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托作了情緒激昂的呼籲，但是並沒有效果。我在會場所看到的使我想起了1936年國聯那個令人沮喪的場麵，當時海爾·塞拉西飛往日內瓦求助，因為他的國家正遭到墨索裏尼意大利的侵略。
1936年時，國聯的成員對此曾袖手旁觀。現在1971年，聯合國的成員對要求停止兩個成員國之間戰爭的呼籲仍然袖手旁觀。
布托在結束他的講話時說，“你們在這兒吃的是三道酒的豐盛宴席，聽的是張口必稱先生這類奉承、恭順的語言，而我的國家卻正在被戰火分割著。”說到這兒，他激動地拿起他照著念的黃色稿紙，把它們撕成碎片，並讓這些紙屑飄落到桌上。此時，好像要強調布托這番話中的意思，安理會的主持者塞拉裏昂的伊斯雷爾·拜恩·泰勒—卡瑪
拉如夢初醒似地說，“我們感謝尊敬的巴基斯坦先生給我們作了極有益的講話。”
很顯然，聯合國有許多長處可以一提的，但是要達到其早先給人們的希望——成為“世界和平的最後也是最好的希望”，那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呢。
總統要我到戴維營去見他。當我接到這個電話時，我就知道我們在紐約城的日子快結束了。
1972年11月取得了對喬冶·麥戈文的壓倒的勝利後，來自白宮的傳聞說，為組成尼克鬆的第二屆政府，大的人事變動正在醞釀中，其性質並不是選舉後常有的人事變動，而是總統考慮已久的對行政部門的一次大改組。
尼克鬆想要的是一個由高級官員組成的與白宮密切配合的“超級內閣”。這些“超級官員”之一就是財政部長喬治·舒爾茨，而財政部的實際管理工作將由一個副部長負責。
在預定我要見總統的那一天，我先坐飛機到華盛頓，然後去白宮，因為協助尼克鬆搞改組方案的約翰·埃利希曼告訴我，舒爾茨想在我去戴維營之前見我。
喬治還像平時那樣鎮定自若，他直截了當，開門見山地問：我是否願意作為他的副手幫他管理財政部？我回答說，這一提議令人滿意，但是我得先看看總統想怎樣安排我。
我坐在直升飛機上，從五角大樓直升飛機停機坪到戴維營的路上，想著喬治的提議。我的選擇——也是巴巴拉的選擇。還是願意留在聯合國，但是如果總統的想法是重新改組、調遣人員，那麼財政部差使給了我一個新的而且不同的機會。
在戴維營，一個隨從武官迎接我，把我帶到總統的周末住地“阿斯彭”，這是一個設備齊全、隱藏在卡托克廷山繁茂的綠樹叢中的小別墅。這兒有著曆史的氣息，走在這個地方，有走進白宮的感覺。富蘭克林·德蘭諾·羅斯福采用了詹姆斯·希爾頓的《失去了的地平線》一書中所描寫的西藏一處神秘勝地的名字，把它稱為香格裏拉。我可以理解他為什麼這麼叫它。特別是在我從華盛頓乘直升飛機到這裏，一路忍受飛機高分貝的噪音以後，這裏的寧靜更具奇異神秘感。
總統顯得心情輕鬆，至少比在競選時輕鬆。當時，即使蓋洛普民意測驗表明他處在領先地位，比他人高出30個百分點，但尼克鬆的競爭本能一直使他處在警覺的狀態。
“喬治，”我們一坐定，他就說，“我知道舒爾茨已經與你談過財政部的職位了，如果這正是你所喜歡的職位，我也同意。但是，”他繼續說，“我真正要你去做的，真正需要你的地方是全國委員會的領導工作。喬治，對共和黨來說，這是一個重要的時刻。我們有機會在今後的四年中建設一個新的聯合陣線，而你就是能使其實現的人。”
原來是這樣。我告訴總統，我需用一點時間來考慮這個問題。他同意了，並要我在作出決定後打電話通知埃利希曼或者他本人。
我一回到華盛頓，就打電話給我的好朋友商業部長羅傑斯·莫頓。在涉及白宮的內部事務時，我最為尊重羅傑斯的判斷。他建議我，如果接受黨主席的職務，那麼我應當確保有出席內閣會議和改組委員會的權力。該委員會的前主席、參議員休·斯科特讚成羅傑斯的建議，他告訴我，“要堅持這一點。”
第二天，在與巴巴拉及孩子們討論了對工作的選擇後，我就打電話給埃利希曼，告訴他，如果讓我參加內閣會議並給我放手處置的權力，我將接受共和黨全國委員會主席之職。埃利希曼說，他相信總統會同意的，但是仍需證實一下。不到一小時，他就回了電話，於是我就獲得了這一新的任命。
我們要回到華盛頓，回到政治軌道的生活中去了。親愛的總統先生：
我經過再三考慮作出的判斷是，你現在應該辭職了……鑒於最近事態發展的影響，而且這種影響還將持續下去，我感到辭職對國家、對總統都是最好的。我相信，這種觀點是全國各地多數共和黨領導人所持有的看法。由於我對你永誌不忘的感激之情，我寫這封信是非常為難的。如果你真離職，曆史將懷著永恒的尊敬之情恰當地紀錄下你的功
績…… 全國性政黨的主席從沒有要作一個如此困難的政治聲明，但是這封信一定得寫。而且要交給總統，正如同一天下午巴裏·戈德華特不得不率領共和黨領導人代表團去白宮，告訴總統為了他的國家和黨的利益，他必須辭職。
我欠理查德·尼克鬆甚多，事實上，我至今仍有此感。當我最初參加競選政治職位時，他曾到得克薩斯州為我拉票。其後，他又給我珍貴的機會在國際上代表我的國家。但是我寫了這封要求他辭職的信，這是因為一個政黨和國家比任何人，即便是總統，都要大，都要重要。
水門事件使總統受到打擊，但是應對導致尼克鬆下台的掩蓋事實真相的行為負責的是白宮；充當G·戈登·利迪等人策劃和執行破門而入的基地從而導致掩蓋事實的是總統再次當選獨立委員會，而不是共和黨全國委員會本身。
從黨的立場來看，使公眾理解這一差別是重要的，甚至是生死攸關的。如果做不到這一點，那麼，不光是政府，還有黨，都得麵臨政治上的毀滅。
水門醜聞在我去共和黨全國委員會任職僅幾個月就爆發了。從1973年春到1974年8月8日尼克鬆總統辭職為止，我作為全國委員會的主席，幾乎全部精力都放在處理這一事件上。
我改變了委員會的一些做法，采用了我在薩帕塔公司任職期間差不多相同的管理辦法。如我削減了預算，首先下一道命令，把主席的小轎車換成更簡樸的交通工具。我還大量裁減人員，並下指令禁止含酒精的飲料在上班時間進入共和黨全國委員會辦公地點，從而中止了工作日中的所謂“尋歡作樂”時間——一些雇員已習以為常的行為。
但是這些隻不過是日常事務的整頓，根本不是總統在戴維營所談到的那類事情。至於建立一個新的多數聯盟，實現這一設想的時機並沒有到來。每當一顆新的地雷爆炸動搖著尼克鬆總統執政基礎的時候，我們就很清楚地感到，能維持住我們已有的聯合陣線就是幸運的了。
大凡黨的全國委員會主席，不論共和黨，還是民主黨，都要拜訪黨在各州和各地方的工作人員，扮演啦啦隊隊長的角色。我的工作則像一個繃帶運輸員，周遊全國各地，包紮黨受到的創傷。
自戴維營會見之後，我僅有兩次機會就黨務問題單獨會見總統。舉行過幾次內閣會議，但由於水門事件占去了白宮越來越多的時間，這些會議的重要性減弱了。
如果說我對白宮感到失望，那麼總統的白宮官員定然是同樣地對我感到失望。霍爾德曼、埃利希曼和丘克·科爾森想要的共和黨全國委員會主席是能在反擊帶頭起訴水門事件的調查者時充當尖兵的人。
科爾森有一次從白宮給我寄來一份在印有全國委員會箋頭的紙上起草好的信，讓我簽名。信中以一些白宮工作人員稱為“棒球”樣強硬的語言攻擊了批評總統的反對派。但是在我看來，這封信的語言不僅是棒球，而且是投向擊球手頭部的猛球。
我感到共和黨全國委員會主席的工作不是為白宮工作人員起草的激烈的政治指責蓋橡皮圖章。我被告知，簽署科爾森送來的那類信件原先是“常事”，我回答說，再也不能如此了。
我願意保衛總統反對不公正的批評，但對共和黨全國委員會在進行政治攻擊中該走多遠是有明確界限的。我反對的不是白宮工作人員的目的。而是他們的手段：形勢越嚴重，他們要以委員會名義進行的反擊也越激烈。
不用看蓋洛普民意測驗，隻看看我辦公室收到的那些信件的數量和內容，我就可以衡量出水門事件對尼克鬆的影響。這些信來自全國各地共和黨領導人和黨的成員。開始時，十分之九的人支持尼克鬆，並要我做更多努力來保衛他。然而，參議員薩姆·歐文的水門事件調查委員會披露的事實開始產生影響了。不久，來信開始批評我沒有使黨與
水門醜聞保持更大的距離。到8月初，當我寫信要求總統辭職時，人們普遍擔心的是，如果總統再繼續幹下去，將使共和黨與他本人一起垮掉。
當黨內思想體係上的分歧變得模糊時，最後的轉折關頭就來到了。在參議院最強烈
支持尼克鬆的吉姆·巴克利打電話告訴我，他準備舉行新聞發布會要求總統辭退後，形勢就變得很明朗了：不管法律後果如何，黨內對水門一案已在政治上達成了一致意見。
尼克鬆政府的最後一次內閣會議於8月6日舉行，恰在我向總統遞交那封信的前一天。正如當時的總統顧問迪安·伯奇所說的那樣，會議是個“超現實的事件”。
尼克鬆進人了房間，像平時一樣的整潔、衣著合體，但他的臉顯得浮腫和疲勞，像是一個度過了幾個不眠之夜的人。會議進行著，總統依次聽取目前政府麵臨的各種問題的近況報告。
內閣成員中是司法部長比爾·薩克斯比提及政府最大的難題。但是很清楚，尼克鬆那天無意討論水門事件。當時他的總統職務已在崩潰，彈劾不再是可能發生而是必然發生的了，要求他辭職的呼聲時時刻刻都在增長，然而總統主持他的最後一次內閣會議，就像水門事件沒有發生一樣。看來他已是一個遭圍困、受折磨而筋疲力盡、脫離現實的
人了。
三天以後，當尼克鬆的總統直升飛機離開白宮南草坪時，我自己的感情是很複雜的。作為共和黨全國委員會的主席，我感到如釋重負；但作為欠理查德·尼克鬆一大筆人情的人，作為總統本人及其家庭的朋友，我為我所見到的不僅是一場政治災難，甚至是一出人類悲劇，而感到悲傷。