不是職業外交家。
我對那次會見的印象是，除了作為一個商人有過一些海外接觸以外，我沒有什麼外交經驗，但這並不會妨礙我被考慮得到這一職位。尼克鬆把聯合國看作世界輿論的論壇。對他來說，聯合國大使之職既是外交使命，也是政治使命。這就使得我的政治經驗在他眼裏成為一個長處，而不是弱點。
我的任命是1970年12月11日宣布的，宣布後立即就有了反應。在國會山，人們歡迎這一消息（也有一個例外，那就是參議員艾德萊·史蒂文森第三，他等了整整三個月，到我上任前一天才說我是“完全不夠格的”，我的任命是“對聯合國的一大侮辱”）。
報上社論多數反應是肯定的。如《匹茲堡郵報》喜歡這一任命。（“在任命布什這件事上，尼克鬆總統不僅是為一個即將去職的眾議員作出了安排，而且確實是找到了一個有興趣並且有能力來做好這一重要工作的人選。”）但是《明星報》和《紐約時報》就不喜歡。（“在他的簡曆裏沒有什麼經曆證明他有資格充任這一十分重要的職位。”）
關於擔任一項新工作時懷疑者不信任你能做好，我要說的第二點是：這加強了我競爭的本能。他們提出了挑戰，我下決心要證實他們是錯誤的。
我也像多數美國人一樣，在1945年聯合國創立時曾對它抱有不切實際的希望，但到70年代初期，我的認識已有了巨大的變化。聯合國作為“和平的最後也是最好的希望”，像又一盞明燈一樣暗淡下來了。
許多美國人覺得難以接受的是，聯合國即使未能達到人們的期望，然而仍然起著有價值的作用。在政治領域中，它也許基本上是無所作為的，有時甚至起反作用。但聯合國維持和平部隊自50年代初期在朝鮮到7O年代和8O年代在中東一直起著很好的作用。而且聯合國在科學、醫學、農業及空間技術等領域，更不要說在援助難民和饑餓者的人道主義工作方麵，都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不過，在我聽取了詳盡的情況介紹後，於1971年3月初作為美國駐聯合國大使赴任時，我對聯合國的局限性。或者我本人作為美國在這所“玻璃宮殿”裏的首席代表的作用，已經不抱幻想了。我在那兒應是我國政策的積極鼓吹者，而不是消極辯護者。就像我在上班第一天工作結束時對《休斯敦郵報》記者弗雷德·博納維塔說的，“我來到了這塊不得安寧的土地上。”
是的，我……一頭撞到雅可夫·馬利克這垛石頭牆上。
在我的記憶中，雅可夫·馬利克是朝鮮戰爭期間蘇聯在聯合國安全理事會表情嚴肅、態度固執的發言人，那時安理會的辯論經常在電視上轉播。馬利克是讓俄文“不”為英語世界家喻戶曉的冷戰初期蘇聯外交官之一。他不斷地使用大國否決權來阻撓聯合國采取蘇聯人所反對的行動。
1950年，由於馬利克的退席，聯合國才得以不被否決地通過決議，使保衛韓國成為國際性的，而不隻是美國獨家承擔的任務。
20多年過去了，馬利克再次出現在聯合國，現在他的頭發變白了，但是他的本性並沒有變化，這一點我在出席第一次正式會議時就發現了。
對於新來到聯合國這個國際場麵的人，不管是美國總統還是大使，蘇聯人總有一種可以預料得到的歡迎方式，要給他個下馬威。他們試探試探這個新人，有時故意挑起對抗，以觀其反應。
我剛向聯合國秘書長吳丹遞交了國書，幾乎還沒有在辦公室坐定，我的副手克裏斯托弗·菲利普斯就進來報告說，馬利克已經要求召開一次四大國大使的特別會議，即英國的科林·克勞爵士、法國的雅克·科斯久什科-莫裏澤。馬利克和我，來處理以色列立即撤出1967年六日戰爭中所侵占的阿拉伯領土問題。該問題早就列人聯合國的緊急議程，但是馬利克選擇了這一特定的時間來催促迅速采取行動。
會議剛一開始，馬利克就發表起長篇演說來，指責美國在撤退問題上聽命於以色列。我說，這叫指控太荒謬，不值一駁。我進一步說，如果蘇聯人就是這樣行事，那麼他們並不是真正想要和平解決中東問題。這就是我參加聯合國工作的入門儀式，也是馬利克說的“歡迎進入外交界”的方式。 在我任駐聯合國大使期間，作為東道國的首席代表，我可受夠了蘇聯式的外交那一套。馬利克經常打電話來，就俄國人遇到的不便或遭到美國公民騷擾等事向我提出抗議。
有時，即使蘇聯人的抱怨是合理的，也慣於在堅持他們的觀點時走得太遠。
例如，有一次發生了一件討厭的事情，一顆子彈射入了蘇聯代表團駐地的一套公寓房間。當我的代表團打電話來報告所發生的事情時，我正與比利時人共進晚餐。我立即與我們的蘇聯問題專家迪克·庫姆斯一起趕到現場。他們的一個克格勃人員迎接了我們。
他匆匆忙忙把我們領到11層，然後帶進房間，讓我們看遭到破壞的情況。一個窗戶破碎了，子彈擦過冰箱射人牆壁。紐約城一個久經磨煉的偵探正在仔細地檢查牆壁上的彈坑。
然後，在我們見過了住在該公寓房間的受驚的家庭後。一個負責人——不是馬利克本人，而是他的部下，朝著我叫嚷說。這是蓄意的挑釁，不可能沒有我們參與就發生。
此時，我便采取了對付蘇聯人的蠻橫指責的既定方針—一以攻為守。我說，“這不是事實。而且你也知道，”（盡管他很可能並不知道，因為在俄國不會在政府不知曉的情況下發生“意外事件”。）然後，我指著正在收集牆壁內子彈碎片的偵探又說，“你看到那個官員了吧，他是美國最好的子彈專家。我們指定他來破這一案子，因為我們決意要找出究竟是誰幹了這件事，而且不管他是誰，都要送交法庭審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