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做似乎安撫了俄國人。而且這也不會使紐約城的偵探不高興，雖然我以前從未見過他。
但是，基本事實是紐約的警察在破這一案子。此後不久，他們逮捕了一個人，指控一個保衛猶太人聯盟的成員擁有上述事件中使用的來複槍。
在上述事件中，法庭將那個嫌疑犯釋放了。但是，我在聯合國任職期間，保衛猶太人聯盟還被牽涉到其它一些暴力事件中去。我能夠同情他們的事業—一抗議蘇聯猶太人遭受迫害，但是我對保衛猶太人聯盟的領袖拉比·邁爾·卡亨明確表明，我不認為他為這一事業做得好。
有一天，卡亨到美國代表團來要求見我。當時，我正要到聯合國大廈去。我的一些工作人員說，卡亨是、一個挑起對抗，讓報紙作為頭條新聞來報道的專家，故建議我們從後門出去。我決定不這樣做。
當我向前門走去的時候，等在接待處的卡亨站起來擋住我的路。
他問道，“你為什麼不願與我談話？我隻要求進行一次對話。”
我一麵向街上走去，一麵告訴他，“因為我已經看到你要對話的意思，那就是射向蘇聯大使館的子彈。我不能寬恕你們那夥的暴行，就像我不寬恕阿拉伯恐怖主義者對猶太人的暴行一樣。”
最壞的一個阿拉伯恐怖主義者行動，就是在慕尼黑奧林匹克運動會上殺害以色列運動員，它導致我在聯合國曆史上第二次使用了美國的否決權，以反對1972年安理會的一項決議，因為此決議譴責以色列襲擊巴勒斯坦在敘利亞和黎巴嫩的基地，卻沒有譴責導致這一襲擊的慕尼黑暴行。
這是一個一邊倒的不負責任的決議，這在當時的聯合國很典型。由於第三世界國家在聯合國大會獲得了多數，攻擊西方，特別是美國，已成為一種風氣。而與此同時，這一國家繼續承擔著聯合國將近1／3的預算。每當美國受到攻擊時，尼克鬆總統從不忘記提及這一事實。
1971年秋季，當第三世界多數國家投票將我們的台灣盟友驅逐出聯合國的時候。美國在聯合國大會上遭到了到那時為止最為嚴重的挫折。作為美國大使，我曾努力進行走廊外交，讓台灣保持它在聯合國的席位，作為所謂“雙重代表權”計劃的一部分。
這個計劃產生在美國知道已經不再能夠掌握必要的票數來阻止聯合國大會承認北京政府作為中國人民的正式代表的時侯。我們的“雙重代表權”政策是個讓步措施。它接受不可避免的發展——北京加入聯合國，同時繼續維護我們國家對我們在台灣的朋友們的義務。
真正決定性的投票是就一個程序性的問題進行的。我們在拉丁美洲、非洲、亞洲國家的聯合國代表中進行了緊張的拉票活動。而另一方麵，共產黨及其它反西方國家同樣努力地拉票支持它們驅逐台灣。有一段時間，按我們的計算我們能獲得取勝所需的票數。但是臨到1971年10月25日，我們認為已對我們作出承諾的選票卻轉為棄權。有些答應支持我們的代表沒有出席會議。最後的計票結果是59票對55票，15個國家棄權。直到今天，
我仍然記得那些原先答應投票支持我們而後卻失信的國家。
在程序性的投票後，聯合國大會繼續以相當大的差額投票承認北京政府而驅逐台灣。這是聯合國曆史上的一個轉折點，反西方集團（包括共產黨國家）在美國威望處於危險狀況時第一次擊敗了美國。在宣布投票結果時，有些國家的代表真的在會場的過道上跳起舞來。對他們來說，台灣並不是他們要針對的對象，打擊山姆大叔才是他們的真意。
職業外交家的標誌是從不讓個人的感情影響對自己工作的看法。然而，我不是一個職業外交家。我坐在美國大使的席位上，對周圍發生的情況不僅感到憤恨，而且感到憎惡。中華民國，這個曾經幫助建立了聯合國的政府，已被驅逐出國際社會，而這一事件卻在聯合國大會的會場上受到慶祝。如果這裏就是“人類的議會，世界的聯邦”，那麼
這個世界已陷人比我想像的還要深刻的困擾。
一會兒以前，情況已經明朗——台灣在聯合國的日子到頭了。當我看見台灣大使劉鍇與他的代表團最後一次走出會議大廳的時候，我受自己個人感情的支配，離開坐位，在他到達大門前趕上了他，我把一隻胳膊放在他的肩上，對所發生的一切表示遺憾。他感到他被這一他的國家幫助建立並多年來一貫支持的組織出賣了。
從劉的角度看，美國並沒有竭盡全力支持台灣政府，美國對他的國家的地位采取的立場正在改變。美國代表團曾努力讓“雙重代表權”政策在聯大獲得通過，但結果卻是另一種“雙重代表權”政策—一華盛頓在承認北京這一問題上的暖昧態度，使得我們維護台灣的努力遭到了失敗。
1971年夏，亨利·基辛格對北京進行了一次秘密訪問，這是美國政策發生變化的第一個標誌。然後，在聯大辯論台灣地位問題前不久，華盛頓宣布了尼克鬆總統將於1972年訪問中國。
這一新聞在白宮和國務院被看作是一次曆史性的突破。但是就在聯合國執行美國政策的角度而言，這等於是在我們要求中立國家堅持反對北京之時，我們自己對毛政權的立場卻軟化了。
不論我個人對驅逐台灣的感受如何，接納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聯合國和建立與北京的外交接觸的高瞻遠矚和明智，是顯而易見的。我理解總統和亨利·基辛格正在設法達到的目標。難以理解的是，基辛格告訴我，他對台灣問題的最後投票結局感到“失望”。我有此同感。但是鑒於我們在紐約說的是一套，而在華盛頓做的是另一套，這種結局是不可避免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團身穿單調的灰色老式服裝於11月11日到達紐約，這是我第一次直接接觸中國共產黨人，我將遇到一些地緣政治學預料不到的事情。
中華人民共和國副外長喬冠華在聯合國大會的第一次正式講話中譴責美國，這並不使我感到驚奇。我雖然知道兩個共產黨大國有著嚴重的分歧，但直到他用同樣的篇幅譴責蘇聯時，我才體會到中國人對俄國人的敵對情緒。第二天報紙上出現了一張漫畫，畫的是馬利克與我坐在各自的辦公桌前正皺著眉頭，而喬卻提著一桶米傾倒在我們倆的頭
上。
然而，喬的講話隻是我了解中蘇關係真實狀況的第一課。真正使我驚奇的事——即他們對我們隻是不喜歡，而對俄國人則是蔑視——發生在中國駐聯合國大使黃華第一次出席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非正式會議時。
這次會議在法國大使雅克·科斯久什科-莫裏澤的寓所舉行。黃華和我早就在一次由國務院禮賓專家精心設計的場合見過麵了。因為美國還沒有正式承認北京政府，我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的會見應該顯得是偶然巧合的，而不是預先安排好的。
我坐在聯合國的代表休息廳裏，取了一個喬冠華和黃華進入會場的必經之地。當他們經過的時候，我站起來，熱誠地而不是過分熱情地伸出我的手，並作了自我介紹。
他們都與我握了手，熱誠而不是過分熱情。這一“自發”的相互介紹完成之後，我們各走各的路了。然而，重要的是中國大使與我能偶爾交談幾句，因為盡管我們兩國還沒有正式的外交關係，但有些地方我們有著共同利益。
現在，科斯久什科一莫裏澤在他的寓所門口迎接黃華，並把他引向起居間。科林·克勞爵士、雅可夫·馬利克與我已在那兒等候。黃華被介紹給科林爵士，與他握了手，然後介紹給我，與我握了手。而後馬利克伸出了他的手。我看到黃華也把手伸向前，但在聽到“蘇聯大使”一詞時，他猛地抽回了手，轉過身子走開了。
這一侮辱完全是有意的，黃華在他來之前就知道馬利克會在那裏。他給俄國人嚐了一次馬利克自己喜歡給新來乍到的人端出來的苦藥，不同的是中國人的目的不僅是要測試俄國人的容讓程度。我意識到黃的行動是故意向其他大國表明，中國人把蘇聯“霸權主義”——更甚於美國“帝國主義”——一看作是他們國家安全的最大威脅。
把手伸出半空的馬利克，臉色紅得發紫，就好像黃用手背打了他一記耳光一樣。此時，不過有幾秒鍾的時間，卻顯得很長，房間裏的緊張氣氛難以描繪，沒有人講話，隻聽到沉重的呼吸聲。然後，我們的法國東道主慌慌張張地走向餐廳，揮動著手叫道，“我們走吧，走吧，開會了。”
我們五個人在桌子邊就坐入席，兩個共產黨大使隔開了一段相當的距離。然後我們進行了相對有禮貌的討論。但幾年以後，當我作為美國使節被派到北京時，那次會議對我的影響仍留在我的腦海裏。
一個大使拒絕與蘇聯外交官握手的前例發生在50年代美蘇冷戰高峰時期，當時，亨利·卡伯特·洛奇轉身離開蘇聯外長安德烈·維辛斯基。我從法國大使的起居間裏了解到，不管美國和蘇聯之間的緩和狀況如何，世界上還存在著另一種冷戰，那是世界上兩個最大的共產黨國家之間進行的冷戰。
父親在緬因度假時得了一種咳嗽病，無論怎樣也不能擺脫。最終，他被說服去紐約的斯龍—特林紀念醫院作一次徹底檢查。診斷結論是肺癌。他並不絕望，但是病毒在迅速地擴散。
母親與我們一起住在華爾道夫—阿斯托裏亞飯店的大使寓所，她大部分時間守候在
父親的病床邊。父親死於1972年10月8日。這對我，對他的其他子女都確是一次打擊。我們失去了一個最好的朋友。
我擔任美國駐聯合國大使直至1973年1月。在我離任回華盛頓的時候，一個記者問，我在聯合國的經曆是否已經改變了我對該組織的評價。
我那時和現在的回答都是“是的”。它使得我對聯合國更加不滿，因為我親眼看到了它的缺點和局限性，但它也使得我更加地支持它，因為我看到了該組織在人道主義、社會及其他領域能夠有所作為，能將意識形態分歧局限於最小範圍。
從政治上來說，聯合國無論在現在還是將來都是世界上存在的緊張局勢的反映，而不是解決緊張局勢的機構。我記得在1971年大會期間安理會上那個最動人的講話，它是由專程來紐約要求聯合國采取行動製止印度入侵東巴的當時巴基斯坦副總理佐勒菲卡爾·阿裏·布托所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